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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告别  作者:雷蒙德·钱德勒

枪不是对着我,只是握在手里。那是中口径(中口径(medium-caliber)手枪是指口径在7毫米至11毫米之间的枪械。下文提到的柯尔特与萨维奇分别是由美国柯尔特(Colt)公司与萨维奇(Savage)轻武器公司制造。)的自动手枪,外国造,肯定不是柯尔特或萨维奇。凭他这张惨白疲惫的面孔、脸上的疤痕、翻起的领子、拉低的帽檐和手上的枪,活脱脱就是从警匪片中跳出来的人物。

“你送我到蒂华纳(蒂华纳位于墨西哥西北部。)去搭赶十点十五分的飞机。”他说,“我有护照和签证,除了交通工具,我一切都安排好了。基于某种理由,我不能从洛杉矶搭火车或公车或飞机。出租车费五百美元合理吧?”

我站在门口,没挪开让他进门。“五百美元外加一把枪?”我问。

他茫茫然地低头看手中的枪,然后把它放进口袋。

“这可能是一种保护,”他说,“为了保护你,而不是我。”

“那就进来吧。”我侧身,他精疲力尽地冲进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由于屋主不修剪,窗外长满密密的灌木,遮住了窗扉,所以客厅还是很暗。我开了一盏灯,摸出一根烟点上。我低头瞪着他,伸手抓抓乱蓬蓬的头发,脸上照例露出疲倦的笑容。

“我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么迷人的早晨还睡懒觉?十点十五分,呃?好吧,还有很多时间。我们到厨房,我来煮些咖啡。”

“我碰上大麻烦了,侦探。”侦探,他第一次这么叫我。可是跟他闯入的方式、他的穿着、手上的枪很相配。

“今天会是很好的日子。和风徐徐。你可以听见对街的老尤加利树彼此窃窃私语,大谈以前在澳洲小袋鼠跳跃树枝间、考拉互相骑在肩上的时光。是的,我大致觉得你遇到了麻烦。等我喝两杯咖啡,我们再谈。我刚起床时总有点儿头昏眼花。我们来跟哈金斯先生和扬先生(此处指Huggins-Young牌咖啡,该咖啡公司1964年被可口可乐公司收购。)商量一下。”

“听着,马洛,现在不适合——”

“别怕,老兄。哈金斯先生和扬先生是两个杰出的人。他们制造哈金斯—扬咖啡。花了一辈子的心血,那是他们的骄傲和喜悦。以后我会看到他们得到应得的嘉许。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是赚钱而已。他们不会这样就满足的。”

我一面闲扯淡,一面走到后面的厨房。我扭开热水,把咖啡壶由架子上拿下来,沾湿标尺,量了一些咖啡放进顶层。这时候水滚了。我把下半截的量器装满,放在火上,再把上半截套上去转牢。

这时候他已经跟着进来,在门口探了探头,然后穿过早餐区,滑进椅子里。他还在发抖。我由架子上拿起一瓶“老爷爷”(老爷爷(Old Grand-Dad)是美国比较流行的一种威士忌。),倒了一大杯给他。我知道他需要一大杯。饶是这样,他还是得用双手捧着才能送到嘴边。他大口吞下,砰的一声把杯子放下,然后向后倒在椅背上。

“差一点儿完蛋。”他呢喃道,“活像一个礼拜没睡似的。昨晚整夜没睡。”

咖啡壶快要滚了。我把火转小,看着水往上升,在玻璃管底部停了一会儿。我把火再开大,让水漫过圆丘,然后又快速把火拧小。我搅动咖啡,把它盖上。定时器定在三分钟。讲究方法的家伙,马洛。天塌下来也不能干扰他煮咖啡。就是一个绝望的汉子手上拿把枪来也不管。

我又倒了一杯酒给他。“就坐在那儿,”我说,“不要讲话。就坐着。”

第二杯他用单手拿着。我匆匆在浴室洗漱一番,回来的时候计时器的铃声正好响起。我关了火,把咖啡壶放在桌面的一块草垫上。我为什么要说得这么详细呢?因为紧张的气氛使得每一件小事都像表演,像一个明显又重要的动作。那是极为敏感的一刻,你所有不自觉的动作无论多么熟悉,多么习惯,都成为意志之下彼此分离的举止。你就像一个患了小儿麻痹之后学走路的人。没有一件事是顺理成章的,绝对没有。

咖啡融进水里,空气照例咻咻涌入,咖啡直冒泡,然后就安静下来了。我取下咖啡壶顶层,摆在罩子凹处的滴水板上。

我倒了两杯咖啡,往他杯子里加了一点儿酒。“你的咖啡没放糖,特里。”我这杯加了两块糖和一些奶精。这时候我睡意渐消。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打开冰箱,拿出奶精盒的。

我坐在他对面。他一动也不动,靠在早餐区的角落,全身僵硬,然后毫无征兆地突然趴在桌上哭起来。

我伸手拿出他口袋里的枪,他根本没有察觉。是毛瑟(毛瑟手枪由德国毛瑟(Mauser)公司生产,该公司从事武器制造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毛瑟7.65毫米手枪是20世纪30年代末为军用或警用而设计的,1940年开始生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和警方曾大量装备这种手枪。)七点六五毫米口径,很漂亮。我闻了闻,把弹匣拉开。弹匣是满的。没有发射过。

他抬头看见咖啡,慢慢喝了一点儿,眼睛没看我。“我没开枪杀人。”他说。

“噢——至少最近没发射过。这把枪早就该擦了。我想你不太可能用它来打人。”

“我说给你听。”他说。

“等一下。”咖啡很烫,我尽快喝完,又倒满。“是这样的,”我说,“你向我报告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如果你真的要我送你去蒂华纳,有两件事千万不能告诉我。第一件——你有没有注意听?”

他轻轻点点头,一双茫然的眼睛瞪着我头顶后方的墙壁。今天早上他脸上的疤一片青黑,皮肤几近死白,但疤痕照样发亮,很明显。

“第一,”我慢慢地说,“如果你犯了罪或者做了法律上称为犯罪的行为——我是指严重的罪——不能告诉我;第二,如果你知道有人犯了这样的罪,也不能告诉我。如果你要我送你去蒂华纳,千万不能说。明白了吗?”

他望着我的眼睛。目光焦点集中,却毫无生气。他灌下咖啡,脸上没血色,但精神稳定了。

“我刚才说过我遇到困难了。”他说。

“我听到了。我不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困难。我得赚钱谋生,得保护我的执照。”

“我可能拿着枪逼你呀。”他说。

我咧嘴一笑,把枪推到桌子对面。他低头看着,没有伸手碰它。

“特里,你不可能拿枪押着我到蒂华纳。不可能押过边界,不可能登上飞机。我是一个偶尔会动枪的人。我们把枪抛到脑后。我告诉警察我吓得要命,不得不照你的话去做,我应该装得看上去像一些。当然了,假设我不知道有什么事该向警察报告的话。”

“听好,”他说,“要到中午或者更晚才会有人去敲门。仆人很识相,她晚起的时候不会去打扰她。可是中午左右她的女侍会敲门进去。她不会在屋里。”

我啜饮咖啡,没说什么。

“女侍会发现她没在家睡觉。”他继续说,“于是会想到去另一个地方找。离主屋很远的地方有一栋大客宅,附有独立车库,等等。西尔维娅在那儿过的夜。女侍最后会在那儿找到她。”

我皱眉头。“特里,我问你话要非常小心。她不会是离家过夜吗?”

“她的衣服总是堆得一屋子都是。她从来不把衣物挂好。女侍知道她在睡衣外面披了一件袍子,就那样走出去了。所以她只可能去客房。”

“不见得。”我说。

“一定是去客房。该死,你以为他们不知道客房里都有什么勾当?用人向来知情。”

“不说这个了。”我说。

他用手指使劲摸没有疤痕的半边脸,留下一道红印子。他慢慢地接下去说:“在客宅里,女侍会发现——”

我厉声说:“西尔维娅醉得一塌糊涂,全身麻痹,样子很狼狈,全身冰凉直到眉尖。”

“噢。”他想了想。想了很长时间。“当然啦。”他补充说道,“可能会是那样。西尔维娅不是酒徒。她喝过头的时候,可不得了。”

我说:“故事就说到此为止。差不多了。让我往下编吧。你大概记得吧,上次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我对你有点儿粗鲁,自己走掉不理你。你实在让我发狂。事后仔细想想,我看出你只是想自嘲,摆脱大祸将临的感觉。你说你有护照和签证。拿到墨西哥签证需要点儿时间。他们不会随便让人进去。原来你计划出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正奇怪你能忍多久呢。”

“我依稀自觉有义务待在她身边,觉得她需要我大概不只是当个幌子,免得她老子查东查西的。对了,我半夜打过电话给你。”

“我睡得很熟。我没听见。”

“然后我到一家土耳其浴场,待了两个钟头,做了蒸汽浴、全身浸浴、喷雾淋浴、按摩,还打了两通电话。我把车子留在拉布里亚和喷泉街口。我从那儿走过来的。没人看见我转进你这条街。”

“那两通电话跟我有没有关系?”

“一通打给哈伦·波特。老头子昨天飞到帕萨迪纳,有事情。他没回家。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但他最后终于跟我说话了。我跟他说抱歉,我要走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斜睨着水槽上方的窗户和摩挲着纱窗的金钟花矮树。

“他听后感觉如何?”

“他很难过。他祝我好运。还问我需不需要钱。”特里粗声笑起来。“钱。他的字典中最先出现的就是钱字。我说我有很多钱。接着我打给西尔维娅的姐姐。过程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想问一件事。”我说,“你可曾发现她和男人在那栋客宅里?”

他摇摇头。“我没试过。要查不会太难。从来就不难。”

“你的咖啡凉了。”

“我不想再喝了。”

“很多男人,嗯?但你还回头又娶她一次。我明白她是大美人,不过还是——”

“我跟你说过我一无是处。见鬼,我第一次为什么要离开她?事后为什么每次看到她就醉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宁愿跌进阴沟也不向她要钱?她结过五次婚,不包括我。只要她勾勾指头,任何一个前夫都会回到她的身边。不只是为百万钞票。”

“她是大美人。”我说,然后看看手表。“为什么一定要十点十五分在蒂华纳登机?”

“那班飞机随时有空位。从洛杉矶出发的旅客可以搭‘康妮’(康妮(Connie)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星座(Lockheed Constellation)飞机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DC-5是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一种能容纳十六名乘客、设计航程较短的小型飞机,一直没有大规模投入使用。下文提到的DC-3是道格拉斯生产的另一种机型,也是航空史上最成功的机型之一。),七个钟头就到墨西哥市,谁要搭DC-5翻山越岭?而且‘康妮’不在我要去的地方停。”

我站起来,身子贴着水槽。“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你别打岔。今天早上你来找我,情绪很激动,要我送你到蒂华纳去赶一班上午的飞机。你口袋里有一把枪,但我未必看得出来。你告诉我你尽量忍,但是昨天晚上你终于大发脾气。你发现你妻子醉得半死,有个男人在她身边。你出来,到一家土耳其浴场去打发时间,直到早上,你打电话给你老婆的两个最亲的家人,告诉他们你正在做什么。你去什么地方不关我的事。你有必要的文件可以进入墨西哥,你怎么进去的也不关我的事。我们是朋友,我没有多考虑,就照你的要求行事了。你是情绪化的家伙,战时受过重伤。我想我应该去领你的车,找一家车库存放。”

他伸手到衣服内,掏出一个皮制钥匙套推到桌子对面来。

“听来合不合理?”他问。

“那要看谁在听啦。我还没说完。除了身上的衣服和从岳父那儿拿到的一点钱,你没带什么。她给你的每一样东西你都留下了,包括你停在拉布里亚和喷泉街口的那辆漂亮汽车。你要尽可能走得干干净净,日子还要过下去嘛。好吧。我信了。现在我刮胡子,换件衣服。”

“你为什么要帮这个忙呢,马洛?”

“我刮胡子的时候,你去弄杯酒喝。”

我走出去,留下他弓背坐在早餐区的角落里。他还戴着帽子,穿着轻便大衣,可是显得活泼多了。

我进浴室刮胡子,回卧室打领带的时候,他走过来站在门口。他说:“我洗了杯子以防万一。不过我一直在想,也许你最好打电话报警。”

“你自己打给他们。我跟他们没话说。”

“你要我打?”

我猛转身,狠狠瞪了他一眼。“他妈的!”我几乎是对他狂吼,“看在基督耶稣的分上,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抱歉。”

“你确实抱歉。你们这种人永远在抱歉,却永远后悔莫及。”

他转身顺着门廊走到客厅。

我穿好衣服,锁好房屋后半部。等我走到客厅,他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头歪向一边,脸上毫无血色,整个身体累得松松垮垮的。他看来真可怜。我碰碰他的肩膀,他慢慢醒来,仿佛从他置身的地方到我置身的地方隔着好长一段路。

等他注意到我,我忙说:“带个行李箱如何?那个白色的猪皮箱子还在我衣橱的顶架上。”

他兴味索然地说:“那是空的,而且太醒目了。”

“不带行李箱更醒目。”

我走回卧室,站在衣橱内的阶梯上,把白色猪皮箱子由顶架上拉下来。方形的天花板活门正在我头顶,我把它往上推开,手尽可能伸进去,将他的皮制钥匙丢进某一根灰蒙蒙的小梁柱后面。

我拿着手提箱爬下来,拍掉上面的灰,在里面塞了一些东西:一件从没穿过的睡衣、牙膏、备用牙刷、两条廉价毛巾和洗脸巾、一包棉手帕、一条十五美分的刮胡膏,连同整包购买的刮胡刀。没有一件是用过的,没有一件有记号,没有一件引人注目,当然若是他自己的东西会更好。我又放了一瓶八分之一加仑、仍裹着包装纸的波本威士忌。我锁好手提箱,把钥匙插在一个锁孔里,拿到前面。他又睡着了。我没叫醒他,打开门,把手提箱直接拿到车库,放进敞篷车的前座后面。我把车子开出来,锁好车库,爬台阶回屋里叫醒他。该锁的门窗统统锁好,我们就出发了。

我开得很快,但没快到被开罚单的程度。一路上我们几乎没说话,也没停下来吃东西。没有那么多时间。

边境的人没跟我们说什么。到了蒂华纳机场所在的那个多风的台地,我把车子停在机场办公室附近,坐着等特里买票。DC-3的螺旋桨已经慢慢转动热机。一位穿灰色制服、体形高大、恍若梦中情人的飞行员正和四个人聊天。其中一位身高约六英尺四英寸,带着枪套。他身边有个穿长裤的姑娘、一位个子小小的中年男人,以及一个高得把男伴衬得更弱小的白发妇人。还有三四个一望而知是墨西哥人的人站在附近。看来飞机搭载的就是这些人了。登机扶梯已架在机舱门口,但似乎没有人急着上飞机,这时候一位墨西哥空服人员走下扶梯,站着等候。好像没有扩音设备。墨西哥人登上飞机,可是飞行员还在跟那几个美国人聊天。

有一辆大帕卡德(帕卡德(Packard)汽车是20世纪中叶最流行的豪华型汽车之一。)车停在我旁边。我伸出头去,看了一眼那辆车的牌照。也许哪一天我会学乖不管闲事。我把头伸出去的时候,看见那个高个儿女人往我这边瞧。

这时特里穿过灰蒙蒙的石子地走过来。

“都办好了。”他说,“我就此道别了。”

他伸出手来,我跟他握手。现在他气色不错,只是疲乏,疲乏到极点。

我由奥兹莫尔比车里拿出猪皮手提箱,放在石子地上。他气冲冲地瞪着它。

“告诉你我不要。”他不耐烦地说。

“特里,里面有八分之一加仑好酒呢。还有睡衣之类的。都查不出是谁的。如果你不要,就寄放在什么地方。扔掉也可以。”

“我有我的理由。”他生硬地说。

“我也有。”

他突然微微一笑,拎起手提箱,用空着的一只手捏捏我的手臂。“好吧,朋友,听你的。记住,如果事情变得棘手了,你可以全权决定怎么做。你不欠我什么。我们一起喝过酒,渐渐熟起来,我谈自己谈得太多了。我在你的咖啡罐里留了五张百元大钞。别生我的气。”

“我宁愿你没留。”

“我的钱连一半都用不完。”

“祝你好运,特里。”

那两个美国人正在爬扶梯登机。一位面孔宽宽黑黑的矮胖男子由办公大楼的门口走出来,挥手指指点点。

“登机吧。”我说,“我知道你没杀她。所以我才会来这儿。”

他强打起精神,全身变得很僵硬,慢慢转过身,回头望。

他静静地说:“抱歉。这一点儿你错了。我要慢慢地上飞机。你有充分的时间阻止我。”

他走过去。我望着他。办公室的家伙正在等,但是不太急。墨西哥人很少失去耐性。他伸手拍拍猪皮手提箱,对特里咧嘴一笑,然后侧让一边,让特里穿过门口。过了一会儿特里由海关那一边的门口出来。他非常缓慢地走过石子地,走到扶梯前,停在那儿,朝我这边看。他没打信号或挥手。我也没有。接着他上了飞机,扶梯就收走了。

我上了奥兹莫尔比车,启动,倒退,掉头,驶过停车场。高个子女人和矮个子男人还在停机坪上。女人伸出一条手帕挥舞着。飞机开始滑行到停机坪末端,扬起大量尘土。机身在那一端转弯,马达加速转动,吼声如雷,飞机开始慢慢加速。

后面尘烟漫天,然后飞机升空了。我望着它慢慢飞进刮着台风的空中,消失在东南方的蔚蓝天空里。

然后我离开那儿。边境大门处没有人看我一眼,仿佛我的面孔平凡得像钟表的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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