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他们就是美国人

历史深处的忧虑  作者:林达

卢兄:你好!

这些日子给你写了很多信,今天写完大概是要告一段落了,因为接下去我会很忙,不会再有那么多时间写信。希望你对我的这些信大致上感到满意,也希望这些信是基本上回答了你所提出的问题。来了这些年,常常很想念我的朋友们,一直因为没有抽出时间好好给大家写信,介绍一下大家很想了解的美国,感到很抱歉。这次给你写信,感觉得也是在给所有的朋友们写信,写的时候,他们的身影常常在我眼前浮现,我希望,他们对我的异国故事都会有兴趣。今天写完,我将大大的松一口气,总算是不愧对老朋友了。

写信的时候,我也时时都以感激的心情,想起我们在这里交往的一群年轻的美国新朋友。我写的故事很多都是他们的故事。他们不仅教会了我们逐步适应这里的生活,当我们站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感觉自己就象是掉到了月亮上,心里充满惶惑,惊慌和不解的时候,他们的友谊更是使我们逐渐感到平和,温暖和充实。他们使我们了解美国,并不仅是因为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很多美国情况,而是接触的时间长了,我们发现,他们就是美国。

希望有一天你来到这里时,我能把他们介绍给你,但是,那时候,也许已经很难再找到他们,他们习惯于生活在不断的流动变化中,不断地谋生以及寻找更好的生活,他们搬得很勤,走的很远。我们知道,他们满怀希望地在走向不同的新天地,早晚会走出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会一直对他们心怀感激,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共同相处的那些日子。没有他们,不会有我的这些信。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Mike Caplinger,他是一个富家子弟,但是你一点也看不出来。我们相识的时候他才二十七岁。站在那里高高大大,体重是我的一倍。他非常聪明,学识渊博,不论我遇到什么问题,只要问到他,有问必答,而且总是充满了智慧。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日子。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计算机和历史。他的聪明反而使得他十分困惑,因为他兴趣的范围太广泛,不知道自己到底选择什么才好。大学毕业以后,他先是在加油站找了个临时工作,使自己先能活下去,之后又换了别的工作,可是也都是体力活儿,挣得很少,常常跟我一样为钱不够而忧心忡忡。在他干得很苦的时候,我问过他,你父母对你现在的情况是不是感到很不安?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他说,当然有一点,但是他们知道,是他们从小教育我,路要靠自己走出来。

Laura Cloninger是我的英语教师, 她是义务教师。二十三岁。这种情况在美国非常普遍。在美国所有的博物馆,植物园,图书馆等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医院等地方,都有大量的义务工作者。高中毕业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最好有义务社会服务的经历,这样更容易被好的大学录取。在我们原来以为是“金钱至上”的美国,来了以后发现到处都有非常普遍的义务工作者,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义务的英语教师专门帮助新移民的。 Laura和我上课的内容就象是“文化交流”,非常有意思。她的父亲很有钱,但是她也是一上大学就自己独立生活。她学的是法语,当她打算读研究生的时候,父亲告诉她,如果你一年能念下硕士来我就付学费。她只能拼命念,一年真的拿下了学位。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刚毕业就在一个小学找到了工作,专门教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孩子学英语。她很喜欢接触不同的文化。她口袋里有一百美元的时候,她就去参加潜水训练班,打算以后去海里探险。她有五百美元的时候,就跑到终年积雪的滑雪场去学滑雪,第一天就摔断了胳膊。回来照样乐呵呵的,活的满开心。

Francis Michael是圣灵修道院的修士, 他出生在大城市费城,二十多岁的时候来到这个修道院,经过考虑决定留在这里生活。入修道院有一套程序,分为几个阶段,一边进行宗教教育和仪gui训练,一边也使新来的了解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每一个阶段结束时, 你都可以重新作决定,是继续留下还是选择离开。Francis幽默开朗,聪明能干,我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很奇怪,他怎么会在那么多不同的选择面前,偏偏选择留在一个清贫孤寂的地方,但是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了。他曾经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过我们非常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很喜欢在有空的时候就去看看他,向他提出大量的问题,他也很喜欢和我们聊天,提出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但是从来不主动向我们提到基督教。他使我们了解了美国的一个部分,对于这个部分我们以前感到很陌生。

一想起Paul Holland,我耳边就会想起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声,笑得使大家都忘记了自己的烦恼。他是在纽约长大的,在那里从大学的微生物专业毕业。但是他太喜欢大自然而又不喜欢有拘束的生活。所以他决心离开大城市并且当一个艺术家。在美国,一开始如果有一个人向我作自我介绍,说他是艺术家或是音乐家的话,我总是肃然起敬。后来马上就明白了,这个称号仅仅意味着他很穷。在纽约大家都说,如果天上掉下一个东西砸了什么人的脑袋,那么肯定砸到的是一个艺术家。Paul偏偏就选择了加入这么一个行列。此后他一直是卖一阵作品打一阵工,这几天又是他的低潮期, 他的老破车又“死过去”了,但是他照样能发出同样的笑声。 他即使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照样把哪些展销会最好卖的信息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别人,哪怕人家卖的是和他差不多的东西。他的这些信息有一阵真是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我们之间有过许多愉快的交谈,有一次谈到种族问题,他听说我们把自己称作“有色人种”,居然一脸天真的惊讶,伸出胳膊和我比比找不出有什么区别。他问我,你觉得自己是什么颜色的呢?我说当然是黄色的,他爆发出一阵大笑,一边笑一边高兴地说,没关系没关系,如果你算是黄种人,我就是绿的! Salina Nelson是人类学专业的毕业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她喜欢大自然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来美国以后所学到的许多有关动物和植物的知识,一多半都是从她那里学来的。她进大学的时候选的是与动物学有关的专业,上了几堂课以后,发现老师讲的东西她早就知道了,就转成了学人类学,而且因为发现“人”居然有那么多“品种”感到非常高兴。大学毕业以后,她和丈夫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艰苦奋斗的生活,几乎什么累活儿都干过。她在一个苗圃认真工作了三年,积累了实际经验之后,前年去一个风景优美非常清静的地方开了一个小农场,专门种植不使用任何化学品的各种香料和鲜花,这是他们小俩口一直憧憬的理想,他们是非常坚定的环境保护者。曾经在几年里,我们一直分享他们的美丽憧憬,听他们描绘他们的蓝图。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们,他们还处在初创阶段,又苦又累,还借了债。今年这个小农场已经兴旺起来,她高高兴兴寄来了名片,在农场的名字后面认认真真地印着他们的理想:无化学品种植。

Bill Riddle是一个生活能力非常强的年轻人, 梳一条长长的马尾巴,长得很帅,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他父亲在他不记事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他母亲靠政府救济把他们兄妹四人拉扯大。他的妹妹几乎重复了她母亲的道路,成了一个单身母亲,他的弟弟又成了一个吸毒者。他自己却是一个自制能力很强的人,一点也不愿意放任自己。他十七岁就开始独立生活,自己养活自己,找得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挣一段学费就上一段学。美国的学校用我们的话说是“卖学分”的,不管年龄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交一份钱就可以上几个学分的课,凑满了学分就可以毕业。美国学生这样断断续续上学的很多,一般都是因为经济问题。所以Bill今年25岁了,还没有大学毕业,但是他已经接近了他的目标,正在读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原来一直想当森林警察,所以选的是法律专业,现在他的理想是考上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今年他也是一面上学一面干活,工作很累,但是他坚持下来了,两门课考得都不错。他很喜欢听保守派的“谈论节目”,宣称自己是保守派,这对他这样一个家庭出来的人很不寻常。一般美国人都认为,保守派是为富人说话的,因为他们总是主张削减政府救济。Bill是吃救济长大的,但是他还是希望改革福利制度,尽管美国的福利大概已经是发达国家中最少的一个。每一次回家,他都要劝他的妹妹进学校,开始独立生活。他觉得很难说美国的福利制度,对于象他妹妹这样的单身母亲的照顾,是救了她们还是害了她们。

Joe Morrone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他生在纽约的“意大利城”,父母是从西西里岛来的第一代移民, 他父亲也许是为了使他远离和“黑手党”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意大利移民圈子,从小不许他学说意大利语,结果他真的成了一个完全的美国人。他是艺术系毕业的,曾经在美国海军里服役,他在这段日子里随军舰周游世界,一下船就酗酒胡闹,军队的纪律使他痛苦不堪。但是不知从哪一天起他突然醒了,从此滴酒不沾,而且成了一个素食者。他离开了海军,又回到了艺术之中。他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热衷于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和他聊天总使我感到受益非浅。

我还想感谢我们的朋友Lydia Clements和她的丈夫Steven Glude,他们已经搬到田纳西州的山区去了。 住在美丽的山里,一直是美丽的Lydia的梦想。她念硕士学位的研究课题是“不同民族的妇女巫术”。可是我下次打电话时,一定要问问这对蜜月中的小俩口,他们这一段在靠什么维持生活。也许他们又回学校去念书了。 Mike Kling 是六十年代的嘻皮士, 走南闯北,一肚子知识。还有看上去弱不经风的Darcy Jones, 创作的金属雕塑和油画都极有力度。一个女孩子坚持在这一行里真是很不容易, 生活也只能是象泥萝卜一样,洗一段吃一段。Pam花不少钱养着一大群狗和猫,她的植物养护知识非常丰富,不论你遇到什么问题,她随手就能用很漂亮的字给你开出“方子”来。她给我们的圣诞礼物总包括一份特别好吃的猫食。她的工作很辛苦,不放弃所有的加班机会,我觉得她是最需要别人关心的,但是她总是在关心别人。 Lauren Mcleod也是从艺术系毕业的,还去意大利画过写生,她的自画像很有味道,但是实在无法以此为生,最近去加利弗尼亚重新入学,这回只能改学推拿了。学应用数学的Gina Seymour是一个思路非常清楚的女孩子,办事掌握分寸, 无可挑剔,教给我们很多有关美国的基本知识。还有David,我们曾有过几次长时间的十分有益的谈话。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启发。

还有Sander Heilig和他的妻子Karin Albert, 这是一个非常“美国化”的家庭。Sander是一个很典型的犹太人,他的祖父一辈为了躲避当时在俄国很普遍的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寻找自由来到了美国。他的父亲在二次大战作为美国军队的一名战士参战,负伤退役后身体不能恢复,也就不能在战后的和平生活中开创另一番事业。因此,Sander读大学还是靠的政府资助,他是60年代以后接受新思潮的一代,曾经因为他反越战的观点,和他作为荣誉军人的父亲发生激烈的争执。父亲去世后他常常为此感到内疚。 Karin则是第一代移民,至今还保留着她的德国国籍。她家三代都是律师,但是她的父亲在二次大战期间却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战争,成为德军的一名士兵,战后则这盟军的战俘营里生活了几年。当他们这两个家庭聚在美国时,正是二次大战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当我们坐在这个聚会中,一种巨大的历史沧桑感使我感慨不已。他们思辩的能力都很强,我们非常感激他们给予的很多帮助。

新移民来此之后常常感叹艰辛和困难,几乎所有的人初来这儿,没有不体验过走投无路举步维艰的困境。但是,天天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在一起,发现他们个个也都得靠自己奋斗。他们都算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甚至包括其中少数富家子弟,他们的生活,也都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除了没有语言问题之外,我们在这儿经历过的困难,他们很多人也都得经历。相比之下,他们的生活态度常常表现得更为轻松。我发现,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缘故,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生活观念的不同。

他们特别注重个人意愿,个人生活和个人幸福,因此个人奋斗也就随之而天经地义,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反之,没有前者也就没有了后者的动力。同时,整个社会,从法律到人们的习惯,都高度尊重个人的生命,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的意志,都把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奋斗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这和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而牺牲,有着逻辑上的不同。我们中国人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 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 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 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

个人意志和社会利益孰先孰后,我不想多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那么,在一个把“个人意愿”放在首位的美国,是不是人人都很自私自利呢?日常生活中是不是都很唯利是图呢?人与人之间是不是都很冷酷无情呢?对此可以有很不同的看法,有时候,这涉及到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处境和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是有机会看到较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以及是不是看到了这些现象的来龙去脉。在这儿,我只能给你举一些例子。

刚来美国不久,就在超级市场出口处看到了一个形容憔瘁的人,身边放着要求施舍的纸牌。 这些人在这儿被称之为无家可归者。美国有相当多这样的无家可归者,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里。无家可归者的成因非常复杂,但是他们都没有产业,没有工作,没有地方住。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设有无家可归者庇护所,大多数是教会和慈善机构办的,提供简单的住宿和食物。我曾经每天从庇护所接送一个无家可归者上下班。他工作很努力,待人很礼貌,也很聪明。他每天都带着庇护所提供的午饭。他告诉我,他吃和住是不成问题的。他的问题是,他有了钱就忍不住买酒喝,一醉方休。兄弟姐妹都对他绝望了,只有庇护所不厌其烦地无偿地帮助他,给吃给住,帮找工作,还要帮助治疗酗酒问题。但是庇护所依法不能管他的钱,所以他还是常常喝醉,因此也不能有驾驶执照。庇护所只能在他喝醉时不让他进门,让他先在人行道上醒醒酒。

庇护所和所有的慈善机构的钱都是私人募捐来的。作为非营利机构,慈善机构可以用各种方法向社会募捐。那么,捐钱的人多不多呢?

美国人在钱上面通常分得很清。朋友或同事相约上饭店酒吧,通常是各人付个人的账。这使得中国人很不习惯,美国人却想不通这样有何不好,时间长了,我发现美国人说是一起吃饭,就是指一起趁这个时间聊聊天的意思,只不过是聊天的地点选在饭馆,与中国人概念中的“请吃一顿”有很大区别。在美国,成年子女住到父母家里,有时也还得给父母交点儿房租。大部分美国人花钱很实惠,几乎看不到有人摆阔。一方面是赚钱不容易,花钱的地方又太多。这里基本上已经没有传统生活方式的自给自足,现代生活方式又要靠工作来换取生活的一切。另一方面是高消费包围之下,钱的诱惑太大。钱不嫌多只嫌少,在富裕的美国更是如此。但是有没有人捐钱,如何捐法,其实和钱的多少关系不大,更多地说明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精神面貌。

我的朋友Joe是个艺术家, 但是艺术很难养活自己,所以还得打工,赚来的钱养活自己所余不多,是个一分一分算着过日子的人。第一次看到他经过无家可归者时停车掏钱,还友好地打招呼,祝这位无家可归者晚上愉快,我着实吃了一惊。后来才知道这位自名为自由派的青年还给绿色和平组织,保护动物组织,大赦国际等等捐款。他和他的妻子平时穿得破破烂烂,好在这也是艺术家的风度,又是自由派年轻人的风气。他还常常要给我来一点社会主义的道理,但对于电视上中国人当年打麻雀的历史,却难以原谅。

第一年感恩节前夜,我们在食品店碰上一位老太太。她一定要送给我十元钱,说是节日的礼物。看上去她早已退休,也不会是很富有的人,但是她说,今天是感恩节,是北美人民感谢这块新大陆给他们以衣食的日子,所以今天她出门前就打定主意,要送十块钱给一个需要钱的人。我告诉她我有工作,我不缺钱,让她把钱给更需要的人。在打心底里感谢她的时候,我忍不住十分感慨。

美国是个消费社会,出门就要花钱,没钱寸步难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个闻名全球的大博物馆,是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私人基金维持的。参观一般是六美元。但是你如果没钱,或者你说你没钱,你可以用任何一个硬币,五分,一角,或二毛五分,进去参观一整天,从欧洲,亚洲,非洲到美洲印地安人,从史前到现代,难以计数的艺术珍品任你看,任你拍照,守卫对你照样彬彬有礼,恭恭敬敬,因为你虽穷但热爱艺术。美国朋友告诉我,很多私人博物馆实行这种做法,而且听起来好像理所当然应该如此似的。但是,几乎所有来这里的美国人,只要他的口袋里掏得出这六美元,他绝不会拿着一个硬币进去。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觉悟。

也许你会说,大概去这样的大艺术馆的都是有教养的人,情况比较特殊。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在美国的百货公司和大型商店,你买了东西在规定的期限内(有的是一个月,有的是三个月),不许要任何理由都可以退货,大到录音机录像机都是如此。这些商店的顾客都是最普通的美国人,如果没有一种普遍的道德素质,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政策是根本实行不了的。

你大概已经知道有名的卡内基基金会。它的创始人安德鲁·卡内基是上世纪中叶从苏格兰来到美国的一个穷苦工人的儿子。他成为美国钢铁大王以后,据说为了处理他的财富思考多年,最后决定建立基金会来服务于社会。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能够体现这一点的是有很多很多基金会。诸如音乐,美术,医药研究等等很花钱的设施,基金会起了主要的作用。

看人们怎样花钱,以及社会怎样宣扬花钱,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风气。美国社会当然是形形色色,见怪不怪。好莱坞的明星们富有而炫耀,他们的职业决定了炫耀是一种策略。真正富有的人却并不炫耀,因为他们知道炫耀在社会上并不光彩,他们犯不着惹人非议。大多数人并不富有,但“衣食足,知荣辱”是普遍的。这儿不大有中国人中间常见的互相比富比穷,但能帮人一把时肯帮人一把的好心人很多。所以社会上有很多组织劝人捐钱,有为了研究某种罕见疾病的,有救济非洲饥民的,有保护环境的等等。捐钱的人既无名也无利,也没有什么压力,全看“觉悟高低”。美国两大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竞选总统要花大量金钱,以及上上下下各级议员官员竞选的资金,也是靠私人捐助。写到这儿想起了有一个统计说,论每人每年在社会政治方面的捐款,在美国的犹太人平均是大约六十美元,在美国的中国人平均是不到半美元。有趣的是,人们都认为犹太人是以小气出名的,而中国人则一向被认为是在一个置社会于个人之上的文化中长大的。

去年我从报上读到,有一对老人,一生辛辛苦苦攒下了几百万财产。又老又病时,这笔钱足够他们安度一个富足体面的晚年了。他们却认为一生辛勤攒下的钱在晚年这样花掉太可惜。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他们安排好一切,向朋友邻居道了别,把所有财产捐给了慈善机构,然后一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对老人是白人。

前不久报纸上又登了一个老妇人,一生很穷,洗衣为生,省吃俭用,没有受过教育。她攒下了十几万块钱,决定捐给学校。克林顿总统请她去白宫吃饭,她却没有去白宫的盘缠了。航空公司赶紧送她免费机票。她说她不习惯乘飞机,宁可坐火车。可是火车票买不到了。铁路公司的老板自己掏腰包特地为她加了一节车厢。这个老妇是个黑人。

最近,麦当劳在搞有奖促销,有人中了最高奖一百万美元,却把奖券寄给了田纳西州的一家儿童医院。这个奖的中奖几率是二亿分之一。中奖的人没有留下姓名。顺便我还得提一下这个医院,这家医院是治疗严重幼童疾病的,它的经济支撑主要就是依靠捐款,它对于生病的孩子,不论他是否有钱付费,一视同仁地给予治疗,甚至负担陪同的家长在这个城市的生活开支。这个医院每年收到的大部分捐款都是在五十美元以下,都来自一般的普通人。

我想起这些事例,只是想说明,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尊重个人生命,个人生活,个人意愿,个人意志,处处强调个人奋斗的社会,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互尊重和宽容, 而不是冷酷的争夺。当然,我早就说过,在美国什么人都有,其中不乏有自私自利和唯利是图的人。但是,这并不是美国的基调。在美国,个人意愿和社会公德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社会公德心在这个“个人至上”的社会反而非常普遍。公共场所干净整洁,公共设施安全可靠,公共秩序井井有条。来美国几年,不仅没有看到公共场所的争吵,甚至没有看到过争先恐后。刚从国内来的人,出去购物游览,在排队付钱,上车等等时候,都会让同行的家人或朋友不断关照,“等一等”,“别抢先”。我们在国内已经习惯了抢先,不抢先就上不了车,买不到票;在这儿是要互相谦让的,争先恐后让人侧目,因为这不尊重别人。尊重个人生命,个人生活,个人意愿,个人意志,具体来说,要别人尊重自已,同时自己也首先要绝对尊重别人。

尊重个人和社会公德,这种极其深厚,极其悠久,极其普遍的社会意识产生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人都要遵守公平的“游戏规则”。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 “犯规”是最要不得,最不可原谅的。这种共识是美国这样一个法制社会得以正常运作的社会基础。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系统化了的法律就是“游戏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是这些规则的最高准则。但是,就像在任何游戏里一样,犯规而不给当场捉住的可能性,或者自以为可以犯规而不给捉住,仍然诱使着一些人犯规。美国人认为,最有可能这样做,而且最有可能犯规成功的总是有权力,有势力,有组织的力量,因此,最可能犯规的这就是美国政府。他们认为,个人的犯规,甚至如集团犯罪这样的犯规,都还是在能够控制的范围,而如果出现政府一级从根本点上犯规成功的话,就可能出现真正的失控。为了约束联邦政府的犯规冲动,美国的立国者们才写下了这短短十条修正案。它成了美国人民自由和幸福的基石。

我要结束这些信了,给你写信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经历。将来如果有可能,也许我还会继续写一些。但是现在我要告一段落了。你问到我的资料来源,除了各类美国新闻报刊之外,历史资料主要来自两本书,这两本书很有意思,我们所用到的资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有机会你可以借来看一下。 它们是: “The Bill of Rights and Landmark Cases”by Edmund Lindop,1989,以及“In Our Defense: The Bill of Rights in Action”by Ellen Alderman & Caroline Kennedy,1991。

祝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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