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海夫纳时髦的黑色DC-9喷气式私人飞机定期载着他和几个玩伴，往返于芝加哥和洛杉矶的宅邸，坐在这架飞机的圆床上时他更耽于幻想，将自己视为男性理想的化身，商业乌托邦的缔造者，一部耗资巨大的家庭电影的主角，这部电影在他脑海中，月复一月不断围绕着一个自恋的母题铺陈开来——在绵延不绝的浪漫激情事件里，他同时是制片人、导演、编剧、选角经理、布景师、万人迷偶像和每个性感新星的爱人，不出所料，她们从不喧宾夺主，而是助他提升到他想要的满足之巅。

从青少年时期在芝加哥的罗克尼剧院当引座员时起，海夫纳就被电影迷住了，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它们最荒诞不经的剧情，在浓烈的感情中憔悴，在冒险奇遇中欢欣鼓舞；站在漆黑的剧院里，他常常希望灯光不再亮起，荧幕上的故事无限继续下去，这样他就永远不用回到他平凡整洁的家里，那里有做会计师的德国父亲和古板的瑞典母亲。是母亲首先注意到他逃避现实的倾向，她从一个正在考取执业资格的心理学家那里得知，她儿子是某种天才，但会因“不成熟”而备受苦恼，这评价令她担忧，但从未让休·海夫纳困窘。正相反，他渴望年轻的幻想，把它们强化成一种激情；现在，70年代中叶，在飞机上放松或在豪宅里花天酒地的时候，他可以回首看看许多快意的日子：他逃离了无趣——其他人把这种无趣合理化为“成熟”，将他的幻想膨胀成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商业帝国。

他的第一桶金当然是凭借《花花公子》赚下的，1953年他用结婚时的家具作抵押，借来600美元创办了杂志；杂志的成功也带来了婚姻的终结，以及他对裸体照片和照片中的模特无尽地追求。《花花公子》中的女人是海夫纳的女人，拍完照片后他恭维她们，给她们买昂贵的礼物，和其中很多人上了床。甚至当她们不再为《花花公子》做模特，和其他男人稳定下来建立自己的家庭后，海夫纳还是将她们看作自己的 女人，在他杂志的疆域里永远占有着她们。

1960年，他在芝加哥创办了第一家花花公子俱乐部，把全国数不胜数的兔女郎引入他的生活，一些人就住进了他府邸中的宿舍，这栋豪宅有48间房，毗邻一片湖，坐落在芝加哥独一无二的黄金海岸[黄金海岸（Gold Coast），芝加哥最富裕的街区之一，主要由湖滨大道的高档公寓大楼组成，毗邻密歇根湖。]上。他第一次看到这座宅邸时，想起了在悬疑片中见过的大房子，里面有隐藏的地道和密门；买下这块房产后，他发现里面并没有这类东西，于是就派人修建了自己的私人通道，还有按一个钮就可以移动的墙和书架。他也在宅子豪华的内室里，添置了一个电影放映厅和爆米花机、保龄球球道、蒸汽浴室，另外，尽管自己不游泳，他还是在地下室安置了一个标准游泳池，池子的一部分由玻璃包住，这样在海夫纳的水下酒吧中就常能看到裸泳的兔女郎。

海夫纳的众多厨房员工和穿黑制服的管家全天候轮流上班，这样他和访客可以白天黑夜任何时候叫早餐或晚餐；海夫纳喜欢用厚重的帷幔紧紧遮住所有窗子，并安上隔音设备，因此他可以像贵族一样隐居数月，甚至不知外面阴晴雨雪，街上在发生什么，是何季节，今夕何夕。像海夫纳最爱的小说家笔下的主人公、命运多舛的盖茨比一样，海夫纳经常举办数百人参加的大派对；而且和盖茨比一样，他有时并不露面，而是待在橡木台阶尽头的私人套房里，设计新一期的《花花公子》，或者只由一小群亲密的人陪伴，或者从他电影资料馆里收藏的数百部影片中挑出一部，在床对面的银幕上观看。

他精心设计自己的套房，提供所有能想象到的舒适和便利，这样，几乎做所有事都不用离开它：他有视频音频设备，躺在床上就能与几个街区外花花公子大厦中的主管们交流；按下几个键，他就能让床向任何方向旋转360度，让它摇动震动，或突然停在壁炉前、棕色沙发前、电视机前，或低平的曲线形床头板前，那个床头板他既当写字台也当饭桌，床头板上还安有立体声音响、很多台电话机和一台冰箱，里面有香槟和他最喜欢的饮料——百事可乐，他每天都要喝十几瓶。在安了镜子的房间里，还有一架电视摄像机聚焦在他的床上，让他可以拍摄和保存与一个情人逍遥时的影像——或者，有的时候，和三四个情人一起逍遥的影像。一天晚上，一位新住进宅邸的房客打开了海夫纳套房的门，发现他裸躺在床中央，周围有六个裸体的《花花公子》模特和兔女郎，每个都在用精油轻柔地为他按摩，而他聚精会神地看着，似乎从观看中获得了同样多的快感：似乎他杂志中的照片突然活了过来，在一场性爱仪式中为他施涂油礼[涂油礼是基督教中极为神圣的一种仪式，曾被作为信徒入教的基本宗教礼仪。后来，它变为一种赋予少数人以特殊政治身份和权利的典礼。]。

海夫纳花了将近600万美元买下喷气式飞机后，重新设计了机舱，尽量多地再现宅邸中熟悉的舒适感。他将飞机的座位从110个减少到35个，安装了可以变成床的豪华毛绒座椅；他加上了办公桌，既可以举行商务会议，也可以玩他最爱的桌游大富翁和西洋双陆棋；飞机上还有两台16毫米电影放映机、九台电视显示屏、三部带分机的空中电话、一套复杂精致的八声道立体声音响系统，他还在机舱前部留下足够的空间跳舞。花花公子空姐穿着饰有白色兔子徽章的紧身黑色制服，与飞机外面的颜色相匹配，她们准备好足够36个人使用的银具、水晶器皿和瓷器，服侍八道菜的晚餐。飞机后部，海夫纳的套房里有圆床和下沉式淋浴，桌子上放着口授录音机、磁带录音机和一个灯箱，用它可以检查将付印杂志的彩色底片。

尽管飞机后备燃料箱足以支持海夫纳偶尔出国旅行，他最频繁的飞行还是从芝加哥往返洛杉矶，在那儿，他的公司60年代末期开始大量投资电视电影产业，也是在那儿，海夫纳于1968年迷上了他新近遇到的18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女学生芭芭拉·克莱恩。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叫《夜晚花花公子》的综艺节目里，他做主持人，而她被海夫纳的一个合伙人雇为替补模特，该合伙人一天晚上在贝弗利山的迪斯科舞厅瞥见她，立刻就知道她的长相定会吸引海夫纳。芭芭拉·克莱恩是典型的邻家女孩，绿眼睛、棕色头发、皮肤娇嫩，有着可爱的向上翘的小鼻子，优雅的含苞待放的身体，休闲但裁剪合体的衣服自然而然地让她的身体更加美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上医学预科班之前，芭芭拉·克莱恩是高中啦啦队队长，也代表她的家乡萨克拉门托参加了美国小小姐大赛[美国小小姐大赛（Miss Teenage America），1961年开始举办，参赛选手年龄在13-17岁之间。]；到洛杉矶后，她课后有时当电视模特，为瑟茨薄荷糖拍广告，为“梳理和洁净”做美人鱼模特[“梳理和洁净”（Groom＆Clean），美国一款美发用品的牌子，在广告中使用了美人鱼的形象。]。

海夫纳第一次看到她时非常惊讶，她和自己已经离婚的妻子米尔德丽德如此相像——不是现在的米尔德丽德，而是少女时期那眼睛明亮的棕发美女，留着刘海儿，穿着短袜，他1944年夏天从斯泰因梅茨高中毕业后深深爱上的那个姑娘。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是那个最初的邻家女孩，他最纯真的梦想和欲望倾慕的焦点，也是他最悲切痛苦的来源，当她承认——他们订婚之后，她在伊利诺伊州一个小镇上教书时和系里一个老师有了外遇。尽管这事极大地打击了海夫纳，他们还是在1949年6月按计划结了婚，但是几年之内，有了两个孩子后，双方都承认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们离婚后，米尔德丽德嫁给了处理她离婚案的律师；而海夫纳就一直在追求《花花公子》里的情人们。

但当他和芭芭拉·克莱恩约会几次后，海夫纳似乎突然想要建立一份更加忠诚牢固的关系。他现在40岁出头，虽然芭芭拉比自己的女儿克里斯蒂（现在与母亲和继父住在芝加哥）大不了几岁，但她和他离婚后认识的几十个年轻女人都不一样：她更有求知欲，更活泼，社交方面更泰然自若；出生于萨克拉门托一个显赫的犹太人家庭，作为一位医师的女儿，她不像海夫纳大部分女友那样对他的财富和地位充满敬畏。他们约会时，她坚持不让他用配有司机的豪车来公寓接她，而是自己开车到餐厅或派对上见他。她也避免和他独处一室，不想将自己的童贞献给有他这种名声和年纪的人。他们刚相熟的时候，她解释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从没和24岁以上的人约会过。”他回答：“这没关系，我也没有过。”

最初的几个月，只要在洛杉矶，海夫纳就会和芭芭拉约会，而且表现得相当得体和耐心；她最终同意与他和他朋友一起，飞到拉斯维加斯玩几天，然后到阿斯彭滑雪——他弟弟基思在那儿有一栋大房子，芭芭拉·克莱恩被安排自己住一间卧室。但是他们一起旅行的事，不久就被好莱坞的媒体报道了，这惹恼了她在萨克拉门托的父母，也重新引发了抨击海夫纳的老生常谈，即他和少女约会，是因为他畏惧更年长更具挑战性的女人。对这种断言，海夫纳回答说，年长的女人并不必然比年轻的更加难搞，而且他在情爱生活中绝不是要寻求挑战。“我不是要找个女版休·海夫纳，”他对记者说，又补充道，“对我来说，一段浪漫关系是为了逃离工作中的挑战和问题。这是心理和情感的世外桃源。”

芭芭拉·克莱恩和海夫纳在一起交往了更长时间后，认识了很多他在出版和演艺界的朋友，在他的世界里愈发轻松自在，对海夫纳个人的回应也更加热烈。他机敏但不恃才傲物；他似乎不受百万家产的影响，有一种孩子气的冒险精神，令她忘记了年龄的差距。1969年去芝加哥他的宅邸时，芭芭拉·克莱恩不仅做好了准备，而且是迫不及待地在那张大圆床上完成了他们的关系；在芝加哥时，她也同意为《花花公子》拍封面照，那是第一张照片，日后她拍的很多张照片，使她以“芭比·本顿”的艺名令全国瞩目。海夫纳被芭比·本顿迷住了，为她生机蓬勃的感染力神魂颠倒，当她对海夫纳已经习以为常的漂亮东西和地方展现出少女似的欢愉，她在他的内心中激发出一种动力，使他想要更进一步地探索生活的无限可能性。在阿卡普尔科的一个周末，尽管不会游泳，海夫纳还是跟随她和朋友们，轮流玩由摩托艇带起的“水上风筝”，在许多危险的时刻，人们能在阿卡普尔科海湾高高的上空，看到花花公子帝国那颗独一无二的脑袋。

因为芭比·本顿，海夫纳在洛杉矶待的时间，比之前在那儿的所有时间都长；1970年，他花了150万美元在日落大道附近一个繁茂的庄园买下一座哥特——都铎式城堡，由芭比·本顿做女主人。他们一起商议，如何重新装修这座有30个房间、被常春藤覆盖的庄园，它将成为花花公子的西宫。建筑师和工匠用了很多个月，将周围5.5英亩土地改造成缓缓起伏的山丘和草坪，在主屋后开了一片湖和瀑布，也造了一个石头洞穴，里面有一系列温暖的按摩浴池供客人裸体沐浴。音乐在蒸汽岩洞里循环播放，在周围的红木、松木森林里和蔓延开去的绿草坪上，海夫纳新弄到的几十只动物可以闲庭漫步——美洲鸵、松鼠猴、浣熊、兔子，甚至还有孔雀。池塘里有鸭子和鹅，鸟舍里有秃鹰、金刚鹦鹉和火烈鸟。庄园其他地方还有满是珍奇花卉的温室，客房里摆着古董，游戏室里有台球桌、弹球机、游戏机和天花板安有镜子的小私人卧室。在一大片林间空地里，还建了一个下沉式网球场，从一个提供午餐和晚餐的室外餐厅可以俯瞰它，在餐厅，打黑领带的管家会用托盘给每对背着网球拍的客人两罐未开封的网球。

除了高高的树篱和树木，从庄园几乎每个地方都能看到那座豪宅，它的结构像城堡，有高耸的烟囱和塔楼，是模仿一座15世纪的英国庄园建造的。宅邸大门前有一座白色的大理石喷泉，上面雕着小天使，狮子的头向外喷水；穿过石拱门和厚重的橡木大门，访客进入豪华的走廊大厅，那里铺着大理石地板，高梁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金碧辉煌的巨型吊灯，上面的蜡烛几乎有棒球棒那样粗大。右手边是一间华丽的餐厅，抛光长木桌的周围有12把覆盖着蓝色天鹅绒的椅子；左手边是宽敞的客厅，里面摆着三角钢琴、皮沙发和很多椅子，在海夫纳把这间客厅变成电影放映室的晚上，这些椅子上会坐满客人。从门厅向上，是一个木质双栏杆的哥特式楼梯，通向几个私人套房，其中包括芭比·本顿住的主卧，休·海夫纳在洛杉矶的时候也会住在这里。

洛杉矶宅邸和芝加哥的一样，以24小时无间断的餐饮服务为特点，这是海夫纳式的不顾晨昏，只要他来了兴致，他的社交秘书就急忙安排盛大的派对。因为大部分有名望的电影大亨近些年都太老了，无法举办好莱坞标志性的花哨华丽的聚会，因而海夫纳在洛杉矶就特别受欢迎，1971年，他的宅邸一准备好举办第一场私人派对，山脚下的电控大铁门一开，川流不息的劳斯莱斯、宾利、梅赛德斯——奔驰、捷豹和定制吉普车就沿着山路向上，两旁是爬满了蜿蜿蜒蜒的常春藤的山墙，车上载着顶尖制片人和导演、电影明星和模特，吸着烟斗、穿着丝绸长袍的休·海夫纳在大理石门厅里迎接他们，手里拿着一瓶打开的百事可乐，身边站着他光彩照人的公主，身穿低胸的衬衫和裁剪合体、饰有亮片的蓝色牛仔裤。

作为爱的标志，海夫纳送给芭比·本顿一辆玛莎拉蒂、许多精美的珠宝、漂亮的衣服和一台红色的棉花糖机；他委托雕刻家为她塑了一座半身像，突出她活泼的肉感和坚实翘起的乳房。海夫纳不在洛杉矶时，每天都从飞机上、豪车里或芝加哥的豪华大床上给她打电话，告诉她他爱她、想她——这些都是真的；但他没有承认，他们分开时他常常和一个新的兔女郎或模特共度良宵，她们在接受花花公子俱乐部的女服务生培训，或在花花公子大厦的摄影室试镜期间，都暂时住在芝加哥宅邸里。

尽管海夫纳快要45岁了，从创办杂志以来和几百个上相的女人交往过，他反而比原来更享受女性陪伴了；考虑到他近些年看过和做过的事，对他而言也许更重要的是，每次和一位新的女人在一起都是全新的体验：似乎他总是第一次看着女人脱掉衣服，愉快地再次发现女性身体的美丽，当内裤脱掉，光滑的臀部露出来时，他总是充满期待地屏住呼吸——他从不厌烦做爱。他是贪得无厌的性瘾者。

他也深信，活跃的性生活是他的创造力、商业成功、作为一个男人的自信和独特性的源头活水；这将他与菲茨杰拉德式多愁善感的角色区分开来，不然他也可能成为那些惧怕年老的时髦浪漫派，在40岁上就凋零，隐入阴暗和绝望。对逐渐变老的海夫纳来说，相反的事情正在发生：40多岁时比30多岁时要开心，他毫不怀疑50岁时他会更加满足。他众多的商业公司会继续蓬勃发展，而且在私人天堂的中心，他会像现在这样占有一个他爱的年轻女人——而他同时能接触一大群来来去去的美人，给他最私人的时刻带来多样性和情趣。

例如，1971年初夏在离芭比·本顿几百英里远的芝加哥，休·海夫纳就对一个体态丰腴、曲线玲珑的绿眼金发美女情有独钟，她是从得克萨斯州来的凯伦·克莉丝蒂。凯伦·克莉丝蒂生有结实华美的巨乳，流泻到双肩和背部中央的白金色卷曲头发，她是在达拉斯的一次“兔女郎选拔活动”中被发现的，该活动由海夫纳的合伙人、花花公子俱乐部的一个经理约翰·丹蒂组织，他负责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面试候选人，那些女人看到当地报纸上的广告，想要在全国15家花花公子俱乐部里工作。在达拉斯，凯伦和其他200个申请人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集合，穿着比基尼为约翰·丹蒂和其他花花公子代表摆造型。数周后，凯伦被雇用了，她收到一张到芝加哥的飞机票，受邀住在海夫纳的宅邸，受训为迈阿密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工作。

被雇用后，凯伦又惊又喜，因为她之前从没去过得克萨斯州以东的任何地方，青少年时期她大部分是在阿比林乡下一个频频接到噩耗的家庭里度过的。凯伦3岁时，母亲因一种复杂的肾脏疾病去世。父亲再婚，但凯伦9岁时这段不幸的关系就以离婚告终；四年后，凯伦的父亲打猎时，遇到意外，被子弹射中致死。那些年，凯伦和妹妹由心地善良但能力有限的父辈祖辈亲戚轮流养大；尽管作为孤儿凯伦受到联邦财政援助，从阿比林库珀高中毕业后，也靠打零工和在一家公司做全职秘书尽量省钱，但是资金不足还是迫使她大一后就从北得克萨斯州立大学辍学。

但是19岁时，她在当地报纸看到了《花花公子》的广告；随后她得出结论，做穿着小兔制服的服务生，应该比在办公室当秘书更有趣更赚钱，于是1971年5月，她打包好行李，到达芝加哥机场，然后乘出租车抵达那华丽的黑色铸铁前门，门后面就是海夫纳在北州大道上由石灰石和红砖建筑的领地。门厅的保安核实了她的身份后，凯伦·克莉丝蒂被一个管家护送，穿过大理石大厅，登上橡木楼梯到达四楼，然后管家指给她一扇通往兔女郎宿舍的门。

她听到淋浴声、笑声、电吹风和电台音乐声从门后传来，走过门厅时，她看到几个裸体的年轻女人从屋里跑进跑出，大概是在准备到花花公子俱乐部上班。凯伦对她们的极端不拘礼节感到惊讶，也有点尴尬。当走进分配给她的套间，她发现一个棕发裸女站在镜子前梳头发，另一个有金色短发的女人坐在梳妆台上涂指甲油，她变得更加局促起来。尽管凯伦介绍自己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友善，也耐心地回答她对明天工作的很多疑问，但她还是感觉到，她们谈话时在苛刻地评估她，仔细观察她衣服下身体的轮廓；后来当她脱下衬衫但没有脱掉胸罩时，一个女人轻轻说：“我们在这儿不穿这个。”凯伦微微一笑，但是并没有脱掉胸罩，继续打开包裹整理东西；直到她们离开去工作，宿舍安安静静空无一人的时候，她才脱掉了所有衣服去洗澡。

过了一会儿，凯伦感觉神清气爽，穿上在达拉斯买的新衣服大胆走出宿舍，走下豪华的楼梯，不久就发现自己站在60英尺长的客厅里，那里铺着柚木地板，20多英尺高的天花板上镶嵌着用花装饰的壁画。在这间宏伟客厅的一端，有一座大理石雕出的壁炉，大得足够她站在里面；另一端，银质抛光的中世纪盔甲栖息在基座上；两头之间混合着古董家具和现代家具，一架三角演奏钢琴，还有轻柔回荡着爵士乐的立体声音箱。远端壁炉附近的一张咖啡桌旁，坐着一群正在交谈的年轻女人和年长些的男人。海夫纳不在那里，但是凯伦认出那位在达拉斯遇到的约翰·丹蒂；他看到她后马上站起身，走过来向她打招呼。丹蒂是个健壮时髦的男人，40岁出头，友善红润的脸庞上留着利落剃好的小胡子，他穿着敞口的丝绸衬衫，脖子上戴着一个金徽章，窄腿裤上有明显的折痕。尽管他说话温和谦逊，但因为他在海夫纳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屋里的管家却对他非常关照，当丹蒂与凯伦握手时管家仍旧非常留心；丹蒂问她想吃什么喝什么时，两个管家迅速站到她旁边准备好满足她的需要。

她被介绍给咖啡桌边的人们，他们在奢华的屋子里聊天休息，而她坐在中间尴尬地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一个大约30岁的迷人女士加入了他们，她容貌瘦削精致，大眼睛顾盼传神，举止虽然世故老练，但似乎热情自然。她名叫波比·阿恩施泰因，凯伦过后知道，阿恩施泰因小姐是海夫纳的社交秘书和红颜知己；除了其他责任，她还帮助招待拜访海夫纳的客人和社会名流，安排在海夫纳套房中进行的《花花公子》商务会议，而且海夫纳的大部分私人采购也由她负责，包括寄给他父母、孩子的圣诞节礼物和生日礼物。几年前，波比·阿恩施泰因曾和休·海夫纳有过一段短暂随意的浪漫关系；但那之后他们的关系就成熟成一种深切特殊的友谊——而且像海夫纳一样，她现在也喜欢比自己小的情人。波比·阿恩施泰因在咖啡桌前风度翩翩，她微妙地将凯伦·克莉丝蒂纳入谈话，但不需要这个明显很害羞的得州美人必须回答，这让凯伦在陌生人之中自在了许多。但当丹蒂提议领她转转宅邸时，她还是很愉快地抓住了这个从容退出的机会。

之后的半个小时，凯伦跟随丹蒂穿过走廊和秘密通道，经过古董家具和弹球机器，走下旋转楼梯进入水下酒吧——从楼上一个黄铜消防滑杆滑下来也能到那儿。丹蒂几年前在海夫纳建议下搬入宅子，对它的历史有所了解，告诉凯伦它是由一位芝加哥企业家在19世纪建造的，这名企业家随后在房子里招待了像西奥多·罗斯福和皮尔里海军上将这样的客人。1960年海夫纳以低于50万美元的价钱买下它，那时它积满灰尘空荡荡地闲置了好多年；买下它之后，海夫纳又花了至少50万修建现代化的设施，还有像保龄球场、游泳池、私人套房这样别具特色的装备，那私人套房里布满了电子小玩意和海夫纳自己设计定做的家具。但当凯伦问起她是否可以看看海夫纳的住处时，丹蒂最开始迟疑了一下，解释说，海夫纳今天早些时候刚从洛杉矶抵达芝加哥，现在也许在睡觉；但丹蒂去查看了一下，几分钟后回来说海夫纳醒着，很乐意与她见面。

凯伦由丹蒂陪伴着，走过不久之前他们坐在那儿的带橡木镶板的客厅，爬上两层台阶，穿过一扇门走进一间充满电子设备的房间，里面包括八台分开的电视监控器，每一台负责芝加哥的一个频道，这样海夫纳可以同时录下很多节目，在方便的时候回放。打开第二扇门，丹蒂引凯伦走进一间条纹嵌板的房间，那里铺着厚厚的白地毯，中央一张圆床支配了整个房间，上面坐着正在吃汉堡喝可乐读杂志校样的休·海夫纳。

海夫纳抬起眉毛，带着夸张的微笑从床上弹下来迎接她；接下来的十分钟里，除了和丹蒂一起打趣逗凯伦开心，他和她既严肃又随和地交谈，问她的背景和未来的抱负，带她参观套房里装修豪华、收藏了很多书的图书馆，带有罗马式浴盆的浴室，浴盆大得足够盛下12个人，还有可以激活旋转大床的众多按钮和旋钮，床的直径有8.5英尺，耗资1.5万美元制成。床旁边，一台Ampex牌电视摄像机指向床，它被设计成既可以即时也可以延时地将海夫纳做爱时的影像传递到上方的墙幕上，对此他感到无穷刺激；但是领凯伦·克莉丝蒂参观时，他巧妙地没有提及这台设备。

凯伦离开前，海夫纳说他今晚会和演员休·奥布莱恩还有其他客人玩普尔台球[普尔台球（pool），美式台球，有15个球，区别于英式（斯诺克，21+6球）台球等种类。]，又补充到，如果凯伦愿意来他会非常高兴。她回答说她会来的。随后独自在自己房间休息时，她很吃惊，和海夫纳在一起时自己竟如此舒适自在，海夫纳内心的满足如此令人信服。一年前的一个晚上，凯伦在大学宿舍里看约翰尼·卡森[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1925-2005），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曾主持国家广播公司（NBC）深夜时段著名脱口秀节目《今夜秀》（Tonight Show） 。]的电视节目时，曾经看到过他一次，那时觉得他有些矫揉造作，被迫那般言行举止；但是私下里他的精神更加自由、谦逊，身体也更加迷人。她也觉得，在他住处发现的青少年式的邋遢很可爱——地板上乱丢着纸和旧杂志的碎片，衣服漫不经心地扔在椅子上，加州之旅的旅行箱打开了，但是还没有整理。尽管有很多仆人和管家24小时致力于维持秩序和整洁，休·海夫纳却给人这样的印象：他需要更仔细、更私人的照顾。

几个小时后，凯伦·克莉丝蒂和海夫纳的客人在普尔台球室的时候，以及之后站在弹球机器前看海夫纳熟练地用手掌轻推轻拍时，她都不断察觉到海夫纳对她的关心。他用粉笔磨台球棒头时对她微笑，每进一个好球都向她眨眼，而且，给人们讲了一个笑话或发表了机智的评论后，他总会看看她的反应。这些不够微妙精明的举动，要是在一个更世故的女人那里会被扣分，但凯伦却觉得受用，比起一个不那么直率的男人迂回的手段，她目前更喜欢他公开的亲近。他似乎在告诉她还有屋里所有人——尤其是其他聚在那里的迷人女人——他完全被她吸引了；她决定不细想这会有何结果，只是在此刻极度享受这份关注。

夜宵由管家放在银托盘里，端进游戏室放在弹球机器的玻璃盖上，海夫纳和一些客人边吃边玩。夜宵过后，这群人移到水下酒吧喝酒、游泳、谈话。海夫纳和凯伦挨得很近；渐渐地其他人察觉到他想要私人空间，于是留下他们俩单独在一起。他们到达酒吧时已经过了1点，三个小时后他们还在那里，坐在一张小台桌前柔声谈话，朦胧的蓝绿色光透过游泳池闪闪烁烁。他似乎渴望了解更多她的过往、她上学的日子、她的朋友、她如何挺过困苦和家人的去世。尽管他的问题没完没了，他的态度并没有像职业杂志编辑那样只是盘根究底——他似乎由衷地想要更亲密地了解她，迫不及待地倾听没人花时间听过的事情，而且他很长时间都不会打断她，让她能从容不迫地整理想法。他谈起自己的过去时她也认真听着，他令人沮丧的婚姻，对孩子们的希望，以及现在在洛杉矶和芭比·本顿的爱情。凯伦尤其欣赏他谈起芭比时的坦诚，要是一个不那么诚实的男人，和新欢在一起的第一晚很可能会绕过这种话题。碰巧凯伦知道芭比·本顿，在约翰尼·卡森秀上看到过她和海夫纳在一起，节目上还提到他们有可能最终会结婚；尽管，凯伦记起自己当时怀疑，海夫纳不会为芭比·本顿或任何人毁掉自己享誉盛名的独身生活。一年之后，现在当面见到了海夫纳，看到他在装满玩具的宅邸里多么愉快，凯伦甚至更加确信他不适合结婚——对她来说这并不是批评；相反，她喜欢和一个富有且忙碌的年长男人很亲密，他不知怎么地保留了年轻人喜欢娱乐和嬉戏的生机活力。在这个永恒宫殿的水下氛围里，几个小时飞逝而过，凯伦只知道自己和他在一起时多么愉快自在；当他提议回到他的套房看电影时，她站起来握住了他的手。后来，当他请求她和他共度良宵时，她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他们第一个晚上不可思议的心情和氛围持续到了第二天和第二晚；令凯伦又惊又喜的是，他们整整一周都保持了情投意合的恋爱关系——只被他的商务会议和她在花花公子俱乐部的培训打断。但在她能穿上兔女郎制服之前，海夫纳问她是否愿意辞掉工作，这样他们晚上就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他向她保证无需担心薪水的事，暗示说做《花花公子》杂志的模特可以赚多得多。她同意做模特后，海夫纳通知摄影编辑安排她试镜；几天拍摄之后，凯伦·克莉丝蒂成为《花花公子》1971年12月那一期拉页上的模特，为此她领到5000美金报酬。

她突然成为海夫纳在芝加哥的情人，这在兔女郎宿舍里引起了一些人的惊愕和妒忌；但当她们意识到海夫纳是认真的，就屈从了她的特权地位，不久后也渐渐喜欢上了她。虽然她现在可以开一辆豪车，可以在芝加哥商店里赊账、由海夫纳来还款，本质上她和从得州来的那一天一样，还是那个乡下姑娘。她常常光着脚穿着T恤和短裤在宅子里走。如果说受到新环境什么影响，那也只是她不再戴胸罩了；还有，越来越会玩海夫纳和亲密朋友们花很长时间玩的游戏——西洋双陆棋、大富翁和弹球机。她和少女时期一样，看电视上的肥皂剧消磨时光，最喜欢的剧是《另一个世界》，她从14岁住在祖母家的农场时就开始看了；如果因为下午和海夫纳在床上而偶尔落了一集，她知道之后一有空还可以再看，因为海夫纳已经交代工程师录下它的每一集。

每隔一周海夫纳就会离开她去洛杉矶，这些时候凯伦对他仍旧喜爱芭比·本顿没有表现出怨恨；尽管几个月过去后，由于她感情上与海夫纳越来越亲近，凯伦感到越来越孤独，而且私下里想知道芭比是否知道她，知道些什么。但是，海夫纳在加州时每天打来的电话和送的礼物消除了她的疑虑。他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月，他送了一块镌刻着“爱”的钻石手表；1971年送她的圣诞节礼物是一件等身长的白色貂皮外套。1972年3月她21岁生日时，他送她一枚蒂芙尼的五克拉鸡尾酒戒指。他也送给过她一枚翡翠戒指、银狐夹克、马蒂斯的画作、一只波斯猫，还有她《花花公子》封面照的漂亮的金属复制品；1972年的圣诞礼物是一辆白色的马克四代林肯。

用为花花公子做模特和公开露面赚的钱，她给海夫纳的大富翁桌游买了特别设计的物品，例如形状和迈阿密花花公子广场酒店类似的手雕旅馆，以及六个游戏常客的小小的个人雕像；除了海夫纳——他2.5英寸高的小雕像穿着色彩鲜艳的浴袍、抽着烟斗，其他小塑像描绘出凯伦、波比·阿恩施泰因、约翰·丹蒂和海夫纳的两个老朋友，也是宅邸的常客：吉恩·西克儿，《芝加哥论坛报》影评人，以及谢尔·西尔弗斯坦，卡通插画家和儿童文学作家。她还委托一位芝加哥艺术家画了一张海夫纳的立体肖像，那是一幅巨大的油画，展现他穿着丝绸长袍抽着烟斗坐在椅子里，头顶上是一片白色烟雾形成的云，里面有凯伦·克莉丝蒂一张小裸体像。她送这件礼物的时候把他逗笑了，因为她指出有她裸体的那一部分是可以取下来的，什么时候他看烦了就可以轻松换上一张其他人的。

但是从1972年到1973年，他们在芝加哥每隔一周的团聚，既没有让海夫纳厌倦她的照片也没有让他厌倦她的存在，他还开始邀请她一起坐飞机旅行。他带她去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迪士尼；去加勒比海的一个度假酒店，在那儿的一个杂志经销商大会上，海夫纳受到人们的致敬；还有纽约市，那儿有个西洋双陆棋锦标赛。在纽约时凯伦想要购物，海夫纳就从口袋里掏出钱包递给她，然后就去开会了。钱包里有3000美元。但是凯伦在第五大道的商店里闲逛时，发现自己在查看价标，抑制购买的冲动；虽然海夫纳可以异乎寻常地慷慨大方，但凯伦也知道他默默地注意每一笔钱的去向——而且她不想占他的便宜，也不想在并不真的想要的东西上浪费钱，她后来还钱包时里面只少了200美元。

凯伦·克莉丝蒂敏锐地察觉到海夫纳天性中矛盾的地方——他变化无常的脾气和不明说的愿望，并事事留神——这极大地促进了两人和谐的关系。一天，当他们在芝加哥宅邸玩大富翁时，一个管家通报，海夫纳的飞机已经准备好启程去洛杉矶；尽管光着脚，凯伦立即随他出门坐轿车送他去机场。当海夫纳和商业伙伴及朋友登机的时候，其中一人开玩笑说凯伦要不要也同去——海夫纳突然同意后，她登上了飞机。向西飞时，她和其他人重新开始玩大富翁，在热闹地吃过一顿午饭后，驾驶员在海夫纳的指示下，提前用无线电联络了另一辆轿车，送凯伦去一家贝弗利山的鞋店，然后回洛杉矶机场，那儿已经为她订好了回芝加哥的机票。

这趟旅行过后，凯伦有时候从芝加哥坐商用飞机到洛杉矶机场与海夫纳会合，然后一起搭花花公子飞机回来，这样就能多出几个小时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当涉及爱情和享乐时，时间——不是金钱——对海夫纳来说是最重要的。他40岁生日后常说——当个人资产超过1亿美元后，钱不再是他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但是时间是；他愿意不惜成本赢得满足浪漫欲求的时间。一次凯伦在得州探亲戚，海夫纳花了超过1万美元派了一架里尔喷气式飞机从达拉斯接她到洛杉矶机场，这样他们可以一起坐花花公子DC-9飞机回芝加哥。

还有一次，他独自回到芝加哥，惊讶地发现芝加哥宅邸外的树上系上了黄丝带，这装饰是受到当时一首全国流行的歌曲《系一条黄丝带》的启发，就在几周前凯伦买了这张唱片送给他；歌曲描述了一位归来的恋人，爱人对他绵延不绝的爱的标志，就是系在橡树上的黄丝带，海夫纳立即喜欢上这首歌，要求在宅邸的大立体声唱片机上循环播放。但因为歌曲是录在45转黑胶唱片上的，无法自动循环播放，海夫纳便要一个管家站在唱片机边，歌曲一停就把唱针抬起放回开头处。管家拨了整整一晚上唱针。

1973年，《花花公子》杂志发行20周年纪念时，月发行量已达600万份，休·海夫纳继续开心地在两栋宅邸、两个女人之间平分他的时间。46岁时，他似乎有了足够多的时间、金钱、权力和想象力来掌控大限之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原来的电影引座员曾经在漆黑的剧场里，梦想逃离乏味的现实世界，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长久的抱负：休·海夫纳现在的生活就是一部电影。他隐蔽在精心制作的布景里，控制着灯光和音乐，是《船长的乐园》[《船长的乐园》（The Captain’s Paradise） ，1953年的英国喜剧电影，讲述一艘客轮的船长在直布罗陀和北非一个港口之间来回旅行的故事。]里的男主角，在岁岁年年不经意流逝的时光中乐活不息。

外面的世界，通货膨胀和税费高涨让很多美国家庭成为受害者，对很多人来说，像休·海夫纳这样一个人可以过得这么好，似乎太不公平了，他的生意持续兴旺扩张——像他的宣传部门宣称的，而他忙着泡妞和玩大富翁。尽管很多人比海夫纳富有得多，公众既不知道也不忌妒，因为他们很少上电视，也从不炫耀自己过得好。他们中典型的，是看起来肩负重责的洛克菲勒兄弟；J.保罗·盖蒂[J.保罗·盖蒂（Jean Paul Getty，1892-1976），美国石油商人，1930年其父死时给了他50万美元，以后20年间他在股市和石油界不断拼搏，扩大自己的势力。1953年因在科威特边境打井成功，不到三年就积蓄10亿美元，成为美国首富，以后20年保持这种地位，直到阿拉伯国家把石油收归国有。]，一位衰弱的老人，在公开的每张照片里看起来都很孤寂；还有霍华德·休斯[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1905-1976），美国著名商业大亨、投资人、飞行员、航空工程师、电影制片人、慈善家，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藏在旅馆房间里患有偏执狂的隐士，由审慎的摩门教男护士照顾。有时候，在巴黎的《般配》和美国新闻杂志里，会刊印后宫佳丽成群的阿拉伯君王的照片，但那些男人无一例外地过度肥胖或横眉怒目，抱怨着个人病恙，担心着武装暴徒。而美国政治掮客找下属做情妇的事似乎迟早会被媒体曝光，有时还会在这些女人自己忏悔式的自传中被进一步贬低。

但是海夫纳与女下属和拉页新星们持续不断的、曝光率很高的调情，被《花花公子》宣告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每年他似乎都更大胆地破坏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这传统将过度放纵与惩罚联系在一起。尽管据说他日渐老去的身体被活泼欢闹的女伴和每日难填的欲壑所累，他看起来却从未这么好过。尽管他吃很多垃圾食品，却从不发胖；一瓶接一瓶喝可乐也明显没有腐蚀他的牙齿。尽管作为大公司老板，有几家附属公司，管理全国和海外成千上万名员工，让他遇到很多问题，他却很少露出压力大的迹象，据人们所知，他也从没看过心理医生。

休·海夫纳并不担心《风尘女郎》的成功发行，这本杂志里猥亵、露骨的生殖器照片简直堪比妇科图片——它的创办者拉里·弗林特相信《花花公子》不久就会过时，海夫纳也不担心《阁楼》现在的月发行量已经升到400万份；他的编辑们回应这些竞争，在《花花公子》中刊登以海夫纳的标准来看太过下流的裸女画报，他于是提醒员工，他不想让邻家女孩看起来像个荡妇。

即使他公司漫不经心的运转方式，似乎应该引起一些合理的担忧，海夫纳天性的乐观和巨大的自负却让他不会采取迅速的补救措施。他从每一份不利的报告中都能看出积极的迹象：花花公子电影部制作的像《裸猿》[《裸猿》（The Naked Ape：A Zoologist’s Study of the Human Animal） ，英国科学家德斯蒙德·莫利斯（Desmond Morris，1928-）在1967年所写的一本探讨人类行为的科学著作。在书里，他把人类当作一种物种，亦即“裸猿”来看待。通过把“裸猿”与其他动物物种比较，来讨论人类的种种行为。1973年，唐纳德·德赖弗（Donald Driver，1923-1988）根据本书的内容导演了一部电影。]和罗曼·波兰斯基[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1933-），犹太裔导演、编剧和演员，出生于法国巴黎。导演代表作有《水中刀》《唐人街》《苦月亮》，并以《钢琴家》赢得2002年的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2010年，罗曼·波兰斯基凭《影子写手》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和欧洲电影奖最佳导演奖。]版本的《麦克白》这样的电影，损失了几百万，海夫纳却强调他的公司在这些商业冒险中获得了有价值的经验，他也指出《麦克白》被国家电影评审委员会评为年度最佳电影；有证据证明，他全国主要的俱乐部——还有他在迈阿密海滩和牙买加、日内瓦湖、威斯康星州、大峡谷和新泽西州的度假酒店——几乎都不赚钱，海夫纳回应说他没有泄气，好日子就要来临。同时他继续支持没取得什么大成就的图书部、一家音乐出版和录音公司、芝加哥和纽约的电影院、豪车租赁公司、模特经纪公司，还有制造带花花公子兔子标志的小器具小玩意儿的公司。芝加哥的花花公子大厦酒店经营不善正在亏钱；而且，《花花公子》有些乖张的姐妹刊物《是！》，虽然1972年出版它是为了更直接地与《阁楼》竞争，但很明显它更擅长把读者从《花花公子》勾引走，《是！》上市后那一年，《花花公子》最高月销量从700万跌到600万份。虽然《花花公子》杂志仍旧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男性杂志，在英国的三个赌场还额外有几百万海外盈利，花花公子公司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一年后还是跌了12个点——海夫纳认为这不是由于他公司的状况，而是由于全国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和华盛顿领导层无能。当一个采访者问他，考虑到一些似乎对公司投资不利的情形，他有否可能不久后回到花花公子大厦做日常行政主管时，他强调自己去办公室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回答，“就是生活。”

海夫纳详细阐述了他在宅邸里比在办公室里更高效的观点，他在刊载于《花花公子》的一次访谈中解释道：“人类是唯一可以控制环境的动物，我创造的是个私人世界，让我不必像大多数人那样，浪费太多时间，花太多奔波，能够过自己的生活。在城里工作但住在郊区的人，每天浪费两到三个小时，只是从住的地方移动到工作的地方再回来。然后他不得不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拥挤的餐厅吃午饭，很可能吃得匆匆忙忙例行公事。他受先入为主的观念支配，那观念规定了日常生活应该是怎样——当然那不是他自己的观念……大部分人的日常秩序，”海夫纳继续说，“是由时钟支配的。他们在社会习俗规定的时间里吃早饭、午饭和晚饭。他们白天工作，晚上睡觉。但是在宅邸里，毫不夸张地说，你想要什么时间就是什么时间……当代社会挫败感最大的来源之一，是人们不仅感到无力影响身边发生的事情，也无力影响自己的生活。总而言之，我没有那种挫败感，因为我掌控着自己的生活。”

不过，1973年夏秋他突然对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丧失了掌控力，而且因为牵涉他最喜欢的两个女人，家政员工看到他罕见地不那么镇静沉着，甚至有惊慌失措的迹象。引起这些的，是《时代》杂志7月份一篇题名为《皮肉生意历险记》的文章；除了强调《花花公子》和《阁楼》之间不断升级的敌对关系，揣测最高法院的米勒判决会如何限制男性杂志，《时代》还刊印了一张芭比·本顿在洛杉矶拥抱海夫纳的照片，以及另一张他坐在芝加哥宅邸里双臂环绕着凯伦·克莉丝蒂的照片。《时代》写道：“海夫纳一直是买什么都要买一双的消费者，他最近把这原则拓展到了浪漫关系里。他的老情人、前花花公子玩伴芭比·本顿住在加州的宅邸；金发的凯伦·克莉丝蒂，芝加哥花花公子俱乐部的前兔女郎招待，被安顿在芝加哥的住处。不知什么缘故这样的安排能继续奏效。”

这份杂志使芭比·本顿第一次意识到海夫纳和另一个女人不是随随便便的关系；他有意让自己和凯伦·克莉丝蒂一起在新闻杂志里上镜，这令芭比难以容忍。没有给海夫纳打电话，也没有用任何方式通知他，芭比打包了一个行李箱离开了宅邸。当海夫纳得知她离开后，马上召集飞行员载他飞去加州——这极大地打击了凯伦·克莉丝蒂，因为最近几个月她已经开始相信，比起芭比来海夫纳更爱她，他不仅亲口说过，而且他在芝加哥过夜的时间也比在洛杉矶多。

为了让凯伦放心，海夫纳与她吻别，说她在他生命中是最重要的，但是仍旧坚持他必须安抚芭比——他必须亲自这么做，然后离开去了洛杉矶。凯伦似乎理解他的离去；芭比比她更早进入海夫纳的生活，而且海夫纳说服凯伦，他应该向芭比直接解释。海夫纳没向凯伦承认的是他想让芭比回来，两个人他都需要，他被两个人吸引是因为不同的原因。他爱慕芭比·本顿的生机活力和无忧无虑；还有，他实际上无法完全掌控这个经济独立的加州人，她还正努力成为一个乡村和西部风格的歌手，这使她对他更有挑战性，而且永远撩人心意。像他的母亲、前妻和大学快毕业的女儿一样，芭比·本顿外表清新健康，性格不凡；但在其他对海夫纳重要的领域——尤其是在卧室里，芭比比不上凯伦·克莉丝蒂。尽管凯伦在人群中很害羞，私下里却放荡不羁；海夫纳的性经历丰富多彩，却从没遇到过谁能媲美她的床上技术和激情。看她脱衣服让他激动战栗；在她身上涂满油后——她似乎和他一样喜欢这样——在绸缎上做爱时那光滑、抚慰、闪闪发光的感觉，可以激发他直达性爱欢愉的巅峰。不像芭比——从录音室排练回来后晚上常常很累，如果第二天一早要去试音也不喜欢油进到头发里，凯伦没有什么事业野心，有很多空闲时间洗头发。海夫纳也很高兴凯伦像他一样热爱西洋双陆棋和其他游戏，总是愿意也有空和他一起旅行，不管什么时候他叫她，她都会坐飞机去见他。当他就想和另外一个人黏在一起时，凯伦通常是不二之选；但当他需要在大派对上当主人时——尤其是他常常赞助的那种为社会活动筹款的派对，他更想要芭比·本顿陪伴左右。她比凯伦在社交场合更泰然自若，口才更好，还有能力发表演讲。尽管目前在电视上，歌手和喜剧演员的形象让她看起来琐碎而肤浅，但她其实聪明机敏；而且是他最近几年遇到的唯一够格做妻子的女人。

虽然他无意以求婚吸引芭比回来，但也无法想象如果她不在，自己在西岸宅邸还会不会开心；他一到达洛杉矶就通过电话联系她，得知她在夏威夷一家旅馆——知道她和一个女性朋友在一起后他松了口气，他再三恳求原谅，力劝她不要让《时代》上一篇文章毁了他们数年的理解和爱情。尽管在电话那头她仍旧冷冰冰的，坚持会在夏威夷再待上一周，可她还是同意回到洛杉矶后会和他当面聊聊。他们再见面时，她仍旧心绪不佳、冷若冰霜；虽然她承认自己仍旧爱着他，希望他们的关系能恢复，但她还是宣布，在贝弗利山已经弄到一套自己的公寓，当她想逃离宅邸里的房客、兔女郎还有没完没了的西洋双陆棋时，能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

芭比·本顿和休·海夫纳再次上床之后，向他承诺不会和其他男人约会，而海夫纳承诺他会以自己的方式保持忠诚；这之后他每天都往她的公寓送花表明自己的爱意。这段日子他也每天和凯伦·克莉丝蒂通话，她似乎急切地盼望他回来；但当搬回芝加哥宅邸后，他能感觉到凯伦不知怎么也有点不一样了，有点矜持，和他在一起不那么自由自在了，虽然她说他们之间什么都没变。

宅邸慢慢恢复了正常秩序：整晚玩弹球戏和桌游；兔女郎在宿舍和俱乐部间穿梭往返；《花花公子》编辑们定期在海夫纳的套房碰面——但有一种不安宁的感觉弥漫整个大房子。自从帕特里夏·赫斯特[帕特里夏·赫斯特（Patricia Hearst，1954-），美国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孙女，1974年2月4日在加州伯克利被美国极左派激进组织共生解放军绑架。]被绑架后保安人手增加了，受雇在宅邸周围站岗巡逻，他们站在门后的景象增添了紧张的气氛；再加上，海夫纳的秘书波比·阿恩施泰因的举止中有焦虑的迹象，她曾经给房子带来轻松温暖的氛围，现在却和一个帅气乖张的毒贩陷入一桩麻烦的情事，那毒贩时不时会静悄悄地去宅邸后面她的低层公寓里看她。

海夫纳最信任的男性朋友约翰·丹蒂，这段时间也在某天宣布他必须离开了。他在宅邸里住了好多年，充当海夫纳与俱乐部间的使者，但这份工作现在过于容易，常常令他无聊，最近丹蒂还苦涩地称自己是垂垂老矣的“游戏玩家”。尽管仍旧忠于海夫纳——也永远感激海夫纳1968年借将近4万美元给他，让他能偿还赌博职业橄榄球比赛欠下的债，丹蒂似乎迫不及待地想离开海夫纳的乐园去休个假；带着海夫纳不情愿的祝福，丹蒂爬上一辆吉普，和1973年年度兔女郎一起向新墨西哥州的陶斯绝尘而去。

然后，一天晚上从商务会议回来后，海夫纳发现凯伦·克莉丝蒂不见了。下午早些时候一些房客和保安还看到过她，但迅速检查过宅邸每间屋子，包括秘密通道和隐匿处后，也没有找到她。午夜时海夫纳很明显开始狂暴不安；一听到有人推测，她可能在一个叫南奇·海特纳的兔女郎朋友的公寓里，因为海夫纳不在时，凯伦·克莉丝蒂常和她一起消磨时光，海夫纳立即在睡衣外套上大衣，跳进司机驾驶的梅赛德斯，带着保镖在薄薄的积雪上开往芝加哥林肯公园区。

司机停在南奇·海特纳住的一栋老旧的四层红砖楼前，海夫纳和保镖急急忙忙地走向没有顶灯的黑漆漆的门口，然后点燃火柴眯缝着眼睛瞧邮箱，想看到海特纳的名字和公寓号码。邮箱旁有一排六个按钮，但是塑料名牌或者没了或者根本看不清；所以没耐性的海夫纳开始不断按所有六个按钮。当大门终于嗞嗞响着打开，他站在楼梯间向上大声嚷：“你好，我是休·海夫纳——凯伦·克莉丝蒂在这儿吗？”

两个保镖带着对讲机，海夫纳拿着一瓶打开的可乐，暂时等了一下回应。没人回答，海夫纳就继续爬上楼梯敲每扇门，重复说：“我是休·海夫纳，我在找凯伦·克莉丝蒂。”不久，在二楼他听到门那边传来声响，光从门缝和窥视孔流泻出来。

“你想干吗？”一个女人在窥视孔后叫道。

“我是休·海夫纳，我……”

“你真是 休·海夫纳吗？”她问，仍旧没开门。然后海夫纳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后面问，这是在闹什么，她回答：“外面一个疯子说他是休·海夫纳。”

二楼三楼没人开门，但海夫纳继续走上一层楼梯；他敲了公寓4-A的房门后，听到狗叫声和一个声音说：“凯伦不在这儿。”门开了，南奇·海特纳，一个穿着黑色睡袍的金发年轻女人拉住她的藏獒，让海夫纳和保镖进来。她说：“她不在这儿——你们可以自己看看。”海夫纳为他这么晚打扰道歉时，保镖检查了南奇·海特纳的房间、壁橱和床下。海夫纳看起来憔悴孤凄，头发被风吹乱了，可乐瓶也空了。保镖搜查完后，南奇·海特纳和他一起走到门口，很为他难过。

片刻后，海夫纳的车几乎还没从路边开走，电话响了。是凯伦·克莉丝蒂呜咽的声音，说她在一个电话亭，想要过来，还说她不得不离开不忠的休·海夫纳。凯伦到了后——穿着厚厚的大衣和靴子，头发被雪弄湿了，睫毛膏被眼泪弄花了——解释说，今天早些时候她小睡醒了后，无意听到海夫纳在旁边屋子里和洛杉矶的芭比打电话，重申他的爱，甚至准备到阿斯彭和她一起过周末。前一天晚上凯伦还和南奇说，海夫纳向她表明和芭比已经都结束了，还声称最近去加州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为芭比着迷了。凯伦认为很明显海夫纳是在骗她；而南奇·海特纳同意，建议她打包好东西永远离开宅邸。

南奇·海特纳开始厌倦了听凯伦不断絮絮叨叨地讲海夫纳，抱怨他自私的本性，还有和他在一起有多么痛苦。不能独占他让凯伦灰心丧气，他不在的时候还要独守宅邸，凯伦近来养成了不管多晚都给南奇打电话的习惯，在她工作累了一天回家时打搅她睡觉，或者打扰她和男人在床上做爱。虽然南奇总是耐心听着，她的情人们都会不耐烦、愤怒，或者在南奇拿着电话时继续，但比起这些，南奇更不愿告诉凯伦她太忙了没法听，因为她最近挺担心凯伦的精神稳定和健康，知道凯伦瘦了15磅，而且过度依赖安眠药。南奇也非常喜欢凯伦，觉得她和自己很像。和凯伦一样，南奇·海特纳在饱经贫困和死亡的家庭长大；而且她也像凯伦一样来为《花花公子》工作，希望通过什么办法能认识有权势的人，获得在穷困的过去所缺乏的社会机遇。尽管在南奇身上还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可她为朋友灰姑娘般的际遇着迷；而且南奇也从里面得到些小小的好处。俱乐部里，经理们知道她和海夫纳在芝加哥最亲密的女人是好朋友，于是也给她礼遇，因为她可以通过凯伦，把消息比用正式渠道更快地传递给海夫纳。的确，南奇经常直接和海夫纳本人通话，他最近开始从洛杉矶给她打电话，都是在极度痛苦的凯伦挂断他电话之后；他会打给南奇让她给凯伦递口信，再告诉他凯伦的反应。海夫纳从没说南奇打电话时他会来付款，因此休·海夫纳和凯伦·克莉丝蒂间的不和让南奇·海特纳的电话账单金额飙升。

南奇仍旧不怎么抱怨，因为能做受他俩信任的调解人让她备感荣幸，她也知道凯伦太迷糊，没法为自己理性行事。要是凯伦爱上一个有家室有孩子的男人，她就能更了解基本规则；但困境就在于，她和一个孩子般的商业大亨旋风般地陷入情网，而他想独占两个女人的爱情——每次他和一个在一起，对另一个的自尊就是双重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明显是在表明自己的喜好，而不是履行对妻子和家庭的责任。南奇知道节假日时凯伦尤其沮丧：虽然海夫纳通常和凯伦一起在芝加哥过圣诞，他却在花花公子西宫和芭比一起参加盛大的元旦除夕派对。南奇很确信，休·海夫纳就算不和芭比·本顿，也会和另一个年轻女人在一起——他总是想要自己没有的东西，享受求爱的过程，而且总会同时被两种类型的女人吸引：像芭比·本顿那样健康的神采飞扬的“好”姑娘，以及凯伦代表的胸大性感的“坏”女孩。南奇知道，和海夫纳在一起的情形凯伦是无法忍受的；他永远不会娶她，最近她还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冀，她的不安全感所需要的个人承诺，他甚至在表面上也不能给她。现在，最近这次海夫纳和保镖来她的公寓之后，南奇·海特纳几乎对凯伦没完没了的肥皂剧耗尽了所有耐性。她同情凯伦，但对她斩钉截铁地说，海夫纳床侧的女人是没有未来的；凯伦尽管不时悲伤落泪，也点头同意，允诺马上结束这段感情。

两个姑娘聊了好几个小时，凌晨2点离开公寓，准备在附近四把火酒吧更欢快的气氛里再喝最后一杯。但当她们两个小时后回到公寓时，她们看到海夫纳的汽车在街上巡弋；海夫纳一瞥见她们，就从车中跳出来张开双臂向凯伦跑去。凯伦在南奇旁边停住了，悄声咒骂了一句；但当他满眼是泪地靠近她，手臂向她伸出，凯伦突然向前抱住了他也开始哭泣。当这两人紧紧抱着对方倾诉柔情时，南奇转过身去；当海夫纳带凯伦走向轿车打开的车门，南奇·海特纳爬上她家公寓的楼梯。

第二天，海夫纳向凯伦保证，她听到的那通有关阿斯彭假期的电话不是打给芭比·本顿，而是打给他女儿克里斯蒂·海夫纳的。这多少缓和了凯伦受伤的感觉，虽然实际上比起芭比·本顿，她几乎更不喜欢海夫纳那个加入了ΦBK协会[ΦBK协会（Phi Beta Kappa Society），又称斐陶斐荣誉学会或美国优秀大学生联谊会，1776年成立于弗吉尼亚州威廉与玛丽学院，是美国最早以希腊字母命名的社团，后扩展到全美其他高校。它曾是男性会员的秘密社团，后向女性开放，并转型为全国性的荣誉学会。它吸纳并培养在文科与科学方面有优异表现的大学生，目前已有280余个分会，超过50万名会员。]的女儿。克里斯蒂和朋友从大学过来玩儿时，凯伦见过她几次，而且她最近无意听到克里斯蒂的男朋友轻蔑地说海夫纳“纳妾”，让她很不舒服。凯伦也听说，海夫纳的女儿和芭比·本顿在洛杉矶相处得很好，有一次在贝弗利山一起购物狂欢，这让凯伦在这个敏感时期更没有安全感。但是休·海夫纳没表现出任何迹象，至少没对凯伦表现出他可能受到女儿对他女人评价的影响；而且他提议他们一起去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短期旅行，让她欢欣鼓舞。对凯伦来说，芝加哥的这个冬天漫长而寒冷，她期待能有几天躺在太阳下。

和几个凯伦喜欢的海夫纳的朋友一起，去阿卡普尔科的这趟旅行暂时缓解了前几个月的骚乱；海夫纳给了他最珍贵的礼物——他的时间，在接下来那几个光辉灿烂的日夜里，她在他身边纵情享受，希望永远都像现在这样。但是温暖的户外和静谧的夜，对海夫纳没有太大吸引力；一周之后，以办公室有问题需要他马上处理为由，这位不耐烦的出版商准备提前离开，并且说服凯伦，和他朋友一起留在这里过周末。

去机场的路上，凯伦在车后座紧紧挨着海夫纳，喃喃地问什么时候他们再见面。他含糊地回答后，她执意要他说具体一点，想知道他的事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她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但是他仍旧执拗地闪烁其词、拒人千里——好像他已经在飞机上了，在好几英里远的地方，触不可及。当她和他臂挽臂穿过拥挤的航站楼，走向炫目的跑道，花花公子飞机正等在那儿，她感觉越来越焦虑；然后，和他吻别前她又试了一次，想从他那儿探出对她迫切问题的直接回答——这时候，猝不及防地，他狂暴地把带着的硬皮公文包，用力高高地向飞机猛掷过去。公文包重重砸在地上，向前跳出几英尺远，海夫纳向它猛冲过去，就如同灵缇犬在追逐机械兔子[灵缇犬（greyhound），一种用于狩猎和竞赛的狗，是陆上速度仅次于猎豹的哺乳动物之一，在英美常用机械兔子来训练灵缇犬的速度。]；追上后他双脚跳上去，上上下下跺了好多次。他的飞行员惊愕地看着，几群晒得黝黑戴草帽的游客也停下脚看，凯伦·克莉丝蒂吓坏了，向他跑去；但跑到之前，他已经奇迹般地恢复平静，狂风骤雨般的爆发在几秒钟内就释放完毕。他从公文包上下来时，看起来既不尴尬，甚至也像不完全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他整理了一下有点破破烂烂的包，和凯伦吻别，然后一刻不再耽搁，他走上金属梯子进入机舱。

那天晚上，他从旅馆给凯伦打电话，说如果吓到她了很抱歉，他一切都好，承诺一解决完遇到的问题就通知她。几天后通电话时，凯伦说想去得州拜访亲戚，他很支持，甚至在她拜访结束后，要花花公子飞机从洛杉矶飞往达拉斯，和她一起回芝加哥。这在他是个豪爽的举动——从洛杉矶经停达拉斯到达芝加哥，基本不是他喜欢走的笔直航线，他还说很高兴见见送她到达拉斯飞机场的叔叔、姑姑和其他亲戚。

海夫纳信守承诺，尾翼上印着白色兔子标志的黑色DC-9降落在新建的达拉斯——沃斯堡机场；当这架不寻常的飞机在白色航站楼观景台前慢慢停下时，几百个人——旅客、票务员、行李搬运工、卫生间侍应生、戴着高顶宽边呢帽面色红润的男人、抱孩子的女人、背着吉他长头发的年轻人，不约而同地突然转过头去，透过俯瞰整个飞机场的巨大窗户向它行注目礼。

这架飞机是唯一一架漆成黑色的大型喷气式飞机，正是为了独一无二，海夫纳才选的这个颜色；登机梯降下来机舱门摇开后，海夫纳立即独自出现在最高那层台阶上，他的头发和丝绸衬衫在微风中摆动，那一大群沉默的脸庞从巨大的窗玻璃后面向下盯着他看，他锐利的黑眼睛也注视着他们。他已经有将近30年没到过得州了。1944年夏天他第一次拜访得州，是乘去往胡德营[胡德营（Camp Hood），指胡德堡的营地。胡德堡（Fort Hood）是美国陆军在得克萨斯州基林附近的一处基地，大部分营房位于贝尔县，其他部分位于科里尔县。该基地是以南北战争期间南方联盟的将军约翰·贝尔·胡德（John Bell Hood，1831-1879）的名字命名。]的部队火车来的——那时他是一个瘦削的18岁高中毕业生，同学投票选出班里日后会发达的人时，他排名第三。现在，47岁的他来带走得州最曲线玲珑的金发美女，见她的亲人，而且在不打算结婚的情况下带她去芝加哥——这一举动早些年定会激怒她的亲属，招来子弹。

海夫纳走向航站楼，保镖们在数步之外跟随，他发现凯伦戴着草帽微笑着在舷梯上向他挥手。凯伦穿着木底鞋，修身的裙子和不怎么引人遐想的T恤，她从人群中挤出来向他打招呼，把他介绍给同住在伊格尔山湖畔小屋里的亲戚。有她的叔叔婶婶、三个堂亲、两个身材瘦长十几岁的继弟弟、20岁的妹妹邦妮带着哭叫的1岁婴儿，还有邦妮的丈夫，一个从东京基地回来度假的空军中士。

海夫纳取下烟斗和他们握手微笑谈话；一个摄影师走过来时，海夫纳同意和这群人拍照。其间他飞机上的朋友——戴金徽章穿开领衬衫的男人，穿着闪闪发光紧身黑制服的兔女郎空姐，还有一个戴羽毛帽、抱着卷毛小狗的拉页模特——走上了跑道，看起来有些不耐烦，抬头看向人群；海夫纳结束和凯伦亲戚的闲聊，挽着她的手臂走向飞机。

人群没有移动，引擎启动时继续看着；当黑色的飞机变成远方天空中一个小点，他们还站在那里注视。

离开芝加哥的日子里，凯伦建立了更强的自我意识，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她用了很长时间才重新适应宅邸的日常生活。约翰·丹蒂不在，让她失去了海夫纳不在时唯一一个可以倾诉心声的男性朋友；海夫纳在的时候，繁忙的商务会议和秘书波比·阿恩施泰因的个人问题也占据了他全部心神，这让一种不寻常的隐忍，甚至阴沉的氛围弥漫在芝加哥宅邸里。凯伦回来几天前，波比·阿恩施泰因在宅邸外被捕，罪名是，早前和男友还有其他年轻人共谋，从佛罗里达州偷运了半磅可卡因到芝加哥。被捕那天从她手包里搜出各种药品，包括一点可卡因。交了4500美元保释金出狱后，她的名字和照片在全国报纸头版频频出现，而且它们还暗示海夫纳、他的随从以及宅邸员工涉嫌吸毒，甚至也许非法买卖毒品。尽管海夫纳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坚定地支持波比·阿恩施泰因，帮她付律师费，过多的曝光率还是让他心烦，尤其是他相信，宅邸里用过的毒品可能还没有美国一般校园宿舍里多。

毒品调查还不是海夫纳这段时间唯一的烦恼：一个没被人事部门晋升的黑人员工指控《花花公子》种族歧视；海夫纳被列入“黑名单”后，最初由尼克松白宫发起的国税局调查变得更严厉；不断有报告表明花花公子股票下跌，酒店经营和其他附属项目亏损显著。突然，经过多年惊人的盈利、极端的快乐和对环境显而易见的掌控，海夫纳的根基似乎开始动摇了；虽然凯伦·克莉丝蒂很愿意留在他身边，只要她觉得在他的世界里有个真实的位置，但此时她确信自己留下来太傻了。她只是他最荒唐的那一部分，勾起他想象力的小道具。尽管她知道这很可笑，但她23岁时就已感觉垂垂老矣，变成了一个偷听他打电话的泼妇，一个他轻易就能替换掉的床伴。已经有一个兔女郎空姐告诉她，飞机到达拉斯的前一天，海夫纳在洛杉矶是和那个抱卷毛狗一起坐飞机来的拉页模特过的夜（芭比·本顿因音乐事务不在城里）；虽然凯伦没天真到期待海夫纳的性忠诚会持续一周以上，但她不再想遵守他的期望不和其他男人在一起了。在达拉斯有个她认识甚至私下约会过的年轻人。她相信外面的世界还有其他她乐意见见的男人。所以，加上她兔女郎朋友南奇·海特纳的频频鼓励，凯伦·克莉丝蒂最终决定整理行李，不通知海夫纳，永远离开宅邸。

让她的东西通过保安不是个小问题，但她最后想出一个方案，让她能把财产寄到达拉斯，而不让房里任何可能告诉海夫纳的人警觉。她向女佣和管家解释说，她想把一些不要的衣物寄给得州的穷亲戚，她在硬纸板箱里一点点打包了她的皮草、首饰和一大橱海夫纳送她的衣裙和睡衣。在两周内她寄了30多个箱子给她在达拉斯的姑姑，并设法把她的白色林肯车交给一个她知道可以信任的前兔女郎；然后某一天趁海夫纳在洛杉矶时，她让司机驾车载她去拉什街上最喜欢的时装店购物。

司机和保镖坐在车里等，凯伦走进商店，在一个她认识的女售货员的帮助下，从后门逃到临街，叫来一辆出租车，带她到两个女性朋友和车等着的地方。其中一个是南奇·海特纳，帮凯伦一起开长途车到达拉斯，她们用了16个小时，途中用中枢神经刺激剂保持清醒。离芝加哥很远后，凯伦暂时停下来，用路边的电话亭和波比·阿恩施泰因道别，解释说她只是不能再在宅邸待着了。

波比·阿恩施泰因把信息转达给在洛杉矶的海夫纳，他愤怒焦躁，之后一周不断给凯伦打电话，试图说服她回来。尽管她希望保持朋友关系，同意时不时去洛杉矶看他，但她告诉他自己再也不会回芝加哥了。她刚在达拉斯弄到一间小公寓，在当地一家机构做模特，还在和先前在达拉斯遇到的一家电脑公司的年轻主管约会。虽然继续开她的白色林肯，她已经用不着皮草和昂贵的首饰了。她脖子上不久就会戴上新男友送的金链子；上面挂着一个14克拉钻石的价标，上面印着“已售”。

1974年11月，联邦法庭裁决海夫纳的秘书波比·阿恩施泰因有罪，她共谋将半磅可卡因带到芝加哥，被判15年监禁——对那些实际谈判执行这宗交易的男性共谋者最严厉的惩罚，都比她少五年。联邦探员监视她个人，也在她男友罗恩·沙夫电话里安装了窃听装置，知道她了解且赞成他的活动，而且自己也吸毒——这笔交易成交时，还和他一起去了迈阿密，但是她的律师坚称，她主要只是“坐车同去”，只是迷恋小她七岁的年轻的沙夫，她想要证明自己也能混进由他象征的时髦大胆的毒品文化。

她的长期监禁只是“暂时的”，可以大幅削减也许还会缓刑，前提是她能成为政府线人，供出其他相识的吸毒贩毒者的信息——联邦探员就是用这种方法劝诱一个毒犯供出波比·阿恩施泰因、罗恩·沙夫和其他年轻人的。这些使阿恩施泰因的律师相信，执法者比起惩罚她更想利用她，抓住那个他们怀疑是给了她毒品的人，即她的老板休·海夫纳。

好几年来，芝加哥的执法权力机构和宗教组织被海夫纳的享乐主义和膨胀的财富触怒，但他们迄今为止尚不能把他当罪犯监禁起来。1963年，《花花公子》中一张杰恩·曼斯菲尔德[杰恩·曼斯菲尔德（Jayne Mansfield，1933-1967），美国女演员，活跃在百老汇和好莱坞。在20世纪50年代，曼斯菲尔德是美国金发性感女性的标志之一。]的照片被认为淫秽，反堕落小队于是带着搜查令强行进入海夫纳的宅邸，指控他出版下流杂志，真的把他直接从床上拖了下来，拘留在警察局。海夫纳交了保释金被释放，在接下来的审判里，陪审团花了很多时间才做出裁决，但他最终赢得了自由。

但是，针对他最亲密的雇员波比·阿恩施泰因的毒品案，似乎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会，终于能约束海夫纳和他的影响力了，到如今，那次淫秽案逮捕11年之后，他的影响范围已经大到全国每个报刊亭都公开售卖他的杂志，甚至在非常保守的社区的杂货店里都有。休·海夫纳用一部分财产建立了基金会，游说议会把大麻合法化，并反对所有形式的极权主义压迫；联邦和州审查者的揣测是合理的，即使海夫纳本人可能不吸毒，他也经常邀请摇滚歌星、爵士音乐家和年轻的政治激进派参加派对，做东时的慷慨大方可能促使他迎合客人的习惯。在对海夫纳的调查中，打头阵的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检察官詹姆斯·R.汤普森，他几年前在芝加哥曾经起诉过伦尼·布鲁斯，而在阿恩施泰因——海夫纳调查期间赢得媒体广泛关注后，他可能会成为下任伊州州长。

波比·阿恩施泰因被判刑一个月后，詹姆斯·汤普森传唤她和律师到办公室，告知他们，他从可靠来源得知外面有人“雇凶”想要她的命，警告她在保释期间不管“朋友或敌人”都不要相信。阿恩施泰因的律师认为，这是试图进一步惊吓已经非常害怕的被告，让她怀疑自己的雇主，也许想吓得她起来检举他。如果这是政府的意图，它并没有成功；但是，尽管波比·阿恩施泰因毫不怀疑海夫纳持续的忠诚和爱意，她在宅邸里却开始感觉有些不安，当管家给她房间送来惯常的饮料和夜宵时，甚至有些警惕。

她已经很长时间以宅邸为家，但现在在那里她每天只要读报纸，孤立和不适就与日俱增，上面报道着，政府不断扩大调查至海夫纳的朋友、同事、宅邸员工、兔女郎，还有很多他在芝加哥和洛杉矶款待过的名人的私生活。调查也从卷宗中挖出一个叫阿德丽安·波拉克的兔女郎的案子，她1973年被怀疑死于安眠酮使用过量。尽管海夫纳声明从没见过阿德丽安·波拉克，尽管她死时正与吸毒的男友同居，报纸头条还是把海夫纳和她的死亡联系在一起，而且成立了另一个大陪审团重新调查波拉克案。

几十个人被讯问他们对海夫纳的看法，其中一个叫弗兰克·布雷迪，是《花花公子》的编辑，最近为这位出版商写过一本未经授权的自传；但讯问不集中于海夫纳有多大可能获取或使用毒品，布雷迪被问的主要是海夫纳的风流韵事，和他卧室里发生的事。其他被询问的人也收到类似的问题——似乎调查者急切地想把阿恩施泰因共谋案笼罩在性与毒品、堕落和死亡的氛围里。虽然海夫纳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格免受贬低，他决意阻止任何调查者渗入他住宅的企图，他们可能会在不显眼的地方藏一些毒品“栽赃”给他，日后再搜查出来作为指控的证据。在命令保安检查了两个宅邸每一个角落、缝隙和药品柜之后，他要求大门口的岗哨更加警戒，更彻底地搜查送货人、维修人员和其他通过侧门的外人。他的工程师周期性地检查电话防止窃听，还电子“清扫”屋子和大厅，寻找“臭虫”[臭虫（bug），指窃听器。]的迹象。

在疑心越来越重的这段日子里，波比·阿恩施泰因愈发抑郁，等待上诉之际，她有两次服用了过量安眠药，需要去医院治疗。尽管海夫纳邀请她到环境更阳光点的加州办公室工作——自从凯伦·克莉丝蒂离开后，现在他大部分时间待在那儿，他的律师却力阻波比住在洛杉矶宅邸，警告说她也许还在依赖毒品。当波比在芝加哥的密友、《花花公子》前雇员雪莉·希尔曼商量举家搬到洛杉矶，让波比和他们同住时，搬到西海岸似乎就很吸引人了；但波比还是反对，因为她知道在加州必须得开车。1963年出过一次车祸后，她就害怕开车，那是在肯塔基州，她驾车载着未婚夫，副主编汤姆·洛恩斯——《花花公子》主管维克多·洛恩斯的兄弟，撞上了路上一块凸起物，车被甩向路肩，然后撞到树上，洛恩斯的大众汽车整个翻了过来。她从车里被甩了出来，折断一条胳膊还受了其他伤；但洛恩斯被困在车里当时就死了。此后好几个月，波比·阿恩施泰因时常情绪消沉，白天黑夜都不能独自一人，因为她老是回顾事故，为未婚夫的死一遍遍自责。

不过，1974年冬天海夫纳提议她来加州找他后，她允诺新年假期一过就飞过去。1月的第二周，一个周六晚上她在雪莉和理查德·希尔曼北边的公寓吃晚饭，看起来对未来很乐观，也对官司的结果充满希望。她说自己不太可能被送去监狱。

凌晨1点半，一个朋友开车送她回宅邸，她查看了邮件后——没有新邮件，从值夜班的男佣那儿要了第五杯烈酒，端着回了卧室。喝了几杯酒后，她收拾好一个化妆箱，离开宅邸去散步。在往南几个街区的北拉什街，她推开年代久远的马里兰酒店的旋转门，50年代伦尼·布鲁斯在这家酒店的地下室夜总会演出时，观众中常常有休·海夫纳。在酒店登记簿上签下“罗贝塔·希尔曼”的假名，波比·阿恩施泰因乘电梯到11层楼，进屋后在门把手上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还上了两重锁插上门闩。透过屋里的窗子，她能看到那座37层的摩天大楼，楼顶巨大的文字招牌在夜空中闪烁：花花公子。3点过了一会儿，她打了三个电话——一个给开车载她回家的朋友（他没有接电话）；一个打给宅邸，查看是否有晚到的邮件（并没有）；最后一个打给希尔曼的公寓，理查德·希尔曼接了电话，虽然雪莉已经睡了，他说可以叫醒她；但是波比和他说不用了，又加上一句“告诉她我打过电话就行”。波比·阿恩施泰因的化妆箱里有装着巴比妥酸盐、安眠药和镇静剂的瓶子。每种都吃了足够致死的量后，她在酒店信纸上写下遗言放进信封，信封上面写着：“里面是无聊的解释信……”

第二天下午，酒店女服务员进不去房间，经理下令破坏门锁。波比·阿恩施泰因和衣躺在床边死去了。她的遗书这样开始：“这件事是我自己计划实行的。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我应该说明白，它绝对不是我的任何 雇主的决定或行为——在我最近的困境中他们最为慷慨和耐心……”

遗书继续说：“虽然政府的‘明星’证人做了（伪）证，但我从来没有参与过运输和销售这件案子涉及的所谓毒品……还有一点，虽然我不认为说出来关系重大，但是休·海夫纳是——尽管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一个坚定正直、道德心不可动摇的人，我很了解他，他从来没有参与过现在强加于他的罪行。”最后她补充道：“如果——像之前说另外一个人的那样——我的虚饰（或者心理捏造）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那么现在这件事令我安慰，知道这最后的决定——我自己的选择……是唯一一件我觉得自己能完全掌控的事……”

得知波比·阿恩施泰因自杀，悲痛愤怒的海夫纳飞回芝加哥；在宅邸主屋的壁炉边召开记者招待会，来的人挤满了屋子，会上他攻击检方，哀悼自己的朋友。他胡子拉碴双眼通红，读着一篇写好的声明：“近几周，有一系列针对我的耸人听闻的揣测和断言，即关于在花花公子芝加哥和洛杉矶宅邸所谓的非法毒品活动——企图把最近花花公子秘书波比·阿恩施泰因的可卡因共谋指控、芝加哥兔女郎阿德丽安·波拉克16个月前由于毒品使用过量死亡等事件与我联系起来。尽管我和这两个案子都没有任何关系，我很不情愿地同意在此事上不首先做任何公开声明，因为我们的法律顾问确信，我说的任何话都只会被利用，来进一步宣传——在我们看来——一项根本不合法的毒品调查，这项调查不如说是有政治企图的反花花公子的猎巫行动。”

“波比·阿恩施泰因的自杀使我们不可能再继续沉默，”他继续说，“不管她在私生活中犯过什么错误，她本应有更好的结局。她本应得到——除了其他事项——和其他受到类似指控的公民一样公正的审判。但因为她和《花花公子》以及和我的联系，在这件她其实只是边缘人物的可卡因共谋案中成了焦点。有充足理由可以相信，如果她为检察官提供了证据，支持任何针对我的严重的毒品控告，她根本就不会被起诉。她最终面临16年附条件监禁刑、长时间上诉的压力、政府检察官和探员越来越多的骚扰，这个已经情绪烦乱的女人到了忍耐力的极限——她自杀了……”

“很难去描述，在波比·阿恩施泰因的审判和相关对《花花公子》的调查中，宗教裁判所一般的氛围。臭名昭著的中世纪巫术审判中，审判官折磨受害者，直到他们不仅供认自己是巫师，还指控家人朋友施行巫术。以类似手段，毒品探员屡次任意、专横、反复无常地利用我们严厉的毒品法，以诱出审判中想要的证词。”海夫纳称波比·阿恩施泰因是“我认识的最优秀、聪明、有价值的女性”后，他不得不停顿了一下。他的手紧握着讲台，流下眼泪，除了照相机的声音，屋里鸦雀无声。终于，他继续说：“以正视听，我从未使用过可卡因，或其他硬毒品[硬毒品（hard drug），容易令人上瘾的烈性毒品，如海洛因、可卡因、吗啡。]和麻醉剂——我也愿意为此起誓，如作伪证愿接受惩罚，如果这能结束毫无根据的怀疑和猜测……一些政府探员追查此案的狂热，更多彰显出控诉者的品性，而不是被控诉者的。似乎水门事件的‘黑名单’思维还阴魂不散；我们出版《花花公子》第一年就挑战的压抑的清教主义遗产，仍旧和任何时候一样，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社会的可怕敌人。”

很多报纸专栏作家和社评撰稿人同意海夫纳对调查的批判，但还有其他报纸并不那么赞成，《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名作者就指责海夫纳试图“通过新闻宣传避重就轻”。在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份声明中，詹姆斯·R.汤普森强调“没有人，包括休·海夫纳，高于法律”；关于回应“海夫纳被调查是因为他是《花花公子》出版商”这种指责，汤普森评论道：“我不知道海夫纳本人近来代表着什么有何要紧——或者任何对他的起诉就有什么特殊意义。”

葬礼之后，对海夫纳和其同侪仔细彻底的调查继续进行；尽管司法部11个月后以证据不足宣布结束毒品案，媒体仍旧持续关注海夫纳和他公司的问题。报纸头版报道，《花花公子》杂志因为海夫纳的公众形象和毒品联系在一起，失去了广告收入；负面报道加上相信海夫纳的公司管理不善，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给海夫纳的信用额度降了两点，总价值达650万美元。这段时期，两个在华尔街有影响力的人退出海夫纳的董事会；花花公子公司股票从1971年卖给股民的每股23.5美元，到1975年一度降到低至2.25美元一股。尽管花花公子在英国的赌场——主要由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阿拉伯人赞助——每年盈利700万美元，尽管《花花公子》杂志就算月发行量降到600万份，仍旧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男性期刊，媒体仍旧不断强调，海夫纳的竞争对手销量盈利增加。罗伯特·古乔内的《阁楼》给读者“乐而忘忧的裸女照”，月销量快要达到450万份大关；拉里·弗林特的《风尘女郎》1974年6月起家，现在每月已经能卖出将近200万份——1975年6月，它发表了一系列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在斯科皮奥岛上裸体晒日光浴的彩照，是由一个意大利摄影师蹲在渔船里用望远镜镜片拍摄的，令男性杂志市场目瞪口呆。

弗林特也打算在《风尘女郎》上刊印一张休·海夫纳和一个年轻女人做爱的裸体照，它从海夫纳芝加哥的私人档案中被拿走后，不知怎么被弗林特得到了。当海夫纳刚得知弗林特的打算——由《搞》的阿尔·戈尔茨坦泄露给了《花花公子》的主管纳特·莱尔曼，便催促莱尔曼联系弗林特要求返还照片，向其解释这是被偷的个人财物，未被授权的发表对牵涉的那个女人非常不公平。虽然莱尔曼和弗林特第一次商量后他的态度不明朗，莱尔曼感觉还是可以和弗林特说道理的。这个八年级就辍了学、极度贫穷的肯塔基州小佃农的儿子，用草垛上生命的临床特写镜头震惊了杂志界，并以此致富，如果海夫纳在洛杉矶宅邸宴请款待他，也许他感觉会被讨好；莱尔曼如此向海夫纳建议后，他提出了邀请，而拉里·弗林特欣然接受。拜访从始至终，海夫纳都魅力十足、关怀备至；把他的出版界同侪介绍给迷人的客人们，还亲自带弗林特参观宅邸和周围的庄园。尽管拉里·弗林特来的时候对海夫纳有所疑虑，怀疑他除了自私自利不会全心追求任何更高的目标，但是海夫纳用他的生命成就的事业，以及用他的钱买的东西，令弗林特印象深刻；走之前，作为友好的表示，拉里·弗林特从外套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交给海夫纳，并向他保证没有制作复本。

在这段不稳定的时期，不仅纳特·莱尔曼成功辅助了海夫纳，维克多·洛恩斯——花花公子伦敦赌场的总管，也被召唤回来缓解一些困难，特别是花花公子度假酒店和俱乐部的财政问题。最近四年，仅酒店一项就亏损超过1000万美元；加上花花公子俱乐部也无盈利——还有电影和唱片部门，1975年公司总利润从两年前的1130万美元降到110万美元。

维克多·洛恩斯是个富有的离了婚的芝加哥人，最近几年都住在英国乡间一栋庄园，由司机开着劳斯莱斯往返办公室，他47岁，自信务实，从来不在意花花公子同僚主管们的认可和喜爱；洛恩斯同意暂时离开伦敦的好日子，到芝加哥为海夫纳做费力不讨好的活儿，与其说是无私，不如说是为自己身为花花公子第二大股东的利益考量。看到赌场的利润和《花花公子》杂志的盈利被一大堆散漫的附属机构吸走，洛恩斯烦透了；一抵达芝加哥，他立即开始向公司冗杂的部位开刀，几乎不在意在总公司人们都管他叫“大白鲨”。

知道海夫纳基本上快废弃不用芝加哥宅邸了，洛恩斯将员工人数从50名减少到12名；削减了芝加哥酒店和当地花花公子俱乐部的服务职员后，他终止了在全国花花公子俱乐部成员间流通的杂志《V.I.P.》，由此公司每年节省了80万出版费用。洛恩斯把花花公子的名头从芝加哥、大峡谷和新泽西的酒店中去掉，力图吸引常规生意；而且，经海夫纳同意，不久就制订了计划，处理掉牙买加的度假酒店，剔除无利可图的巴尔的摩、新奥尔良、旧金山、蒙特利尔和亚特兰大的俱乐部。公司的唱片生意逐渐被淘汰，花花公子电影产业暂时搁置。尽管洛恩斯无权过问《花花公子》杂志的业务，因为亚瑟·克雷奇默——A.C.斯贝特斯基的继任者——对杂志有编辑特权；但洛恩斯在编辑办公室出现，就已经足够搅起一些编辑向海夫纳没好气地抱怨——虽然海夫纳一直是同情的倾听者，甚至有时自己也对洛恩斯专横的性格颇有微词，却暗自支持他的行动，只要这些不特别影响到海夫纳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行。

海夫纳已经削减了自己25%的工资，将30多万美元年薪降到23万，还放弃了三个总价值120万的半年期股息红利，将之转入花花公子其他股东账下，海夫纳相信，为了公司的清偿能力，自己已经牺牲得够多了；当他从报纸上听闻，洛恩斯宣布也许要卖掉芝加哥宅邸和海夫纳的飞机，这个震惊的出版商就不那么钦佩洛恩斯削减成本的才干了。

海夫纳私下责怪洛恩斯后，公开否认了报道；芝加哥宅邸仍旧在他监管之下，准备好了一箱箱清凉的可乐等待他不定期回来，同时海夫纳固执地抱住他最喜欢的玩具——花花公子飞机，它现在正闲置在加州大太阳下，因为一旦起飞，为维持其运转，公司每天至少要花费1.6万美元。但是当公司接到500万美元的报价，买这架飞了5年的飞机，海夫纳务实的德国基因压过了他菲茨杰拉德式的浪漫主义，他感到不得不同意卖掉它。尤其是，新主人会把这架黑色的飞机漆成别的颜色，不会利用它曾属于花花公子这件事来牟利，而且它也会去远离美国国境的地方飞行。买下“兔老大”的是委内瑞拉政府。

但是，DC-9的所有权正式转手时——海夫纳从飞机上取回他的立体声设备、飞行长袍和睡衣，还有大小与圆床正合适的塔斯马尼亚[塔斯马尼亚（Tasmania），澳大利亚唯一的岛州，位于澳大利亚大陆东南角约240公里的外海，是一座呈心形的岛，与澳大利亚本土最南方的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隔海相望。]负鼠毛床罩，仍旧是洛杉矶宅邸悲伤的一天，无论对休·海夫纳，还是他那些习惯了在奢华环境中免费快乐旅行的朋友来说，都是如此；如果他们看到花花公子飞机最后一趟从洛杉矶飞行之后的命运，可能会更加沮丧。

它被飞到俄亥俄州的威尔明顿，在那儿，专门的工人如期完全毁坏了内部，拆除了华美的座椅、海夫纳的下沉式淋浴和他特别的圆床。在海夫纳安装了桌游和舞池的走廊里，工人们现在用螺栓固定住将近100个排列整齐的标准乘客座椅。飞机被重新漆成白色，机身外那熟悉的花花公子兔子标志现在变成了委内瑞拉的七星旗。

1976年最终到达委内瑞拉首都时，这架DC-9看起来和其他民用通勤机没什么两样；不久之后，审慎严肃的官僚商人们每天乘它往返加拉加斯和马拉开波，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肘挨肘挤在一起的乏味机舱曾经是个欢乐场，满是开香槟酒塞的砰砰声、笑声、穿着丝绸衬衫的骄奢逸乐之徒和健美丰满不穿胸罩的双陆棋手。

虽然海夫纳经常观看那些展现他登上黑色飞机、在空中狂欢畅饮的自拍影片，来和他过去的飞机保持精神联系，但在1976年3月，多少幻想和追忆都无法安慰他了，为了参加纽约翻新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开业庆典，海夫纳和随员被迫在芝加哥机场手持机票、排队等候登上一家商用飞机，而飞机预定好的行期绝不可能受到《花花公子》出版商的睡眠习惯或心情的影响。因此，不仅海夫纳，还有他被惯坏很久的同行者们，在这趟旅行中都需要做一些心理调节；尽管他买的每张票都是头等舱，确保了十个朋友有足够的空间（不过有三个头等舱座位已经提前卖给了从圣阿尼塔到加州高架渠的赛马骑师），但在他们坐好、打开双陆棋盘前，休·海夫纳还是挤出来一个微笑对人群说：“不知怎么地，我觉得我应该道个歉。”

但是除了飞行本身，纽约之行让海夫纳非常满意。数年来第一次，《花花公子》获得了媒体的赞许。改造后的俱乐部位于第五大道和五十九街交界处，它漂亮的外观、一流的美食和娱乐表演广受赞誉，几十个摄影师在拥挤的酒吧和舞池里穿梭，给所有人——从霍华德·科赛尔[霍华德·科赛尔（Howard Cosell，1918-1995），美国著名体育记者，因他狂暴、自负的性格而闻名。]到伦尼·布鲁斯的母亲——照相。虽然穿着白色新西装的海夫纳和穿着黑色长裙的芭比·本顿是男女主人，但更多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却指向了海夫纳身边光彩照人的年轻棕发美女，她微笑着，机敏的黑眼睛和他很像——她是他23岁的女儿克里斯蒂，某种程度上，纽约的那一晚是她的亮相派对。

从布兰迪斯大学以最优等[最优等（Summa Cum Laude），拉丁文学位荣誉中的最高一等。拉丁文学位荣誉是许多欧美国家大学的传统，用来奖励特别优秀的毕业生，有时也作为学位评分的标准。常用的分为三类：Summa Cum Laude，最优等；Magna Cum Laude，极优等；Cum Laude，优等。]成绩获得英语文学学士一年后，1975年，克里斯蒂·海夫纳作为初级经理进入公司，她已经向芝加哥很多心怀疑虑的《花花公子》编辑证明，她有机敏的头脑和成熟的性情，有能力和欲望学习，而且从不因为自己是老板的女儿就期待或想要特殊照顾。尽管在花花公子大厦中，特殊照顾不可避免——尤其是她父亲已经公开声明，有天她也许会接管公司，克里斯蒂的机智敏锐，让一个很容易引起怨恨的局面向最好的情形发展；到纽约开业庆典的时候，她已经赢得了父亲几乎所有同侪的善意和尊敬。

在纽约接受的采访，以及随后在全国其他城市的采访中，克里斯蒂·海夫纳把媒体的注意力从对《花花公子》的批评报道转移到她的个人经历和突然晋升这件事上——《时尚》杂志称她的职位为“兔子继承人”。作家朱迪·克莱斯露德描写她拥有“十大啦啦队队长那样生机蓬勃、精心打理的面庞，还成了布雷克香波的代言女孩”，克里斯蒂明显是那种会吸引她父亲的类型；她自己承认和父亲相互吸引，更像是浪漫而非家人关系。

在克里斯蒂少女时期的大部分时间，父亲实际上是个陌生人，像某种隐居的叔父，过着神秘奢华、声名狼藉的生活，让她觉得既诱人又困惑。克里斯蒂2岁时他搬了出去，1960年母亲再婚后，8岁的克里斯蒂和5岁的弟弟改姓继父的姓，她静静地住在威尔梅特北岸社区，并不快乐。克里斯蒂上高中后，偶尔可以去宅邸拜访父亲，坐在那儿对他非凡的玩具和女人们惊叹不已；但是直到上大学，她才能够和父亲深入交流，认出和欣赏他们两个身上类似的特点品质。像他一样，她头脑敏捷，智商很高，自我意识很强，而且一定要成功，也信奉个人主义和性自由。

在布兰迪斯的第一年，她开始和在校园遇到的一个男同学同居；虽然克里斯蒂假期把这个年轻人带回家，还和他睡同一张床时，她妈妈最开始很不高兴，但她父亲见过克里斯蒂的朋友后，倒是全心全意地支持这段关系，而且更愿意相信，女儿快乐的私生活会促使她学业有成，1973年6月，克里斯蒂最终入选ΦBK协会。

入会时，克里斯蒂坚持在名誉榜上将她的姓写作“海夫纳”，这让她的父亲心花怒放；1974年从布兰迪斯毕业后，她在波士顿做了一年自由撰稿人——她男朋友去了乔治城大学继续读法学院，后来她接受父亲的聘请回到芝加哥，在花花公子大厦里做他的特别助理。工作第一年，她定期拜访公司的造纸厂和印刷厂、赌场和俱乐部，参加商务会议，熟悉公司结构和各部门主管。她也参加办公室派对和会议，和父亲一样，不遵守那些劝阻同事间性行为的格言。她和公司里一个责任广泛的上级主管短暂交往过，她父亲完全知晓，但不大支持。实际上，海夫纳对他女儿处理这种情况的能力，比对那个年长的男人更有信心；这段关系最终友善地结束了，结果没有造成任何公司混乱或自我受伤的迹象，让海夫纳松了一口气。在她那一边，克里斯蒂·海夫纳毫不迟疑地告诉父亲，自己对他那些年轻女朋友们的看法；虽然她的观点从不苛刻，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想法也不客观，但她相信，没有一个情人在他生命里真像他愿意想的那么重要——在她看来，她们没有一个在智识和本质上比得上那个曾是他妻子的女人。

克里斯蒂和父亲的团聚，完全没有减损她和母亲米尔德丽德之间密切的联系，她们几乎每天都通电话，每周都见面，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因为喜爱；她知道父母再婚非常不可能——就算母亲1971年已和第二任丈夫离婚，其中一个原因是母亲已经和一个小她12岁的迷人美发师深深坠入爱河三年，现在正在同居。但是，克里斯蒂确实成功强化了本已疏远的父母间的友谊纽带。在克里斯蒂的建议和鼓动下，70年代中期他们组织了一些海夫纳家庭团聚，把她父母和他们年轻的情人带到同一屋檐下；她住在阿斯彭的离异的叔父基思，通常由他滑雪胜地的一个小明星陪着；她上大学的弟弟戴维，是个有抱负的摄影师，保留了前继父的姓；她自己的伴侣总是个年长点的男人；还有她头发花白、观念保守的祖父母格伦和格蕾丝·海夫纳，他们似乎很享受团聚，但私下里他们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更有智慧。老海夫纳夫妇坦承一生没和其他人有过性关系；结婚50多年之后，他们说自己无怨无悔。虽然格伦·海夫纳通过投资儿子的股票，成了百万富翁，而且多年来帮助审计公司账目，但他表示自己这辈子一次也没有看过《花花公子》中的裸体照片。他强调自己爱读的杂志只有《财富》和《商业周刊》。

除了少数中层行政人员暗地里提及裙带关系，克里斯蒂·海夫纳在公司里的第三年被宣布晋升为副总裁时，花花公子大厦上下洋溢着庆贺的氛围，这样，她26岁时年薪已经将近5万美元；甚至那些认为她晋升过快的员工也不得不承认，比起其他任何人，她更有效地改善了《花花公子》的公众形象，把它从毒品调查、股票下跌和波比·阿恩施泰因去世时那段阴沉的日子里解救了出来。

但是，和她成功吸引媒体注意同时发生的，还有许多与她无关的事件，也帮助公司在广告公司、银行家和投资者那里恢复了声望。例如，杂志持续购买和出版享誉盛名的作家们——约翰·契弗、欧文·肖、亚历克斯·哈里、大卫·哈伯斯塔姆、[约翰·契弗（John Cheever，1912-1982），美国小说家、短篇故事作家。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他的小说《瓦普肖特纪事》（The Wapshot Chronicle） 获得1958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欧文·肖（Irwin Shaw，1913-1984），美国著名剧作家、小说家，生于纽约，是俄裔犹太移民。亚历克斯·哈里（Alex Haley，1921-1992），美国作家。他最出名的作品是1976年出版的《根》（Root）和其执笔的《马尔科姆·X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 。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1934-2007），生于美国纽约市，犹太人，著名记者、作家与历史学家。他以对越战的报道而闻名，为普利策奖得主。]索尔·贝娄——的杰出作品，终于在文学界赢得了迟来的赞誉；尤其重要的是能够制造新闻的《花花公子》访谈，它采访的对象包括被罢免的工会领袖吉米·霍法[吉米·霍法（Jimmy Hoffa，1913-1975），美国劳工运动领袖、作家，时任美国国际卡车司机工会主席。后于1975年失踪，于1982年被法院宣布死亡。]（他失踪前的最后一次采访），还有未来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他的坦白让杂志和自己都成了世界头条：“我曾经充满情欲地看过很多女人的照片。在脑海里犯下很多次通奸罪行。上帝知道我会这样，而他原谅我。”

1976年海夫纳决定，从拥有32份报纸的奈特——里德集团挖来顶尖的报业经理德里克·J.丹尼尔斯，任命他为首席运营官，这也被证明是明智的举动；因为德里克·丹尼尔斯头脑格外清晰，擅于解决有些混乱的管理问题，他在维克多·洛恩斯已经采取的措施的基础上找到进一步节省开支的方法，又不严重影响员工士气，或者损害公司已经获得的利润。最显著的盈利是《花花公子》杂志的广告收入，尽管它现在月销量停在了500万份大关，但广告收入马上就要达到创纪录的每年5000万美元，比最接近的竞争者《阁楼》多了整整一倍。公司的另一份杂志《是！》也开始获利，酒店——俱乐部的亏损逐渐减少。虽然由于一些部门和附属机构被整顿或解散，丹尼尔斯上任头两年，有将近100个职员或者被解雇或者退休，但丹尼尔斯并没有主张保守或防备性的政策。他认识到，一个生气蓬勃的机构，有时为了更高的利润必须冒险，丹尼尔斯管理下的花花公子企业公司，1980年末计划在大西洋城修建开办一个耗资数百万美元的酒店赌场，在那里，赌博近期刚被新泽西州立法院宣布为合法。一来是因为“国际度假村”建立的第一个赌场财源滚滚，二来花花公子在英国赌场的成功，花花公子公司股票上涨到16美元一股。

完全归功于丹尼尔斯决议的举措，包括擢升克里斯蒂·海夫纳为副总裁；而且丹尼尔斯虽然如摄政王般代她主事，却也让克里斯蒂主管花花公子基金会（每年为公民自由事业和医药——性研究捐赠数千美元）和公司的宣传推广部，她的责任包括在广告团体前演讲、参加电视脱口秀和去全美各地接受媒体采访。

女记者最经常以简单粗暴的方式问她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她宣称自己是热心的女权主义者，那么为何要在一个以贬低女性身体来积累财富的男性沙文主义公司工作。克里斯蒂·海夫纳否认将女性描绘为性感尤物有什么贬低女性的地方，声称性爱和智识、独立性一样，是女性自我重要的一部分。当采访者提及《花花公子》里有张照片表现一个裸体女人把手指放在自己的阴蒂上，问那有没有剥削女性身体，克里斯蒂回答：“我不认为自慰是一件坏事，”她指出，“女性第一次被表现成和她们自己的身体亲密接触，这正是女权运动想要做的。”

她强调，《花花公子》从不把女人和链锁、鞭子和其他古怪装备拍在一起——但很奇怪，她在像《Vogue》这样的女性高级时尚杂志里却会看到，克里斯蒂·海夫纳追述道：“女权运动有影响力后，某段时间有一种氛围，如果你是女权主义者，你就得穿牛仔裤和军靴。所以突然之间，裸体和性爱成了剥削女性。运动中也有一种反性爱、反男性的偏见很严厉地攻击《花花公子》，因为它很明显非常倾向于异性恋，非常倾向于表现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但是她继续说，她看不出《花花公子》和女权主义有何本质上的矛盾；对她来说，女权主义代表在生活中拥有大量机会和选择，她强调，告诉女人她们不能裸体——像一些清教徒式的女权主义者现在力阻的，像男性审查员和神父阻止了几个世纪的——和大部分女性解放论者所寻求的独立自决等目标相悖。虽然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她承认《花花公子》对女性性质的表现视角有一定局限，但她强调，这是一份男性杂志，它的任务不是展现身为女性的众多复杂面向，就像美国的女性杂志也不想展示男性的复杂性一样。事实上，大部分女性杂志“甚至都不涉及女性的复杂性”，她说，补充到，比起《花花公子》，她更想改变《家庭圈》杂志中女性被表现的方式。

1978年12月，《花花公子》杂志庆祝出版25周年纪念；接下来的几周里——在芝加哥、洛杉矶和纽约——举办了一系列派对、晚宴、迪斯科舞会、宴会和其他盛大庆典，共花费了公司100多万美元，全部是由克里斯蒂监督组织的，她现在无疑是休·海夫纳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芭比·本顿仍旧是好朋友，但是28岁的她感觉在海夫纳的乐园里已经停滞不前，决定完全住回贝弗利山的公寓，并开始和其他男人约会。凯伦·克莉丝蒂回到得州之后，于1976年和1977年去洛杉矶拜访过海夫纳，最近也写简信告诉他，自己刚刚在达拉斯和巴尔的摩小马队的后位艾德·西蒙尼尼结婚。海夫纳的前妻米尔德丽德和年轻的瑞士裔美发师皮埃尔·罗尔巴赫愉快地同居多年后也决定结婚；而52岁的休·海夫纳正在追求最新的女主人桑德拉·西奥多，《花花公子》上22岁的金发的7月小姐，她混合了芭比·本顿和凯伦·克莉丝蒂，还有其他邻家女孩的气质，她们都在无情的岁月中老去和改变，但是在海夫纳心里永恒常青。

410页的《花花公子》周年纪念版里有杂志历史上所有玩伴女郎的照片，休·海夫纳在出版人寄语中回忆道：“当我25年前设想这样一本杂志时，完全没想到它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被仿效、最有影响力但又争议纷纭的出版物之一。50年代早期是一个顺从和压抑的时代——艾森豪威尔和乔·麦卡锡议员的时代，这是20年大萧条和战争的结果。但是，那也是美国再度觉醒的时期——重新强调在自由社会中个人的重要性、权利和机遇——一个财富和闲暇时光不断增加的时期。我想要出版一份既影响到，也体现出美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和性观念变迁的杂志，但是它首先必须有趣。《花花公子》想要去回应反驳我们的清教遗产中压抑的反性爱、反嬉戏享乐的那一面，这是一个年轻人的远大梦想。他刚刚从大学毕业，因为想要提薪五美元的请求被拒绝，愤而辞去为《时尚先生》做推广文案60美元一周的工作……”

1979年1月11日周年纪念闭幕式上，数百名嘉宾汇聚于纽约中央公园绿苑酒廊饭店，在他们面前，一位发言人——《时尚先生》的代表——站起来，赠予休·海夫纳一张放大的五美元钞票复制品，以纪念几十年前被如此坚决拒绝的那次加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