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一起寻找力量

另一种选择  作者:谢丽尔·桑德伯格/亚当•格兰特

人类处在难以挣脱的相依相存之网中,

共同的命运将我们牢牢捆绑在一起。

无论有什么直接发生在某一个体身上,

都会间接影响到人类整体。

——马丁·路德·金

1972年,一架从乌拉圭飞往智利的飞机撞上了安第斯山脉中的一座大山,裂成两截,冲下积雪覆盖的山坡。对于33名幸存者来说,这只是苦难的开始。在接下来的72天里,这群人与各种困难做斗争——震惊、冻伤、雪崩、饥饿。最终,只有16个人活了下来。

幸亏有人把它写成了书,拍成了电影,我们才知道为了生存,这群人采取了怎样极端的方法。最新的分析报告是由研究者、登山家兼亚当的同事斯宾塞·哈里森做出的,它不仅分析了这些人如何活下来,而且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能活下来。斯宾塞追踪采访了4位幸存者,梳理了他们的日记,甚至和其中一位幸存者重回了失事地点。每位幸存者的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他们内在复原力的关键在于心怀希望。

这架飞机上的45个人大多数是十八九岁和二十岁出头的英式橄榄球球员,那天,他们准备乘飞机去参加表演赛。飞机无线电受损意味着他们发不出信息,但仍能接收到信息。坠机后,他们最初的计划是躲在破损的飞机里等待救援。“我们都认为救援是生存的唯一机会,”幸存者南多·帕拉多写道,“我们几乎以宗教般的狂热紧紧抓住这个希望。”9天后,这群人的补给耗尽了。他们被迫利用仅存的食物资源——死去队友冰冻的尸体。第二天早上,几名乘客通过无线电听到搜救工作已经被取消了。队长说:“我们千万不能告诉他们,至少要让他们保持希望。”另一名乘客古斯塔沃·尼克里奇对此并不赞同,他大喊:“这是个好消息!我们要靠自己走出去了!”

我们通常认为希望在个人的内心中,但实际上人们可以一起构建出希望。通过创造共同的信念,个体能够形成一个有过去、也有光明未来的群体。

幸存者罗伯托·卡内萨说:“有人说‘只要有生命就有希望’,但对我们来说,情况反过来了——‘只要有希望就有生命’。”在那段饥寒交迫的漫长日子里,这些幸存者一起祈祷。他们筹划着重返文明世界后要启动的项目:一个乘客提出开餐馆,另一个乘客梦想着拥有一个农场。每天晚上,都有两名幸存者仰望月亮,想象着此时此刻他们的父母也在凝望着同一个月亮。还有一位乘客拍下照片,把他们的困境记录下来。很多幸存者给家人写信,表明他们求生的渴望。幸存者哈维尔·迈索尔写道:“尽管我们身处困境,但为了保持信念,我们不得不成为炼金师——把悲剧转化为奇迹,把沮丧转化为希望。”

当然,只有希望是不够的。很多乘客虽然满怀希望,但依然没能挺过去。不过,希望可以避免人们陷入绝望。研究者发现,当“人们对可能性产生新设想时”,希望便会产生并维持下去。如果相信存在新的可能性,人们就不会认为事情一成不变,就会有动力追求新选择,找到前进的动力和方法。心理学家称之为“有理由的希望”——如果采取行动,就能让事情变得更好。“我从来没有放弃祈祷,我不断祈祷救援人员的到来、祈祷上帝出手,”帕拉多回忆道,“但同时,一个无情的声音总在我的内心深处低语:‘没人能找到我们,我们会死在这里。我们必须制订计划,我们必须自己救自己!’”

之后,帕拉多、卡内萨和另一个幸存者开始了艰难跋涉,他们差点儿被冻死,所幸他们找到了飞机的尾巴,并机智地把机尾的隔热材料当睡袋用。在飞机失事近两个月后,这个临时的睡袋使帕拉多和卡内萨有条件开始了另一次远征。他们穿越危险地带,跋涉了33英里,登上了14 000英尺[1英尺=0.3048米。——编者注]高的山峰。10天后,他们发现了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人。就这样,直升机营救了剩下的14位幸存者。

幸存者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并形成了自己的小团体。每年的得救纪念日,他们都会聚在一起打英式橄榄球。他们共同创作了描述此番经历的书《雪社会》(The Snow Society )。2010年,当33名智利矿工被困在地下时,4名安第斯山脉的幸存者从乌拉圭飞到智利,通过视频为矿工打气。古斯塔沃·尼克里奇说:“我们是想给他们一点儿信心和希望。我们让他们知道,只要他们需要我们,我们随时会提供帮助。”69天后,第一位矿工乘坐囊舱被升到地面上,几百人为之欢呼。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33名矿工全部获救,他们终于可以和所爱的人团聚了。聚集在矿井外的人组成了帐篷城市,它被称为“希望营地”。

不仅个人可以建立复原力,人与人之间——在社区、学校、城镇和政府里,也可以培养复原力。当培养起共同的复原力时,我们会变得更强大,而且会形成能克服困难,战胜逆境的社群。集体的复原力不仅需要每个成员都怀有共同的希望,还需要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故事和共享的力量。

对我和我的孩子来说,结识同样失去父母或丧偶的人能够给我们带来急需的安慰。在大多数宗教和文化中,悼念是公共的行为——我们聚集在一起,掩埋并纪念亡者。一开始,很多朋友和家人来到我家,确保我们24小时都有人陪伴。但是,朋友和家人最终都需要回归他们正常的生活,我们也需要重建新的生活。孤独感变得更强烈了。

戴夫去世第二周,我把孩子们安顿上床,独自坐在厨房里,脑子里闪过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画面:年老的我坐在桌旁,面前放着拼字游戏板。戴夫不在我的对面,而我盯着对面空空的椅子……那一周,我和孩子们去了喀拉——当地的一家悲痛支持中心。在那里,我们结识了一些很久前失去亲人的人,他们告诉我们,我们不会永远陷在强烈悲痛的空洞中。这对我们很有帮助。喀拉的执行董事吉姆·圣图奇曾经失去了一个孩子,他解释说:“当失去亲人或面临任何困难时,大多数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人际联结。支持性群体可以让你和其他真正了解你的经历的人进行交流,这是深层的人际联结。它不只是‘哦,我为你难过’,而是‘我真的理解你’。”

之后,我的孩子也参加了体验营,那是为期一周的项目,专门针对失去父母、兄弟姐妹或主要照料者的孩子而开设。营地的两个核心目标是建立社群和激发希望。在一项练习中,孩子们处理与悲伤有关的情绪。以愤怒为例,孩子们可以用粉笔在人行道上潦草地写出令他们气愤的词语——有的孩子写下“欺凌”,有的孩子写下“癌症”或“毒品”,然后他们数到三,把水气球扔在地上,让地上的字迹模糊掉,这样孩子们就释放了愤怒。在下一项练习中,营员们要拿起代表内疚的砖头。当砖头太重时,另一个营员会来分担重量。这些练习帮助我的孩子认识到,他们的负面情绪是正常的,其他孩子也有这样的情绪。

为了加入经历悲剧的社群,我们不得不接受自己崭新的、不大受欢迎的身份。作家艾伦·洛克告诉我们,在他瘫痪后,“一开始我不愿和坐轮椅的人混在一起,我不想属于那个‘俱乐部’。我不认为自己是个怪物,也不想加入怪物兄弟会。”他的想法不是一夜之间转变的。“这个过程花了我四五年时间,我觉得大脑里的每个细胞都需要改变,一次改变一个,就这样,我非常缓慢地接受这件事。”在转变的过程中,他渐渐接近了那些能够理解他的处境的人。他告诉我们,这样做的意外收获是——“他们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最擅长黑色幽默。”

艾伦的观点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一根弦——很长时间之后我才能说出“寡妇”这个词,直到今天这个词依然会令我畏缩。“我是个寡妇”,接受这个身份使我交到了新朋友。在过去两年里,我结交的所有新朋友都有过不幸的经历(一开始我写的是“大多数新朋友都有过不幸的经历”,但我很快意识到实际上所有人都遭遇过不幸)。这个俱乐部很有凝聚力,当然没人想属于这个俱乐部。可能因为没人想主动进入这个社群,而我们又同病相怜,所以我们才能紧紧相依。

史蒂文·齐弗劳刚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他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不仅因为他的年龄是普通大学新生的2倍(当时他38岁了),而且史蒂文在儿时受过虐待——他10岁就开始吸食可卡因,又因为盗窃、劫车进过少管所,后来还进过加州监狱。因为跟其他犯人打架,冲看守吐吐沫,史蒂文被单独监禁了4年。后来,他向加州立法机构证明了单独监禁本身就是“受刑”。

被释放后,史蒂文参与了一个“12步计划”,并且获得了高中同等学力,还遇到了他的人生伴侣西尔维娅。之后,他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英国文学,在社区大学学习了几年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了他。虽然他获得了入学资格,但进入大学校园后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融入。他说:“我去上英语课,但我在那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一天,史蒂文在去转学中心的路上,遇到了另一个30多岁的学生丹尼·穆里洛。他叫住史蒂文,说他一眼就看出史蒂文坐过牢。很快,这两个人发现他们都在鹈鹕湾监狱蹲过单独监禁。“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完全有资格在加州大学读书。”史蒂文说。

之后,史蒂文和丹尼成了好朋友,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残忍的单独监禁,还协助启动了“地下学者计划”(Underground Scholars Initiative),这是一个支持性团体,支持那些蹲过监狱的伯克利大学学生。他们经历过极度的孤寂,所以想集结成一个群体。“作为一个学生群体,我们希望让彼此尽可能获得有利的条件,以期成功。”丹尼告诉我们,“坐过牢的人很多时候不想寻求帮助,但我们想通过努力让他们明白,承认自己缺乏某些技能并寻求帮助,其实是一个人内心有力量的表现——想要做出改进,说明你并不软弱。”

波塞基金会(Posse Foundation)是另一个将具有类似背景的学生聚集在一起的组织,其目的是战胜孤立感。波塞基金会的名字来自一个才华横溢但非常孤独的学生,“如果我身边有哥们儿,那么我绝不会退学。”波塞基金会招募已经表现出非凡学术潜力和领导潜力的贫困高中生,让他们组成10人的小组,申请相同大学的奖学金。从1989年开始,波塞基金会帮助了近7 000名学生进入大学,其毕业率高达90%。如果我们真的想为他人创造机会,就需要像波塞基金会那样,长期且有力地提供公共及私人的支持。

除了共同的希望和共同的经历之外,共同的故事也可以增强集体的复原力。故事听起来好像“没分量”——故事能有多重要?它其实是我们对自己过去的解释和对未来的期望。就像家族故事有助于孩子产生归属感一样,集体的故事也能够创造集体的同一性。而且,强调平等这类价值观的故事对追求公正至关重要。

共同的故事通常来自对原有故事的重写和对不公平的刻板印象的驳斥。在美国及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人们常常认为女孩的数学成绩不如男孩。例如,如果在数学考试前,一些大学生被特别提醒了他们的性别,那么女生的成绩将比男生的低43%。相同的考试如果被称为“解决问题测试”而非“数学考试”,那么不同性别的成绩差异就消失了。在另一个实验中,当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被告知测验的目的是评估其语言能力时,黑人学生的分数就会比白人学生低。但是,如果不提语言能力,那么不同种族学生的成绩差异就消失了。

心理学家称此现象为“刻板印象威胁”,即人们担心自己被归入消极的刻板印象。焦虑会扰乱我们的思维,而这种担心也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导致我们恰好符合刻板印象。这种效应将对很多不同种族、宗教、性别、性取向和背景的人造成破坏,这就是波塞基金会要改写的故事。波塞基金会的孩子进入大学后,会形成迥然不同的学生形象。用一位波塞基金会校友的话说就是:“校园中流传着这样的看法,波塞的孩子又聪明又酷。”他们没有受到消极刻板印象的威胁,相反,积极的刻板印象激励着他们。

几年前,在写作《向前一步》时,我对社群在改变叙事上的作用有了新的理解。当我和女性们谈论实现抱负和目标时,最常见的一个反应是:“我想在事业上进步……但我该怎么做?”女性在职场中较少能获得对成功至关重要的指导和上级的支持,但同伴的支持会对女性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和三名对同伴指导充满热情的女性——蕾切尔·托马斯、吉娜·比安基尼和黛比·黑梅特尔组成团队,启动了“向前一步圈子”(Lean In Circle)。这个由同辈组成的小群体经常聚在一起,互相支持、鼓励。如今,在150个国家中已经有32 000个“向前一步圈子”了。超过半数的成员说,这个圈子帮助她们度过了困难时期。2/3的成员认为加入圈子后,她们更有可能接受新挑战。我现在意识到,圈子有助于女性努力实现目标的部分原因在于,它培养了集体复原力。

东帕罗奥图的“千禧年拉丁裔圈子”使年长的女性和青少年女孩建立起联系,其目的是帮助这些年轻女孩(其中很多人是少女妈妈)进入大学并顺利毕业。千禧年拉丁裔圈子的创立者是瓜达卢佩·瓦伦西亚,她16岁怀孕后,便被迫转学。因此,群体中的很多成年人要么曾是少女妈妈,要么有过少年怀孕的家族史,她们知道少年时期怀孕对人生的影响,并决心改写下一代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生活在一个从来不提‘大学’这个字眼的家庭中意味着什么,”瓜达卢佩说,“但我们很清楚,对千禧年拉丁裔圈子来说,上大学不是一个选择,而是必须要去上大学。”瓜达卢佩成了圈子成员的榜样:除了从事全职工作之外,她还身体力行自己的口头禅——重返学校,并取得学历。

反抗不公正的人往往是不公正的受害者,他们必须找到战胜当下逆境的希望和力量,为改善明天而努力。从种族隔离的结束到疫苗的发展,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成就恰恰源自个人的不幸。通过帮助他人应对艰难的处境,然后采取行动改变这些状况,集体复原力便能促成真正的社会变革。

有些苦难源自几个世纪以来的歧视——逐渐积累的不公正有可能压垮复原力最强的人。有些苦难是突如其来的。例如,当暴行突然袭来时,我们对人性的核心信念会动摇,此时,我们很难再坚持希望,我们有理由感到愤怒、沮丧和恐惧。这就是我会被记者安东尼·雷瑞思在脸书上发布的帖子所吸引的原因。他的妻子伊莲娜在2015年的巴黎恐怖袭击中丧生,两天后他写道:“周五晚上,你们夺走了一个世间独一无二的生命、我一生的挚爱、我儿子的母亲,但你们不会得到我对你们的仇恨……我不会恨你们,因为那样你们会心满意足。”他承诺要战胜仇恨,不让仇恨影响他17个月大的儿子:“我们会像往常一样玩耍。这个小男孩将用他一生的幸福和自由来侮辱你们,因为你们也不会得到他的仇恨。”

刚开始看安东尼的帖子时,我感到万分悲痛。当我看完时,便感到胸口有麻刺感,喉咙好像堵着什么东西。亚当告诉我这种感觉有一个专门的说法——“道德提升感”,它指的是不寻常的善行引发的道德被提升的感觉。道德提升使亚伯拉罕·林肯所说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显现出来。即便面对暴行,道德提升也会让我们看到人类的共性,而非差异。我们看到他人向善的潜质,便会获得对生存和复原的希望。我们受到鼓舞,就会同情他人,与不公正做斗争。就像马丁·路德·金所说:“任何人都不能使你堕落,以至于对他心生恨意。”

戴夫去世后的那个月,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开枪打死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的一位高级牧师和8名教区居民,当时他们正在以马内利非裔卫理公会教堂进行周三的《圣经》学习。戴夫的去世已经令我很伤感,这样毫无人性的暴力行为又让我陷入了更深的绝望。

后来,我听说了会众的反应——受害者的亲属来到法庭,他们宽恕了凶手。母亲被枪杀的纳丁·科利尔对凶手说:“你夺走了我最爱的人,我再也不能和她说话,再也不能拥抱她……但我原谅你,怜悯你的灵魂……你伤害了我,伤害了很多人。如果上帝宽恕你,我也会宽恕你。”会众没有陷入仇恨,而是选择了宽恕,这使他们能够团结起来抵抗种族主义和暴力。枪击事件发生4天后,教堂正常举行了周日的礼拜仪式。5天后,奥巴马总统在克莱门塔·平克尼的葬礼上讲话,并在会众中领唱《奇异恩典》。

这座教堂又被称为马内利圣母教堂,是美国南部最古老的非裔卫理公会教堂。它的会众经历过各种苦难,包括禁止黑人的法律、白人暴徒烧毁他们的家园和地震。每次灾难发生后,会众都会一起进行重建和恢复,而且他们也一定会进行情感上的重建和恢复。正如临近教区的监督长老乔瑟夫·达比牧师所说:“他们的慈悲源自世代传承下来的应对机制,那时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除了宽恕,别无选择,而且依然会为公正敞开大门。宽恕能让你超越粗暴的复仇,让你保持头脑清醒、追求正义。”

2015年枪击事件后的那个周日,查尔斯顿市教堂的钟声在上午10点响起,并持续了9分钟——每个遇难者一分钟。当地教堂的牧师杰梅因·沃特金斯说:“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事物比分离我们的事物更强大。今天,我们对仇恨说‘不’,对种族主义说‘不’,对分裂说‘不’,对和解说‘是’。今天,我们对丧失希望说‘不’,对种族战争说‘不’……查尔斯顿,我们一起说‘绝不’,但不是在今天。”当社区重建后,教会又主持了一些防止暴力的会议。后来,联邦调查局发现一个系统故障导致枪手能够买到枪支,这时受到枪支暴力影响的家庭和教会、政治领袖联合起来倡议更严格的背景检查。

在查尔斯顿市,社会行动主义并不是新事物。在发生枪击事件的前几年,宗教领导者创建了查尔斯顿区域公义部(Charleston Area Justice Ministry),它是由27个宗教团体组成的网络,包括礼拜堂、犹太会堂和一个清真寺。达比牧师说:“查尔斯顿本没有不同宗教机构团结协作的传统,但基于某种神奇的缘分,情况改变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会说‘这没有用’,但现在,他们开始坐下来商谈。”从那之后,每年公义部都会选择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法,并且在数千市民与政治领袖、宗教领袖聚集一堂的大型集会上解决这个问题。公义部最初的成就之一是说服美国教育委员会资助了几百个学前教育的缺口,扩展儿童早期教育。后来,他们成功地进行游说,减少了少年监禁和停学现象。此外,他们一直在帮助贫穷社区。在枪击事件后,公义部的工作重点转向了防止种族定性。达比牧师告诉我们:“以前他们从不谈论种族问题,但在马内利圣母教堂悲剧发生后,他们意识到必须处理这类问题了。对于社区所面临的挑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努力防止暴力和种族主义,但很多不幸仍无法避免,比如失去亲人、意外伤害、自然灾害。仅在2010年,全球大约发生了400起自然灾害,造成大约30万人死亡,波及数百万人。对这些灾难的反应说明人类共同的希望、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故事能够点燃集体复原力的火花。但是,为了让复原力之火不灭,我们仍需要共享的力量,即影响我们自己命运的资源和权力。

有复原力的社区也具有强有力的社会联结——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纽带、群体之间的桥梁、与当地领导者的联系。当我在世界银行研究印度如何在几十年前消灭麻风病时,我发现了当地联结的重要性。因为麻风病的传染性较强,所以麻风病人常常不寻求医治,任由其病情发展,甚至传染给其他人。所以,医疗工作者在走访有麻风病人的村子时,被断然拒绝——当地人不相信外人,女性患者甚至不愿意给陌生人看自己皮肤上的斑块。医疗工作者需要寻找其他方法,于是,他们说服村子的领导者进行早期排查工作。由领导者主持社区会议,招募当地非营利机构,并让一些老百姓表演短剧,告诉大家有早期症状的病人不会被排斥,而是会得到治疗和照顾。

这项工作让我强烈地意识到,哪怕最英勇的个人复原力也不足以应对贫穷和有病得不到医治的境况。当麻风病人被赶出自己的村子时,个人复原力对他们毫无帮助;只有社区开始治疗麻风病人,而不是驱逐他们时,他们才能得以康复和生存。

此外,被赋权的社区能够培养集体复原力。1994年,卢旺达发生了种族灭绝大屠杀,几十万平民丧生。一些心理学家来到坦桑尼亚的难民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他们发现,相对于治疗个体,加强社区支持脆弱群体的能力是更有效的措施。复原力最强的难民营被组织得像村庄一样,这里有理事会,有青少年聚在一起玩儿的地方,有足球场,有娱乐场所,还有做礼拜的地方。没有外来人当权,卢旺达人根据他们的文化传统进行领导。可见,自我组织提供了秩序,构建权力共享。

有时,为了反抗不公正的文化传统,我们需要集体复原力。在中国,27岁以上的单身女性被称为“剩女”,她们面临着来自社会及家庭的压力,家人会催促她们赶紧结婚。这种现象源自一种普遍的观点,那就是一个女性无论接受过什么教育、取得了怎样的职业成就,她“在结婚前什么都不是”。例如,一位36岁的经济学女教授被15位男士拒绝,只因为她拥有高学历。后来,她的父亲禁止她的妹妹读研究生。在中国,大约有80 000多女性加入了“向前一步圈子”,她们一起努力构建权力共享,有一个圈子还创作了话剧《剩女的独白》(The Leftover Monologues )。在这部话剧中,15位女性和3位男性否定了“剩女”的说法,而且大胆地抵制对同性恋的歧视、反对约会强暴等现象。

戴夫去世几个月之后,我和来自中国的20名圈子成员见了面。我尽可能信守之前的承诺,带着父母和孩子前往北京,在清华大学商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讲话。这是戴夫去世后我第一次做公开演讲,我有些不知所措。在演讲前有机会和这些勇敢的女性交流,给了我很大勇气。两年前我见过这些女性,所以非常想了解她们取得的进展。她们谈到彼此间的友情,以及对自己的爱;她们谈到职业改变,谈到在父母面前坚持要按自己的规划安排谈婚论嫁。她们还谈到了大家一起采取的行动——这是她们一个人时绝对不敢做的事情。我感到胸口有种麻刺感,喉咙好像堵着什么。这可能是最好的提醒——社群能够给予我们力量,而且仅靠我们自己,有时是无法获得这种力量的。

在彼此的联结中我们发现了人性——生存的欲望和爱的能力。就像个人能够在创伤后获得成长,变得更强大一样,群体也是如此。我们永远不知道群体何时需要诉诸这种力量,但我们确信有一天自会用到。

在英式橄榄球队员的飞机撞上安第斯山脉之前,他们已经形成了凝聚力和信任。一开始,他们期待队长的指引,当队长没有这样做时,他们也没有丧失对彼此的信心。在南多·帕拉多和罗伯托·卡内萨完成那次使他们得以获救的远征后,过了很久,帕拉多写道:“我们都有自己的安第斯山脉。”卡内萨补充道:“当飞机撞上大山时,我们与社会之间的联结被破坏,但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结每天都在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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