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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的,留下的  作者:埃莱娜·费兰特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后来我试图厘清我们的这通电话,还有莉拉的啜泣带给我的影响,我觉得很难分析清楚。假如往深了想,她好像要对我表达一种有些矛盾的赞赏,好像她的哭泣,肯定了她对我的情感,还有对我的能力的信任,最后抹去了她对我的那两本书的负面评价。只有在过了几天之后,我才意识到,她的啜泣使她能在不明说的情况下摧毁我的作品,并躲过了我的怨恨。而且,她给我定了一个非常高的目标——不要让她失望,让我没法尝试写其他东西。但我要重申一遍,无论我怎么反复琢磨我们的那次通话,我都没办法说,这通电话是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开始,也是我们之间友谊最密切的,或者说是最猥琐的交流。当然,莉拉的镜子效应得到了加强,她更彰显了我的无能。当然,这样一来,我感觉我更容易接受我的失败,就好像莉拉的观点,要比我婆婆的观点更权威,更充满感情,也更具有说服力。

实际上,过了几天之后,我给阿黛尔打了电话。我对她说:“谢谢你对我这么开诚布公,我意识到你说得对,现在我也感觉到了,其实我的第一本小说也有很多缺点,也许我需要反思,也许我在写作上没有天分,或者,我只是需要时间。”我婆婆马上就对我说了很多好话,她赞扬了我的自我批评的能力,她提醒我,我有自己的读者群,那些读者还在等着我。我嘟囔着说:“是的,当然了。”之后,我马上把剩下的一份手稿塞到抽屉里,把那些写满笔记的本子也放起来了,我投身于日常的琐事。第二本书让我白白浪费了精力,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烦恼,最后这种厌烦也延伸到了我的第一本书上,也许还包括文学创作本身。有时候,我脑子里掠过一个影像、一个迷人的句子,我就会觉得一阵痛苦,我会尽量转去思考其他事情。

我的精力都投向了家庭、两个女儿,还有彼得罗。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让克莱利亚回来,一次也没有,我也从没想过另找一个人帮我。我开始什么活儿都干,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让自己感到麻木,我这么做并不是很吃力,也没有懊悔,就好像我忽然间发现了使用生命的正确方法。好像有另一个我,在对我耳语:不要胡思乱想了。我非常投入地做家务,照顾艾尔莎和黛黛,这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就好像除了肚子里的孩子,除了稿子的压力,我还摆脱了一个更为隐秘的包袱,我自己也无法说清的一种东西。艾尔莎表现出她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小宝贝:她洗澡时间很长,也很愉快,她吃饭睡觉都很乖,在睡觉时也会笑。但我要非常小心黛黛,她非常恨这个小妹妹,她早上醒来时,总是一脸惶恐,说她梦见把妹妹从火中、从水里或者从饿狼的嘴里救下来。有时候,她会假装自己是个小婴儿,也想吃奶,并模仿婴儿的啼哭,实际上她不满足于自己的处境,她已经差不多四岁了,语言能力很发达,已经可以生活自理了。我一直对她充满感情,表扬她的聪明,还有她的灵敏。我让她相信,我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她的帮助:买东西,做饭,还要留神小妹妹不要摔了。

同时,我非常担心自己又一次怀孕,我开始吃避孕药,我发胖了。我觉得自己浑身是肿的,但我还是不敢停药。那时候,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再次怀孕。另外,我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关注自己的身体了。我觉得,有了两个孩子之后,我不再年轻,而且要承担各种辛劳:给她们洗澡,穿衣服,脱衣服,推着小车出去,买东西,做饭,抱一个,拉一个,或者同时抱着两个,给其中一个擦鼻涕,给另一个擦嘴,承担每天的工作。我作为女人已经成熟,会像城区的那些母亲一样,并没什么好惋惜的。这没什么不好,我对自己说。

在抵抗了很长时间之后,彼得罗终于接受了避孕药,他很担忧地看着我。他说,你越来越圆了,你身上长的这些斑是怎么回事儿?他担心我和两个孩子或者他自己会生病,但他很痛恨医生。我尽量让他放心,那段时间他瘦了很多:他的眼圈越来越黑了,头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缕缕白头发。他一会儿说膝盖疼,一会儿说右腰或者肩膀疼,但他不愿意去看医生。我逼他去,我自己带着孩子陪他去,最后的结果是,除了需要服用一些镇静剂,他的身体很健康。这让他欣喜若狂了好一阵子,所有症状都消失了。但没过多久,尽管他在服用镇静剂,他又开始出状况了。有一次,黛黛不让他看电视新闻——那是在智利的军政府刚上台之后——他非常粗暴地打了孩子的屁股。我刚开始吃避孕药时,他比之前更加频繁地想做爱,但只是在早上或者下午,他说,晚上做爱的话,那会让他一点儿也不困,让他不得不学习大半个晚上,会让他积劳成疾。

这都是胡说,因为对他来说,晚上学习一直都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一种必须。但是,我还是说:“那我们就别晚上做了,怎么都行。”当然了,他有时候让我很抓狂,很难让他做一些对家里有用的事儿,比如说,让他有空儿的时候去买东西,吃完晚饭后洗碗。有一天晚上,我失去了耐心,我没跟他说什么难听话,我只是提高了嗓门。我发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只要叫喊一下,他的固执马上就会消失,他就会听我的。有时候,我对他很强硬,这也能让他那些臆想的疼痛消失,甚至让那种不断想要我的过剩欲望也会消失,但我不喜欢那么做。一旦那么做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受罪,我觉得,这会激起他一阵痛苦的痉挛。无论如何,效果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他会让步,调整自己,很严肃地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情,但当他真的很疲惫时,他会忘记我们说好的事,只想着自己,又会恢复到之前的样子。最后,我不管他了,我想逗他笑,吻他,让他洗几个盘子,而且他又洗得不干净,对我能有什么好处呢?只能看到他拉长的脸,还有嘟囔,他的意思是:我有工作要做,但我却在这里浪费时间。最好让他轻松一点,我很高兴能避免一种紧张的关系。

为了不让他焦虑,我学会了不跟他说我自己的事,他好像也不是很关注我的看法。假如我们交谈,比如说,关于政府对于石油危机采取的措施,假如他赞美意共靠近天主教民主党的做法,他只希望我默默听着,并对他表示赞同。有几次,我对他说的观点表示不赞同,他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要么用一种老师对学生说话的语气说:“你没有受到好的教育,你不知道民主、国家、法律还有协调不同国家、不同利益,实现平衡的价值。”要么他就会说:“你喜欢世界末日。”我是他的妻子,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他期望在他谈论政治、他的研究,以及他正焚膏继晷、踌躇满怀写的新书时,我能仔细听他的话,但这种关注只是情感方面的,他不想听到我的看法,尤其是当我对他表示怀疑时。他对我说话,那就像他在大声思考,只是想让自己思路清晰。他母亲,还有他姐姐都是另一个类型的女人,很明显,他不希望我成为她们那样。在他比较脆弱的阶段,我从他的有些话中能听出来,他不仅仅不赞同我出版我的第一本书,那本书的成功也让他很不悦,至于我写的第二本书、我的稿子去了哪里,他从来都没有过问,也没有问我未来有什么打算。我再也没有提过写作的事儿,这似乎让他松了一口气。

彼得罗越来越表现出很糟糕的、出乎我预料的一面,但这并没有促使我去找别人。有时候我会遇到马里奥,就是那个工程师,但我很快发现,勾引别人和被别人勾引的欲望已经消失了,而且我觉得,曾经那个不安分的阶段,让我觉得自己很好笑,还好那个阶段过去了。那种想从家里出去,参加这个城市公众生活的渴望,也慢慢消退了。假如我决定参加一场辩论会,或者一次游行,我总是会带着两个孩子,我觉得很自豪,我的包里鼓鼓囊囊,塞着她们需要的东西。那些不赞同我这么做的人会说:“她们这么小,可能会很危险。”尽管如此,但我还是每天都出门去,无论天气怎么样,只是为了让两个女儿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出去的时候,我总是会带上一本书,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尽管想营造一个自己的文学世界的野心已经消失了,但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读书。通常我会先走一走,找一个离家不远的长椅坐下来,翻阅一些复杂的评论,阅读报纸,有时候嘴里会喊:“黛黛,不要跑太远了,到妈妈这里来。”我就是这样,我要接受现实。无论莉拉的生活发生了什么,那都是她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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