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

猎人  作者:双雪涛

侯森查验了一下英千里的枪伤,发现子弹是从左肋部打进去的,然后擦着脊柱飞了出来,他不敢相信英千里中枪之后还跑了将近五百米,从人群中逃走,然后登上了那辆接应他的黄包车,坚持了大概六七分钟,到了他的诊所。不过因为子弹没有残留在体内,所以只要止住了血,他应该没有什么生命危险。英千里来时还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说自己的血蹭到了好几个人身上,他边跑边道歉,说只要用温水是可以洗掉的,说完之后他可能意识到自己要死了,皱着眉头想说几句遗言,他说,主啊,其实……可是因为失血过多,遗言没有出口就已经昏了过去。现在没事了,救人是医生的本能,错不了的,侯森自己坐在诊所的前厅想,错不了的,暂时没事了。

英千里是侯森在英国留学时的旧相识,准确地说,是房东的儿子。房东是个英国贵族,或者说祖上是,而且极其喜爱中国文化,中国的丝织品和陶瓷第一次来到英国,这个家族就买了一些,越看越喜欢,后来陆续买了不少,开始是把一些订单交给买办,买办按方抓药,帮他们买回来。但是这种方式多少会有一些出入,你要的是鼻烟壶,他买回来的可能是大烟枪,你要的是乾隆官窑的碗,他买回来的是看不出年代的掉色瓶子,瓶子里面还有残落的花瓣。后来他们就亲自带着仆人来到中国,要知道即使买到假货,游逛,甄别,被骗的沮丧和发现宝物的喜悦,都是坐在家里等待送货上门无法比拟的。他们第一次抵达的城市是上海,时间是1842年,之后是1848年,1853年,1860年,平均五到六年来一次,一直持续到1900年闹拳乱,也赶上英千里的祖父病重,中断了大概十几年。等祖父熬得油尽灯枯去世,英千里的父亲接替父亲的喜好,继续定期来到中国,去过兰州、西安、北平、胶东。中间被抢,被骗,被军队挟持,被饥饿的倔驴扔在荒郊野外,老仆人染病而死,埋在了河南,年轻的仆人在和四川麻匪的交火中表现英勇,击毙对方三五人,后来不知所踪,不知是被对方抓去血债血偿还是心灰意冷就此逃走了。但是这些境遇都没有阻止英家持续地来到中国,直到英千里的父亲在1927年,也就是南昌起义爆发的那一年患了中风,这家天主教徒的中国之行才戛然而止了。侯森赴英时,这个家族已经衰落,原因之一是一家之主病倒,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家族多年不事实业,沉迷于收藏和玩乐,已败絮其中。英千里是独子,爱好狩猎和看电影,父亲去世后,他变卖了父亲大部分的藏品,同时在世界各地游玩,因为藏品确实是多,所以他一直支撑到1939年。德国与英国开战的消息是他在日本酒馆里得知的,很快他就认识到自己不再是日本人的朋友,常跟他一起饮酒作乐的友人陆续登上了开往码头的火车,有一个跟了他多年的食客因为肺病无法参战,却在一次他喝多之后想要袭击和抢劫他,英千里击倒了他,给了他一点钱,然后他决定离开日本,用身上最后一块玉佩换了一张船票,来北京投奔侯森。

侯森比英千里大十岁,按道理说英千里可以叫侯森叔叔,但是侯森叫他父亲uncle,他成年之后就叫侯森Sen brother,后来就叫Sen。侯森生于奉天,父亲原是张作霖手下的军官,官阶不低,但是主要是研究军事策略,搞军事训练,基本没上过战场。侯森二十三岁时,本来要去柏林学铁路,因为奉军需要铁路方面的人才。日本人铺的铁路逐渐布满了东北,张作霖希望自己也能修几段铁路,至少把奉天辽阳周围的铁路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多次表示希望听到自己造的火车碾过自己造的崭新的铁轨的声音。在一个冬天的清晨,侯森的父亲因为驱策学员过厉,一个祖籍朝阳县的新兵夺其枪后,连开两枪将他打死,之后逃回宿舍,对着母亲的照片饮弹自尽。张作霖亲自接见了侯森,问他之后的打算,他的嗓音沙哑,看惯了生死,也保持着掌权者的谦虚。侯森表示想要改学医,并且不想再去德国,打死他爸的驳壳枪是德国造的,虽然彼时德国已经是国联行政院常任理事国,并且风传要与英美法签订《非战公约》,但是以德国人造枪的水平看,这个国家迟早还是要打仗的。张作霖应允了他的请求,同时想起来他过去见过的一个英国富人,在他还是土匪的时候曾经与他见过面,虽然开始并不十分愉快,但是后来成为了朋友,他还曾经向英国发出一箱古鸟的化石作为礼物,英国人回赠了一箱巧克力做的手雷,这是一个精致的英国佬玩笑,张作霖觉得十分有趣。于是他手书一封,把侯森送去了英国,他没有预料到,侯森到了伦敦之后,发现那个幽默的英国人已经卧床不起,再也说不出笑话,几年的英国生涯都是靠他自己打拼,他还顺便照料了他的孩子,充当了他的家庭教师和半个监护人。因为当时学医需懂拉丁文,所以英千里的拉丁文和中文都是侯森教,所以他的中国话带点东北口音。英千里成年之后,第一次出游,去了罗马,那时他的父亲已经接近弥留,侯森发现自己竟然产生了孩子离家远走的忧伤。

两天之后,英千里在夜里醒了,侯森正在书房看书,他走进了他的书房,坐在他的茶几旁,自己动手冲泡茶叶。侯森把书放下转头看他,他穿着白色短袖衫(其实是把长袖衬衫的袖子挽起,不过英千里极喜欢如此穿着,他的袖子没有放下来过,在侯森眼里就是短袖衫),腿上是麻布裤子,脚上是内联升的布鞋,这些都是侯森为他准备的,他身材高大,足有一米九,臂长胸阔,所以这些穿着都是他来之前定做好的。时间已经是北京的十一月,树叶枯黄,月满高天,冷空气像鞭子一样在院子里游走,但是英千里还是习惯穿他的特别短袖,他似乎不容易感受到寒冷,只要一动,脖子上就泛出健康的汗珠。侯森看着他蜷着腿坐在茶几边,用大手拨弄着小碗,不禁皱起眉头,这样一个巨人,他要怎么藏住自己呢?他无论走到哪里,占据的地方都太大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侯森说。英千里说,我现在的感觉很好,你知道我们十八世纪的时候人生了病要放血吗?我现在就感觉到放血之后的舒畅,而且身上多了一个窟窿,感觉比以前透气儿。侯森站起身来坐在英千里对面,虽然他是西医,但是在英国时也喝茶,这套茶具是他找人单做的,公道杯的材料是合成树脂,耐烫,上有刻度,一目了然,茶壶没做,单买的,据说是哥窑的东西,他的一个病人得救后想要送给他,他很喜欢,按照市价买了下来。他把茶壶挪到自己的身前来,又冲了一泡茶,他给英千里洗了洗杯子,倒上茶说,你认识那个日本人吗?英千里说,不认识,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他的真人和照片是一样的。侯森说,有人指使你吗?英千里说,我被你逮捕了吗?侯森说,没有,你暂时是安全的。但是如果我能理解你的行为,对我们两个都有好处。你来投奔我,就是要干这件事吗?英千里说,不是,我是看到报纸的那个上午临时决定的。侯森说,大部分人看报纸之后不会去杀人。英千里说,是的,Sen,因为你只是在看文字,我看到的东西比你多,这个日本军官杀过很多人,大部分是中国人。侯森说,也许吧。英千里说,不是也许,是确实如此,他在上海时斩首过一个中国俘虏,女性,而这个俘虏是他的影迷,在他砍下她的脑袋时还说出了他的代表作。侯森说,影迷?英千里说,是的,这人战前是一个导演,拍摄过几部剑戟片,日本国内觉得他是相当有前途的青年艺术家。我在日本时看过他的戏,确实拍得不错,在一部戏里他还客串了一个盲人和尚,弹着一把琵琶。侯森说,你是一个英国人,这些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打仗有时候就是要杀人,不杀人怎么打仗呢?英千里说,这不是战争的问题,这是我和他的问题,我也是他的影迷,曾经被他深深打动,当我在日本广播听到他把影迷枭首示众之后,我就希望他不要战死,让我遇到他就好了。没想到他在北京。但是现在看来砍掉他的脑袋比较难,所以我就退而求其次,杀了他就可以了。侯森说,这件事情你和你的上帝商量过吗?英千里说,这是我的私事,我不方便告诉你。你选择帮助我还是举报我呢?侯森说,我不能帮助你,我也不想举报你,我也不能请你离开这里,因为你一旦走出这个门,存活的时间会很短。我选择离开这里,你住的房间的抽屉里,我放了一点钱,我在上海有一些朋友,我就去上海了,你需要吃一星期的消炎药,如何吃我已经写好,和药跟钱一起放在抽屉里。我们就此别过,应该是永远不会见面了。

侯森连夜搬离了住处,因为他尚未婚娶,所以只身一人背着一个包袱走了,不过他并没有去上海,而是住进了两条街以外的一个旅馆。侯森认为自己比较了解英少爷,他不会撒谎,他为什么对一个日本导演产生了这么大的仇恨他无法了解,但是他相信他不会罢手,一定会再次行动,一旦他事败,是不可能活下来的,到时他就可以搬回去,继续当他的医生。夜里侯森对着孤灯,没有马上睡着,他想起自己母亲早逝,父亲意外身死,自己远渡重洋学医,归来后在北京开了一间小诊所,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前两个月为了打开局面基本等于义诊,后来逐渐有一些外国人和北京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来找他看病,他的医术严谨,尤其精于儿科,无论是多么吵闹和痛苦的孩子,到了他的诊室都会变得安静和顺从,他好像天生能跟孩子产生共鸣,不知道是不是他从青年时期就和英千里生活在一起的缘故,或者也许他现在已是孤儿,由父母携来的孩子看见他就会产生怜悯。英千里一周前来到时,是他近年最开心的时刻,虽然他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的,英千里迟早会来找他的,因为从小到大,每次英千里出了问题,总是呼叫他的,而他的生活怎么会不出问题呢?现在他们都是孤儿了,都远离了家乡,一个是混口饭吃,一个是尽情玩乐,两人聊了许多过去的事情,比如英父死时手里还拿着一个国画卷轴,比如他们曾去打猎,十几岁的英千里射中了一头驯鹿的肩胛,两人走到近前,发现那头鹿极其美丽,为了活下去似要吐人语,于是两人把它搬回家,英千里央求侯森给它做了一个成功的手术。他还给英千里弄了一辆自行车,两人骑车在胡同里瞎转,累了就到茶馆喝一壶茶,车轮碾过枯叶,茶馆里南来北往的人,他感觉不再是孤身一人,他甚至觉得英千里可以在他的诊所帮忙,或者什么都不干也行,他的收入是可以养活两个人的。日本人通常不会为难医生,只要他这么干下去,诊所会一天比一天好的,到时也会有女人爱他,到时英千里愿意干吗就干吗吧,他可以把诊所传给自己的孩子,虽然不会像英家那样成为几代的贵族,但是有一个手艺在身上,也不会像英家那样败落。日本导演?一个来中国打仗的日本导演?侯森百思不得其解,这次他没办法了,他不喜欢看电影,他对这类东西都不怎么感兴趣,一个是他没有时间,他三十几岁的人生里总是在忙着,另一个原因是他不相信虚构的世界,他的工作要求他崇拜现实,一根血管的意义超过银幕上所有活人假扮的尸体。

一个月过去,侯森等于给自己放了一个假,每天除了吃饭,大睡,散步,就是看报纸,等待着英千里被击毙或者被抓捕的消息。但是并没有,他看到的消息是日本军官山本真司在上次被刺之后,锁骨受了轻伤,现在已经恢复,参加了北京文艺界的一个联欢,在现场还表演了一段日本的能剧。闲适使他痛苦,过多的睡眠让他瘦了几斤。又过了三天,报纸上的新闻说,山本调离北京,开赴前线,具体去往何处并未透露。他便收拾包裹,回到诊所,发现英千里也已经离开,他留下的消炎药还剩下两片,英千里走时应该细致地打扫过,但是没有留下书信。他休息了一天,重新开业,无人来寻人,也没有人回来。半年之后,他装上一部电话,茶具也换了新的。又过了三个月,他雇了一个助手。

2013年从医学院毕业后,我违背了父母的意愿进入电影资料馆实习,主要负责整理影片拷贝和编排放映计划,2014年7月转为正式职工。2015年年初,我跟随孙鹤阳馆长赴日本开会,会议结束后,孙馆长提出要去拜访一些健在的昭和时期的重要的电影人,包括导演,编剧,演员,摄影,灯光,大部分人拒绝了我们的访问,一是这些人已经多年不参与电影工作,辉煌已经过去,我们又没什么大来头,在他们看来无非又是一伙朝圣者,搞一点素材回去为自己增光。二是他们已经老得不成样子,能够顺畅交流的人没有几个,有些人即使活着也常年卧床,每天清醒的时间有限,和家人的交流都比较困难,更别说是采访了。有几个人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大多是亲属代为答应的,但是无奈要价太高,而我们资金有限,只好作罢。最后成行的只有山本真司一人,他和他的家人接受了我们的报价,虽然他已经九十八岁,不过神志清醒,身体健朗,有时还去当下年轻人的电影里客串一个角色,闲时自己骑自行车出门,在表参道的门店里有时会出现他的身影,他在试衣服,偶尔会忘记信用卡的密码,不过给他一点时间他就会想起来,因为写着密码的字条就放在他常年戴着的帽子里,店员都知道这件事,会尽量含蓄地提醒他。

我们到达山本家是一个下午,他安家在一个闹中取静的街区,在涩谷和表参道之间,是一个独栋的二层小楼。平时有一个四十五岁的保姆和他一起生活,照顾他的起居,他的版权事宜由他的大儿子山本英雄和儿媳代理。我们到时山本英雄已经站在门口,穿着黑色西装,身边是几株刚刚浇过水的植物,有鹭草和吊兰,老山本先生骑的自行车就停在植物旁边,擦拭得发亮,好像也刚刚浇过水一样。老山本在家里的客厅等待我们,他穿着白衬衫和黑色西裤,脚上是雪白的袜子,上衣的口袋里别着一支黑色钢笔,左手腕戴着一只金色腕表,同样金色的结婚戒指也佩戴在左手上。他站了起来,身高超过一米八,考虑到因为衰老人的身高会打折,在当年的日本他绝对算是罕见的长人。我们握手入座,保姆端上了茶具和点心。孙馆长是日本电影的专家,曾在日本留学,日语相当娴熟,我大学时辅修过日语,阅读和听都还可以,说起来比较吃力,只能说一些日常简单的,如果涉及电影专业方面,连贯性就差很多,所以我主要负责录音和记录。

孙馆长先礼貌地夸赞了住处和茶,然后表明了来意,采访是一方面,回去我们会在内部刊物和媒体上发表,另一个方面就是希望能拿到一些拷贝,在电影资料馆放映。因为放映是卖票的,所以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分账。小山本早有准备,他拿出一份山本真司的作品列表,大概有两页纸,上面按照时间顺序明确标记了老山本作品现存拷贝的所在地。有的在电影公司,有的在艺术馆作为馆藏,也有一些在类似于我们的电影资料馆中。山本真司示意先不要研究这两页纸,他用手把纸推远了一点,然后问了我们通常是何种比例分账,孙馆长答说是五五分,山本说他想拿到八,同时伸出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八的数字。孙馆长表示比较为难,放映的场地和人工都是成本,还要交税,另外这还是首次在中国放映山本的电影,意义大于金钱,孙馆长也暗示,他过去也拿过其他日本导演的拷贝到资料馆放映,都是按照五五分账,已是约定俗成的规范。山本真司点点头,说,我比他们更好。孙馆长礼貌地笑了笑,没说什么。山本真司说,美国人已经达成共识,我比他们更伟大。他把拇指食指中指汇拢举起来说,七。孙馆长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山本先生,我个人非常喜欢你的电影,这点上我没有跟很多人达成共识。那我就自私一点,破坏一下规矩,六吧。山本真司浮过了一种不情愿但又得意的表情,他随后显露出耄耋老人的坦率,说,六就六吧,至少比五好。请你们吃一点这个太阳饼,是一个台湾朋友寄给我的,如果他们不阻拦我,我可以吃下二十个。请给我们上一点清酒。保姆得到小山本的首肯之后,拿了三壶清酒上来。

山本迅速地喝下了一壶,我因为不善于喝酒,而且从医学上来说,下午喝酒对身体伤害很大,就把自己的多半壶给了他,山本一边喝酒,一边用右手旋动着自己的戒指,好像可以增强他饮酒的快感一样。小山本有事先与我们告辞,走前他认真地与我们握手,希望我们有机会再来,然后叮嘱保姆不要让老山本喝得太多吃得太饱。他走时向老山本鞠躬,老山本嚅动着嘴唇,看也没看他一眼。过了一会他说,你们从哪来?孙馆长说,我们从北京来。老山本说,秋天的时候北京在落叶之中。我当年曾在日记里写过。北京的城墙非常碍事,但是非常美。这个年轻人,你一直没有说话,你会日语吗?我说,会一点。他说,你是北京人吗?我说,我不是,我来自一个东北的小城。他说,你会死在北京吗?我想了想,主要在想日语的“选择”怎么说,孙馆长说,你想说什么?我可以代劳。我说,如果我可以选择,我不想死在北京。孙馆长代我翻译完毕,老山本点点头说,是啊是啊。我差点死在北京,我被人打了一枪。我站在一个大学的操场上正在讲话,一颗子弹打在我的脖子上,那是一次相当远的射击,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枪手。子弹出自一把韦伯利左轮手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军用枪,一旦射程超出五十米,精确度降低很多。真是一个优异的枪手啊。我可以再喝一点你的酒吗?十分感谢。他逃走了,我活了下来,我们都是失败者啊。

斜阳的日照从落地窗进来了一些,试探着前进,一点点照在老山本的脚上。上学时我看过他的两部电影,都是战后拍摄的,内容都和战争无关,一个讲说书人招来了德川家的鬼魂,和鬼魂成为朋友,后又决裂,最终把鬼魂击败了,另一部讲的是一个杀妻案,具体情节忘记了。从我的角度看,他的电影有的有很大的瑕疵,但是里面旺盛的生之欲是别人不可比的,确实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老山本说,我们找到了拉他逃走的车夫,车夫说他们过去并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要刺杀我,那人一直戴着口罩,没看到他的样子,但是他闻到他有一些狐臭,而且中文有别扭的口音,他觉得他是外国人。我们相信了车夫的话,然后把他杀了。他确实拉错了人,所以厄运就像乌鸦一样落在他的头上。大概是美国的间谍吧,我想。竟然看上了我这个级别并不很高的军官,真是品位独特啊,这时候说不定已经上船了吧。我恢复健康不久,我的部队就接到了调离的通知,在开拔两天前的夜里,我接到一封信,是枪手写来的,他为上次的偷袭向我道歉,希望能与我决斗。为了弥补他的软弱造成的过错,我可以向他先开一枪。决斗的地点是颐和园的十七孔桥桥上,时间是第二天夜里十点。我没有告诉部下这件事,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给家里,交代了一下如果我死了,一些家务事的处理,如果我没死,就当作没有这封信。第二天夜里,我穿便装出发,你是在做记录吗?我说,是的。他说,为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以为您希望我记下来。他说,我有一本日记,如果你愿意的话,一会可以给你抄录,我活不长了,我非常知道的,所以请你不要低头做别的事情。我把笔记本合上,他向我颔首致意,继续说道,我准时到了桥上,他已经在了,他比我还要高,是一个俊朗的西方人,在北京的秋天里,穿着中国人夏季的衣服,一件洁白的衬衫,袖子挽过手肘,脚上穿着布鞋。我们语言不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我,到最后我也没搞清楚,他的行事已经不像是间谍了。但是我们通过手势可以交流,我们都认为颐和园是很美的地方,他上桥之前在里面走了走,而我刚进北京时就来过。之后我们确定了决斗的规则,我站在十七孔桥南数第五孔,他站在北数第五孔,我可以先开一枪。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我感觉到我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候,而他是我家乡的玩伴。你们没有参加过战争,在那个时候我活着还是死了对我的意义是差不多的,这种感觉跟随我很久了。

我的第一枪没有打中他,惊起了不少林子里的鸟,湖里的野鸭也赶紧游走了。我知道我的死期差不多到了,我忽然感到非常惊慌,以至于想跳到湖里。没想到开第二枪的时候他的古董枪在他手里卡住了,他说了一句什么,好像是向我表示抱歉,然后低头查看,我赶紧跑到他近前向他开了一枪,因为气息混乱,第一枪打中了他的腿,我又朝他的胸口开了一枪,这一枪要了他的命。他死得很快,嘴巴张着,喉咙里发出嘶嘶的声响,好像要说什么。他应该是在呼唤他的神,最后他发出一个音,是Shen,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懂是什么意思,Shen,我回国后研究过一点你们汉语的发音,神,Shen,他最后为什么要用汉语呼唤神呢?我搞不懂。你们能明白吗?

我和孙馆长看着他摇头,他想了这么久都不明白,我们怎么可能在这个下午明白呢?

我把他推到了昆明湖中,我后来拍过一部电影,这次你们应该也会放,我移植了这个场景,只是没有发生在战时,你们知道那部电影吧?它使我在西方出了大名,我把Shen想象成了一个人,一个他的朋友,认识很多年的朋友,和他一样是保育院的孤儿。我可能受了点狄更斯的影响,谁知道呢?反正我就是这样的想法。你们再吃一点这个小饼吧,要不然我会全吃掉的,你们帮我吃一点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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