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早晨，教堂的钟声响彻沿岸的村庄，这个世界的男女女女又回到了盖茨比的别墅，在他的草坪上欢快地走动。

“他是个私酒贩子，”那些少妇一边说，一边徜徉在他的鸡尾酒和鲜花之间，“有一次，他杀死了一个人，因为那个人发现他是冯·兴登堡[冯·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德军总司令，后来出任魏玛共和国总统（1925 —1934）]的侄子，魔鬼的远房堂兄弟。宝贝，给我摘一朵玫瑰花，给我把最后一滴酒倒在那只水晶杯里吧。”

有一次，在一张火车时刻表的空白处，我写下了那年夏天来到盖茨比别墅参加晚会者的名字。现在那张时刻表已经很陈旧了，折叠处快要断开，标题上写着“这份时刻表从1922年7月5日生效”的字样，尽管如此，我依然能读出那些暗淡的名字。这个名单给你的印象会比我的笼统概括还要清晰，那些人接受盖茨比的殷勤款待，对这位主人一无所知，还致以自己微妙的赞誉。

那么，来自东卵的人当中，有切斯特·贝克尔夫妇、利奇夫妇和一个我在耶鲁认识的名叫本森的人，还有韦伯斯特·西维特医生，他去年夏天在北方的缅因州淹死了。霍恩比姆夫妇、威利·伏尔泰夫妇和布莱克巴克全家，他们总是聚集在角落，无论谁靠近，他们都像山羊一样扬起鼻子。还有伊斯梅夫妇、克里斯蒂夫妇（更确切地说，是休伯特·奥尔巴哈和克里斯蒂先生的妻子）和埃德加·比弗——据传，在一个冬日的下午，他的头发无缘无故就像棉花一般发白了。

我记得，克拉伦斯·恩迪夫来自东卵。他只来过一次，穿着白色的灯笼裤，在花园里跟一个名叫埃蒂的无业游民打了一架。从长岛更远处而来的人，有奇德尔夫妇和O. R. P.施雷德夫妇、佐治亚州的斯通沃尔·杰克逊·艾布拉姆夫妇、菲什加德夫妇和里普利·斯内尔夫妇——斯内尔锒铛入狱三天前还来过，当时他喝得烂醉，躺在沙砾车道上，结果让尤利西斯·斯威特夫人的汽车碾压了右手。丹西夫妇也来过，年近七旬的S. B.怀特贝特、莫里斯·A·弗林克、汉默海德夫妇、烟草进口商贝鲁加和他的几个姑娘都来过。

来自西卵的人，有波尔夫妇、马尔雷迪夫妇、塞西尔·罗巴克、塞西尔·舍恩、州议员古利克，有控制了卓越电影公司的纽顿·奥尔奇德、艾克豪斯特和克莱德·科恩、唐·S·施瓦茨（儿子）和阿瑟·麦卡蒂，他们都跟电影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有卡特利普夫妇、本伯格夫妇和G·厄尔·马尔登，就是那个后来勒死自己妻子的马尔登的兄弟。推销商达·丰塔诺也去那里，埃德·莱格罗斯、詹姆斯·B·（“劣酒”）菲雷特、德·琼夫妇和欧内斯特·李利——他们都是来赌博的，每当菲雷特漫步走进花园，那就意味着他输光了钱，第二天，联合拖拉机公司的股票就有利可图地涨跌。

一个名叫克利普斯普林格的男人频频出现在那里，而且待的时间也很长，因此他就被人们戏称为“寄宿者”了——至于他是否还有一个家，我很怀疑。在戏剧界人士中，有格斯·威兹、霍瑞斯·奥多诺万、莱斯特·迈耶、乔治·达克维德和弗朗西斯·布尔。从纽约来的人，有克罗姆夫妇、巴克海森夫妇、丹尼克尔夫妇、拉塞尔·贝蒂、科里根夫妇、凯莱赫夫妇、杜瓦夫妇、斯卡利夫妇、S. W.贝尔彻夫妇、斯默克夫妇和如今已经离婚的小奎因夫妇，还有亨利·L·帕尔梅托——他后来在时报广场跳到一列地铁前面自杀身亡。

本尼·麦克莱纳汉总是带着四个少女前来，每次带来的少女并不完全一样，但看上去又彼此相同，因此不免让人觉得她们好像以前都来过。我忘记了她们的芳名——我想叫作杰奎琳，要不然就叫康斯薇拉、格洛丽娅、朱迪或者琼什么的，她们悦耳的姓氏，要么是用花朵和月份来取的，要么就是那些美国大资本家更具尊严的姓氏，如果有人追问，她们就会承认自己是那些资本家的远房亲戚。

除了以上这些人，我还能想起福斯蒂娜·奥布莱恩至少来过一次，还有贝迪克尔家的姐妹、年轻的布鲁尔——他在战争中不幸被子弹射掉了鼻子，有奥布鲁克斯伯格先生和他的未婚妻哈格小姐、阿迪塔·费兹彼得夫妇，还有P.朱厄特先生，他一度担任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主席，克劳迪娅·希普小姐则带着一个被称为其司机的男人，还有一位某某亲王，我们称他为“公爵”，而他的名字，如果我曾经知道，我现在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那年夏天，所有这些人都光临过盖茨比的别墅。

七月底的一天早晨九点，盖茨比的那辆豪华小车突然蹒跚着爬上布满岩石的车道，开到了我的门前，它那拥有三个音调的喇叭里发出了一阵悦耳的旋律。尽管我去参加过他举办的两次晚会，乘坐过他的水上滑艇，还在他的盛情邀请之下频频借用他的海滩，但这还是他第一次前来登门拜访我。

“早安，老伙计。今天你跟我共进午餐吧，我想我们就一起开车进城。”

他把身子平衡在汽车仪表盘上，展现出美国人如此特有的那种灵巧动作——我想，这是因为他在年轻时缺乏举重锻炼或坐姿不严谨所致，更是因为我们紧张、零星的运动而造成的没有定型的优美。这一特性连续打破他那拘谨的举止，不安地显露出来。他一点都不安静，始终让一只脚轻轻踏着某处，要不然就是让一只手不耐烦地张开又合拢。

他看见我露出羡慕的神情看着他的汽车。

“老伙计，这辆车很漂亮，对吧？”为了让我看得更清楚，他从车上跳下来，“你以前从来没看到过这辆车吗？”

我看到过。大家都看到过。这辆车是浓郁的浅黄色，镀镍处发亮，那长得出奇的车身上，到处鼓起帽子箱、餐食箱、工具箱，让人喜欢，并且还有层层叠叠的风挡玻璃，玻璃上反射着十几个太阳。我们在多层玻璃后面那温室般的绿色皮革座椅上坐下，开始朝城里进发。

在过去的一个月，我大概跟他交谈过五六次，令我失望的是，我发现他的话极少。我最初以为他是某个相当重要的人物，这样的印象因此自然而然就渐渐消失了，他不过是隔壁一家精致酒店的老板而已。

接着，那次令人不安的驱车旅程就发生了。我们还没有抵达西卵村，盖茨比就开始咽住他那些优雅的句子，犹犹豫豫地用手拍着他那穿着浅棕色礼服的膝盖。

“老伙计，听我说，”他令人惊讶地冲口而出，“你究竟对我有什么看法？”

这让我有点不知所措，便开始闪烁其词地搪塞，而对于那个提问，这样的搪塞是应该的。

“好吧，我要给你讲讲我的身世，”他打断了我的话，“你听到的是满天谎言，我可不想让你因为谎言而对我产生错误的看法。”

原来，对于那些在他的客厅里的谈话，那些添油加醋、稀奇古怪的指责，他早就意识到了。

“我要告诉你真相。”他突然赌咒似的举起右手，“我是中西部一个富人家的儿子，我的家人如今都去世了。我在美国长大，却在牛津接受教育，因为我的祖辈都在那里接受过多年的教育。这是家庭传统。”

他从侧面瞟了我一眼——我这才明白乔丹·贝克为什么认为他在撒谎了。他匆匆把“在牛津接受教育”这个短语一带而过，或者将它吞咽了下去，要不然就是哽咽住了，仿佛这个短语以前就让他烦恼过。有了这种怀疑，他的整个陈述就支离破碎了，我最终怀疑他是否有点心怀叵测。

“在中西部哪里？”我随便问了一句。

“旧金山[旧金山在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并不在中西部]。”

“我明白了。”

“我的家人都去世了，留给我一大笔钱。”

他的声音很严肃，仿佛家族突然消亡的记忆依然萦绕在他的脑海里。有一阵子，我怀疑他在捉弄我，但我扫了他一眼，又觉得他所言不虚。

“那之后，我就在欧洲所有的大都市过着东方王侯般的生活——巴黎、威尼斯、罗马，收藏珠宝，主要是收藏红宝石，狩猎大型猎物，画一些画，凡此种种，都是为了让自己消遣，尽量去忘掉很久以前发生的那些伤心事。”

我努力让自己不发出怀疑的笑声。那些措辞用得多么陈腐、俗套，以至于只唤起了这样一个形象：一个裹着头巾的“角色”，全身的每个毛孔都在往外漏泄锯木屑，穿过布洛涅森林[在法国巴黎西部]追逐老虎。

“老伙计，后来战争就爆发了。这是极大的解脱，我想方设法为国捐躯，但我的生命似乎被施了魔法一般刀枪不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接受了中尉军衔。在阿贡森林[位于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军队和德军曾在此血战]一役中，我率领两个机枪分遣队一路向前冲锋，如此深入敌军阵地，以至于我们两侧都有半英里的空隙，步兵无法在那里推进。我们在那里坚守了两天两夜，一百三十个士兵，带着十六挺刘易斯机枪，等到步兵终于赶上来的时候，他们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中发现了分属三个德军师的徽章。我晋升为少校，每个盟国政府都给我颁发了勋章——甚至包括黑山，就是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那个小小的黑山！”

小小的黑山！说到这几个字眼，他提高了嗓门，微笑着朝它们点头。那种笑容里包含着黑山动乱的历史，也包含着对黑山人民英勇斗争的同情。他的笑容充分重视那个国家的一系列情况，而正是这些情况，引得黑山那颗小小的热情的心授予他这样的嘉奖。此刻，我原本的怀疑已被惊奇淹没，这就像在匆匆翻阅十几本杂志一样。

他把手伸进衣兜，掏出一块系在缎带上的金属，放进我的手掌心。

“这就是黑山颁发的那枚勋章。”

让我惊讶的是，这玩意儿看起来是真的，上面有一圈铭文这样写道：“丹尼洛勋章，黑山国王尼古拉斯。”

“翻过来看看。”

“杰伊·盖茨比少校，”我念道，“为表彰其英勇过人。”

“这里还有一件我总是随身携带的玩意儿。这是牛津时代的纪念品，是在三一学院的四方形院子里拍摄的——我左边的那个人，就是现在的多尔卡斯特伯爵。”

这是一张有五六个年轻人的照片，他们身穿颜色鲜明的运动夹克衫，在一个拱门下面游荡，透过拱门，看得见一大群塔尖。盖茨比就在那些人中间，看起来比现在稍微年轻一点，手持一根板球棒。

那么，这一切都是真的了。我看见了一张张色彩斑斓的虎皮挂在他那位于大运河[这里是指意大利威尼斯的大运河]上的宫殿中，我看见了他打开一箱红宝石，那些宝石闪烁着深红色的光芒，来抚慰他那颗破碎的心。

“今天我要请你帮个大忙，”他说，心满意足地把他的纪念品放进衣兜，“因此我觉得你应该对我有所了解。我并不希望你认为我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你知道，我通常发现自己置身于陌生人中间，因为我东飘西荡，想方设法忘掉那件伤心事。”他犹豫了一下，“今天下午你就会听到这件事的。”

“午餐上吗？”

“不，是今天下午。我碰巧知道了你要邀请贝克小姐去喝茶。”

“你是说你爱上了贝克小姐，对吗？”

“不是的，老伙计，我没爱上她。可是贝克小姐愿意跟你谈这件事。”

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但我没什么兴趣，却更感到厌烦。我邀请乔丹喝茶，可不是为了谈论杰伊·盖茨比先生。我很清楚，这个请求肯定会是那种完全异想天开的事情，片刻间，我开始后悔自己当初踏上他那挤满客人的草坪。

他再也不说话了。接近城里的时候，他露出一脸的矜持。我们经过罗斯福港，瞥见那些涂有一条红色带子的远洋轮船，沿着一个贫民区那鹅卵石铺就的道路飞速行驶，道路两旁，是那些还时常有人光顾的阴暗酒吧，那是曾经镀金而又褪色的20世纪初遗留下来的。然后，灰烬山谷在我们的两侧展开，我们驶过的时候，我瞥见威尔逊夫人正在油泵前给汽车加油，她气喘吁吁、充满活力。

随着挡泥板像翅膀一样展开，我们穿过半个阿斯托里亚[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地段]，沿途洒下了光芒——只是半个阿斯托里亚，因为正当我们在高架铁路的柱子中间绕来绕去，我就听见摩托车发出“突——突——突”的响声，原来是一个警察发狂似的骑着摩托车，在我们车旁跟我们并驾齐驱。

“没问题的，老伙计。”盖茨比大声叫道。我们放慢了车速。他从皮夹中掏出一张白色卡片，在那个警察的眼前晃了一下。

“行了，原来是您呀，”警察一边应承，一边脱帽致敬，“盖茨比先生，下次就认识您了。对不起！”

“那是什么？”我询问，“是那张牛津照片吗？”

“我曾经给警察局长帮过忙，他每年就给我寄来一张圣诞卡。”

大桥上空，阳光穿过钢梁，照耀在川流不息的汽车上，不断闪烁，河对面，城市耸立而起，宛若一堆堆白色糖块，都是出于摆脱了铜臭的愿望而修建起来的。从皇后大桥望去的这座城市，始终是初次望去的那座城市，有它最初的承诺——人世间所有的神秘和美丽。

一辆装载着死者的灵车超越了我们，车上堆满鲜花，两辆拉上了窗帘的马车紧随其后，接着是更为欢快的马车，装载着亲友。那些亲友从车上张望我们，他们悲伤的眼神和短短的上唇，表明他们来自东南欧，我很高兴的是，盖茨比的豪车出现在他们这个忧郁的假日中。当我们从桥上驶过布莱克威尔岛，一辆豪华轿车超越了我们，司机是个白人，而车上则坐着三个时髦的黑人，两男一女。当他们露出超越我们时的那种傲慢神态，朝我们直翻白眼的时候，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我们驶过了这座桥，一切都可能发生了，”我想，“无论是什么……”

即便是盖茨比这种人物也可能偶然出现，完全无须大惊小怪。

喧闹的正午。在第四十二街一家电扇呼呼作响的地下餐厅里，我跟盖茨比碰面，共进午餐。我眨着眼睛从外面明晃晃的街道上转开，在候座区依稀地找到了他的身影，他正在跟另一个人谈话。

“卡拉韦先生，这是我的朋友沃尔夫希姆先生。”

一个矮小的塌鼻子犹太人抬起大脑袋来打量我，长长的鼻毛伸出他的两个鼻孔。片刻之后，我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看见了他的那双小眼睛。

“……因此我看了他一眼，”沃尔夫希姆先生一边说，一边诚挚地跟我握手，“你猜猜我干了什么？”

“干了什么呢？”我彬彬有礼地问。

但显然他并不是在跟我说话，因为他放下了我的手，用他那个富于表现力的鼻子对准了盖茨比。

“我把那笔钱交给了卡茨保，我说，‘好吧，卡茨保，只要他不闭嘴，就一分钱也别给他。’而他当场就闭了嘴。”

盖茨比的双手拉着我们俩的一只胳膊，走进餐厅，因此，沃尔夫希姆先生把他正要开始说的一句话咽了回去，陷入了一种心不在焉的迷离神态。

“要不要姜汁威士忌？”服务员领班询问。

“这家餐馆很不错，”沃尔夫希姆先生一边说，一边看着天花板上那些长老会传奇中的美女，“可是我更喜欢街对面的那家。”

“是的，来几杯姜汁威士忌吧，”盖茨比欣然赞成，然后又对沃尔夫希姆先生说，“那边太热了。”

“是的，那边又小又热，”沃尔夫希姆先生说，“可是充满了回忆啊。”

“那是什么地方？”我问。

“老都市酒店。”

“老都市酒店，”沃尔夫希姆先生闷闷不乐地沉思着，“充满了早已消逝的面孔。充满了如今早已不在人世的朋友。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能忘记他们在那里枪杀罗西·罗森塔尔的那个夜晚。当时我们六个人坐在桌边，罗西整个晚上都在大吃大喝。快到早晨的时候，服务员带着一副狡猾可疑的神情来找他，说是外面有人想跟他说话。‘好吧。’罗西一边说，一边开始站起来，而我一把就把他拉回到座椅上。”

“如果那些杂种要来找你，就让他们进来好了，罗西，帮帮忙，你可千万不要走出这个房间。”

“那时是凌晨四点，如果我们拉起窗帘，就会看见天色已经亮了。”

“他出去了吗？”我天真地问。

“他当然出去了，”沃尔夫希姆先生的鼻子愤愤不平地朝我闪现了一下——“他在门口转过身来说，‘别让那个服务员撤走我的咖啡！’然后他就出去了，走到外面的人行道上，他们就朝着他吃饱的肚子连开三枪，接着就驾车逃走了。”

“其中的四个凶手坐了电椅。”我想起来了，就说道。

“算上贝克尔是五个人。”他对我的话感兴趣，把鼻毛转向我，“我明白你正在寻找生意关系。”

把这两句话并列在一起，着实让人吃惊。盖茨比为我回答：

“哦，不是那样的，”他大声说道，“这不是那个人。”

“不是？”沃尔夫希姆先生似乎很失望。

“这只是一位朋友。我告诉过你我们另找时间商谈那件事。”

“对不起，”沃尔夫希姆先生说，“我认错人了。”

一盘多汁的杂烩菜端了上来，沃尔夫希姆先生就忘记老都市酒店的那种更为伤感的氛围，开始痛快地大吃起来。同时，他的目光十分缓慢地把餐厅彻底扫视了一番——他转过身来打量紧靠在我身后的客人，从而完成了这个弧形动作。我想，如果不是我在场，他可能还会朝我们自己的餐桌下面瞟上一眼呢。

“老伙计，听我说，”盖茨比凑过来对我说，“今天早晨在车上，恐怕我有点惹你生气了吧。”

笑容又浮现在他的脸上，但这一次我却不为所动。

“我不喜欢把事情搞得神神秘秘的，”我回答，“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坦言相告，让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为什么这一切非得通过贝克小姐呢？”

“哦，这绝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他向我保证，“贝克小姐是一位伟大的女运动家，她决不会去干那些不正当的事情。”

突然，他看了看手表，跳了起来，匆匆离开餐厅，把我和沃尔夫希姆先生留在餐桌边。

“他得去打电话了。”沃尔夫希姆先生一边说，一面目送着他离开，“他是个好人吧？看起来英俊潇洒，人品也很好。”

“是的。”

“他在牛筋[牛筋，为“牛津”的谐音，这里和以下几处均暗指沃尔夫希姆的口齿不清]读过书。”

“哦！”

“他上过英国的牛筋大学。你知道牛筋大学吗？”

“我听说过。”

“那可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之一。”

“你认识盖茨比很久了吗？”我问。

“认识几年了吧，”他很满足地回答，“战争刚一结束，我就有幸认识了他。但在跟他交谈了一小时后，我就知道自己找到了一个很有教养的人。我就对自己说‘这就是你愿意带回家介绍给你的母亲和姐妹的人啊’。”他停顿了一下，“我知道你在看我的袖扣。”

我本来并没有看那些纽扣，但他这么一说，现在却真的在看了。那些纽扣是几小块熟悉得出奇的象牙制成的。

“是用人的臼齿做成的最佳标本。”他告诉我。

“哇！”我审视了一番，“那样倒很有创意。”

“是啊。”他把衣袖翻卷到外衣下面，“是啊，盖茨比对女人很谨慎。对于朋友的妻子，他甚至决不会看一眼。”

当那个受到本能信赖的谈话对象回到餐桌边坐下，沃尔夫希姆先生猛地一口就喝干了杯中的咖啡，站了起来。

“我很享受这顿午餐，”他说，“我要赶紧离开你们这两个年轻人了，免得待得太久而不受欢迎。”

“迈耶，别着急嘛，”盖茨比毫无热情地说。沃尔夫希姆先生举起手来，动作类似祝福。

“你们很有礼貌，可是我属于另一代人，”他严肃地宣布，“你们在这里坐坐吧，谈谈你们的运动，谈谈你们的年轻女人，还有你们的……”他又挥了一下手，代替了一个想象中的名词，“至于我嘛，我五十岁了，我就再也不会把自己强加给你们了。”

当他跟我们握手、转身之际，他那悲剧性的鼻子在颤抖。我怀疑自己是否说了什么话冲撞了他。

“他有时会很伤感，”盖茨比解释说，“今天就是他的一个伤感的日子。他在纽约很是个人物——百老汇的地头蛇。”

“那他究竟是什么人？是演员吗？”

“不是。”

“那是牙医？”

“迈耶·沃尔夫希姆？不是，他是个赌徒。”盖茨比迟疑了一下，然后又沉着冷静地补充了一句，“他就是在1919年非法操纵世界棒球联赛的那个人。”

“非法操纵世界棒球联赛？”我重复了一遍。

这句话让我大吃一惊。我当然还记得1919年的世界棒球联赛被非法操纵了，可是，即使我想到过这一切，我也觉得那不过是一件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是一连串不可避免的事情的结果而已。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竟然可以用撬开保险柜的盗贼的那种专心致志，来玩弄五千万球迷。

“他怎么要去干那样的事情呢？”过了一分钟，我才问。

“他仅仅是看到了机会而已。”

“那他为什么没有锒铛入狱？”

“老伙计，他们没法逮住他呀。他可是聪明绝顶。”

我坚决要求自己付账。当服务员把找补的零钱送来时，我瞥见汤姆·布坎南就在拥挤的餐厅那一边。

“跟我来一下，”我说，“我得跟人打声招呼。”

汤姆一看见我们，就跳了起来，朝我们这边走出了五六步。

“你最近都到哪里去了？”他急切地问我，“因为你没打电话，黛西还大动肝火呢。”

“布坎南先生，这位是盖茨比先生。”

他们握了握手，盖茨比的脸上掠过一丝紧张的、陌生的尴尬神情。

“你近来究竟如何？”汤姆追问我，“你怎么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吃饭？”

“我和盖茨比先生共进午餐。”

我转过身去看盖茨比，却发现他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917年10月的一天——

（那天下午，在广场酒店的露天茶座，贝克小姐端坐在一把高靠背的椅子上对我说）——我当时正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时而走在人行道上，时而又走在草坪上。我更喜欢走在草坪上，因为我穿着一双从英国买来的鞋，那橡皮鞋底会在柔软的地面留下一个个下凹的印痕。我穿着一条格子花呢的新裙子，每当裙子在风中微微扬起，所有房子前面的红、白、蓝旗帜都僵直地伸展，发出“嘘……嘘……嘘……嘘”的反对声。

最大的一面旗帜和最大的一片草坪，属于黛西·费伊家。那时她刚满十八岁，比我大两岁，显然在路易斯维尔的少女中最受欢迎。她穿着白色衣裙，拥有一辆白色小跑车，她家里的电话整天都响个不停，泰勒营地的那些激动的年轻军官要求拥有当晚独占她的时间的特权，“无论怎样，都给一小时吧！”

那天早晨，我从她家对面走过，她那辆白色跑车就停在路边，她跟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中尉坐在车上。他们俩彼此全神贯注，以至于我走到了五英尺开外，她才看见我。

“你好，乔丹，”她出乎意料地喊道，“请你过来一下。”

她想跟我说话，我感到很荣幸，因为在所有比我年纪大的少女中，我最赞赏和羡慕她。她问我是否要去红十字会制作绷带。我说要去。呃，那么，我可能告诉他们说她那天不能去？就在黛西说话的时候，那位军官看着她，流露出那种少女们有时候想让别人看着自己的神态，因为那对我来说很浪漫，我就从此记住了这个插曲。他名叫杰伊·盖茨比，此后的四年多我没有瞧见他——即便是我在长岛遇到他之后，我也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同一个人。

那是1917年。到了第二年，我自己也有了求爱者，我开始参加比赛，因此我跟黛西就很少见面了。当时，她还跟人来往，那是一群稍稍年长的人。关于她的流言满天流传——说是在一个冬夜，她的母亲如何发现她收拾行装，准备去纽约，跟一个即将起程奔赴海外的军人告别。家人有效地阻止了她前往，但此后有好几个星期，她都不怎么跟家人说话。从那以后，她就再也不跟军人来往了，却只跟城里的几个根本无法参军的扁平脚、近视眼的年轻人过从甚密。

到了第二年秋天。她又像从前一样欢快了起来。停战之后，她就在社交场合首次正式露面，大概在二月，她就跟一个来自新奥尔良的男人订了婚。在六月，她就嫁给了芝加哥的汤姆·布坎南，他们的婚礼排场在路易斯维尔奢华得前所未闻：他带着一百位客人包租了四节火车厢南下，还在塞尔巴赫饭店包租了整整一层楼，在婚礼的前一天，他还送给了她一串估价为三十五万美元的珍珠。

我当时是伴娘。在婚宴前半小时，我走进她的房间，发现她穿着绣花衣裙躺在床上，可爱得就像那个六月之夜，像猴子一样喝得酩酊大醉。她一只手拿着一瓶苏岱白葡萄酒，另一只手则拿着一封信。

“祝贺我，”她喃喃地咕哝，“以前从没喝过酒，但今天可算是喝痛快了。”

“黛西，怎么啦？”

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我吓得要命，我以前从未见过一个少女醉成那样。

“嘿，宝贝。”她把一个废纸篓拿到床上，在里面胡乱摸索了一通，掏出那串珍珠，“把这玩意儿拿到楼下去，还给它原来的主人。告诉他们，黛西改主意了。就说‘黛西改主意了’。”

她开始号啕大哭——她不断地哭泣。我跑了出去，找到她母亲的女佣人，然后我们就锁上门，让她洗了个冷水澡。她拿着那封信，死死不肯松手。她把信带进了浴缸，把它捏成了黏糊糊的一团，直到她看见那封信像雪花一样飘散，才让我把它放在肥皂碟里。

可是她再也没说一句话。我们给她用了醒酒的精油，又把冰块放在她的额头上，还帮她穿好衣裙。半小时后，我们走出房间，那串珍珠就戴在她的颈项上，这场风波就此结束了。第二天下午五点，她甚至没有犹豫一下就嫁给了汤姆·布坎南，然后动身前往南太平洋度蜜月，旅行了三个月。

当他们度假归来，我在圣巴巴拉[美国加利福尼亚海滨旅游胜地]见到了他们，我想我从未见过一个女孩如此疯狂地迷恋自己的丈夫。如果他离开房间一分钟，她就会焦躁不安地四处张望，问“汤姆到哪里去了”脸上露出一副最为恍惚的神态，直到看见他从门外走进来才作罢。她常常在沙滩一坐就是一小时，让他把头搁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一边用指头揉着他的眼睛，一边无比喜悦地看着他。看见他们在一起的情景，真让人感动——那会让你入迷地大笑，却又不好意思笑出声来。那是在八月。一个星期之后，我就离开了圣巴巴拉，一天夜里，汤姆在文图拉公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上开车的时候，不慎跟一辆货车相撞，他那辆小车的一只轮子被撞掉了。跟他同车的那个少女因为一只胳膊被撞断了，也被刊登到了报纸上——她就是圣巴巴拉旅馆一个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

第二年四月，黛西生了个小女儿，他们到法国去待了一年。有一年春天，我在戛纳[均为法国海滨旅游度假胜地]见到了他们，后来又在多维尔见过，再后来，他们就回到了芝加哥安顿下来。在芝加哥，黛西可是大出风头，很受人欢迎，这你是知道的。他们跟一帮放浪形骸的人交往，而那些人全都很富有却又生活放荡，但她却是出淤泥而不染，始终保持着清白的名声。也许这是因为她不喝酒的缘故吧。在酗酒成瘾的人当中，不喝酒的人具有优势。你不仅可以守口如瓶，还可以为自己做那些无规律的小事而选择时机，这样很隐蔽，因此其他人就看不见或者不在乎什么了。也许黛西根本就不是去偷情什么的——然而，她的嗓音中却有某种异样……

呃，大约在六个星期之前，她在这些年来第一次听到了盖茨比这个名字。就是那次我问你——你还记得不——是否认识西卵的盖茨比。你回家之后，她就来到我的房间，把我叫醒，问我“是哪个盖茨比”而我就把他描述了一番——当时我半睡半醒——她用最奇怪的嗓音说，那肯定就是她曾经认识的那个人。直到那时，我才把这个盖茨比同当年坐在她的白色跑车上的那个军官联系起来。

当乔丹·贝克把这一切讲完，我们离开广场酒店已经有半小时了，乘坐着一辆四轮折篷马车穿过中央公园。太阳已经沉落到西城几十号门牌的那些电影明星的公寓后面，少女们早已像蟋蟀一般聚集在草丛上，她们清澈的嗓音穿过灼热的暮色升起来：

“我是阿拉伯的酋长，

你的爱荡漾在我的心上。

夜里，当你进入睡梦

我就会爬进你的帐篷——”

“这真是奇怪的巧合。”我说。

“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巧合。”

“为什么不是？”

“盖茨比买下了那座房子，如此一来，黛西就刚好在海湾对面了。”

那么，他在那个六月之夜所追求、渴望的，不过是天上的星星罢了。在我看来，他充满活力，突然从他那无意义的光辉的子宫中被释放出来。

“他想知道，”乔丹继续说，“某天下午，你能否邀请黛西去你的房子，然后让他也过来。”

这个要求如此简单，真让我震惊。他竟然等了五年，还买了一座府邸，在那里把星光分发给那些偶然来来往往的蛾子，因此他就能在某天下午“过来”，前往一个陌生人的花园。

“难道我非得先了解这一切，他才能提出这样一件区区小事？”

“他害怕啊。他等了那么久。他觉得自己可能会冒犯你。你瞧，他完完全全是个锲而不舍的人。”

有件事情让我烦恼。

“那他为什么没要你来安排约会呢？”

“他想让她看看他的房子，”她解释道，“而你的房子恰好就在隔壁。”

“哦！”

“我觉得，他有点期望她在某天晚上会漫步走进他举办的一场聚会，”乔丹继续说，“但是她从来没去过。然后，他开始有意无意地问人是否认识她，而我就是他找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在他举办的舞会上派人来请我去的那天晚上，你真应该听听他是怎样煞费苦心、弯来绕去才说到这件事的。当然，我立即建议在纽约安排一顿午餐——我觉得他会疯掉的：

“‘我不想干任何不恰当的事情！’他不断地说，‘我就想在隔壁见见她。’

“当我说你是汤姆的好朋友，他又开始完全打消这个主意。尽管他说自己好几年都读一份芝加哥报纸，仅仅是期望瞥见黛西的名字，但他对汤姆也不怎么了解。”

此时天色黑了下来，当我们的马车微微下行，来到了一座小桥下面，我把手臂搁放在乔丹那金黄的肩上，把她拉到我的身边。突然间，我再也没想黛西和盖茨比了，却一心想着眼前这个干净、健壮、能力有限的人，她用那种怀疑一切的方式来处理世事，她快乐地后靠在我的臂弯里。一个警句开始在我的耳朵里面跳动，有些令人振奋、激动：“世上只有被追求者、追求者、忙碌者和疲惫者。”

“黛西的生活也应该有点什么。”乔丹喃喃地对我说。

“她想见到盖茨比吗？”

“她应该还不知道这件事吧。盖茨比不想让她知道。他希望只是由你出面请她过来喝茶。”

我们经过了一排黑黝黝的树木，然后，在第五十九街的正面，一片柔弱的、淡淡的光芒照耀到下面的公园。跟盖茨比和汤姆·布坎南不同，我没有什么女朋友——她那缥缈的脸沿着黑暗的檐口和刺眼的招牌而飘浮，于是我就把身边这个女孩拉近，紧紧地搂着。她那苍白、轻蔑的嘴上露出了笑容，于是我再次把她拉近，这次贴到了我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