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租人

客乡  作者:燕妮·埃彭贝克

你得自己做决定,他说。然后她说,好的。但话音刚落,她便失声痛哭起来,而他起初甚至不知是为了什么。哪怕在监狱的探访室里第一次坐到他对面时,他的妻子也没有掉过眼泪。那时他说:我本来要去接你的。而她回答:我知道。仅此而已。更别提掉眼泪了。获释后不久,他就悄悄娶了她。到今天,三十年来他所做的一切,也在一次谈话的过程中阐尽了:你得自己做决定。她应了一声听起来像是“好的”的回答,尽管不可否认,这声“好的”并不完全清晰,然后她开始战栗,而他以为她只是冷了,便用一只胳膊搂住她。许多个夜晚,他们就这样坐在门外直至深夜,肩并着肩,在花园的秋千上,廊灯的幽光下,有时闲聊,有时沉默,视线如两条平行线凝望着茫茫夜色,凝望着在黑夜里温柔起伏的湖泊。被她的哭声吓了一跳,他迅速抽回手臂,用结婚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神情看着他的妻子。然后他起身朝码头走去,却没有同往常一样先用手拨开老柳树垂落如帘的枝条。现在他站在那里,凝望着夜色,留他的妻子在他身后的湖岸上兀自呜咽着。在长椅上号啕大哭,他想着,忍不住咧嘴笑了。这个笑容将他的嘴角拉扯得这样宽,几乎宽成了一副他再也无法收回的怪相。于是他站在那里,在码头上,就在码头与湖岸相连接的地方,就在他妻子突然开始哭泣而他如此决绝地踏上的地方,如此决绝,仿佛他只是大步迈进一间员工餐厅,或者迈向一家百货公司的收银机,他甚至没有留意到那棵老柳树的枝条是怎样划伤了他的脸,他只是站在那里,在夜色里,咧嘴笑着。天知道怎么回事。今天白天他们去航行了,风很小。她拿着缭绳,他扬着风帆,不时轻微地调整下方向。

航行是件美妙的事。他们太喜欢这片湖水了,在终于有机会在这里安顿下来之前,有很多年他和妻子都在港口附近露营。他们获准将湖边的木工房翻新成一处周末居所,但他们还是保留了一些有用的东西,比如那张带虎钳的工作台,那排放置钓鱼竿的木架,还有那个小盥洗台。在那些钉子、绳子、凿子、螺丝刀和胶靴之间,他们舒适地安顿下来,电视、桌子、床铺,他们所需的一切都在这里了,并且现在,从这里他们就可以看见他们的帆船,在靠近码头的两个浮标之间摇摆起伏。航行是件美妙的事。柏林墙倒塌之后,在房屋的女主人出国工作而她的父亲也无法照管这片地产的日子里,他的妻子开始用鹅卵石装点那片位于木工房和湖岸之间的小草坪,在篱笆旁种上芦笋,在花园秋千两侧低矮的树枝上挂上小花篮,就像她从前在露营地会做的那样。从帆船刚可以下水的早春开始,他们便日日出去航行,几乎风雨无阻。偶尔他们也会换一种方式,乘坐吊挂在工具棚后墙上的脚踏船出去。房屋的女主人已经同意他们使用脚踏船了,但他们知道,没有什么比让风推送着他们前行更加美妙了。航行是件美妙的事。

当他航行时,一切似乎都很安静。就算是风冲撞着风帆、拉扯着缭绳的时候,就算是那时。你甚至听不见自己血流的声音,他想,除非把手放到耳朵上,然后他便把他的手放到了他的耳朵上。当他们航行时,他和他的妻子只交换最为必要的三言两语。航行,像一种服务。至于是哪一种服务,他实在说不上来,就像他也说不上来是谁要求他和他的妻子保持这种沉默的,他们甚至从未提起过这个话题。当他航行时,水天在他眼里仿佛无穷无尽,尽管湖岸总是会出现在视野里,尽管他们只是一圈又一圈地从湖泊的这一端航行至另一端,然后再度返航,一圈又一圈。或许这种无穷无尽之感来自运动本身,他想,但这又是一件他从未与他妻子探讨过的事情。我应该打电话给我的姐姐吗,他妻子问,而他说,你得自己做决定。天知道怎么回事。此刻,脚下幽黑的湖水正轻轻拍打着湖岸,而身后,他的妻子正在啜泣。或许这啜泣也只是湖水在她心内的一种拍打,当她泪水潸然时,便循着她的眼睛和鼻子流出来了,他想着,忍不住再次咧嘴笑了。那一次,他试图游到河对岸的那一次,河水也是这样幽黑,水花泼溅的声响也是这样轻细。那天晚上他没能游出多远。就像今天。今天他站在码头的尽头,咧嘴笑着,但是他已经又一次被抓住了,又一次从身后被逮捕了,尽管没有绳索——那一次,是被来自河岸上的叫嚷、威吓和咒骂,今夜,是这哭声;那一次他身下无一物可依托,他在游泳,今夜他站在码头的尽头。而他的妻子,哪怕在监狱的探访室里第一次坐到他对面时也没有掉过眼泪的他的妻子,现在正在哭泣。

那时他已经知道,自己必须回头。他的朋友没有回头。这条禁止游泳的河流里,依然有河水汤汤流淌,一如其他所有的河流,其他所有他和他的朋友时常游水嬉闹、潜入河底,或者任凭水流将他们裹挟的河流。那天晚上,他在游泳时就已经感到惊讶,这件在此处被完全禁止的事情,不过就是和彼处完全一样的游泳而已。即使是今天他也知道,自己迟早都要回头,回到廊灯下的光晕里,回到他哭泣的妻子坐着的花园秋千旁。他学会骑摩托车时还不满十六岁,他和他的朋友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练习,在山上树林里一段未完工的公路上,或者说,一条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通往何处的混凝土断带上——如果你熟悉这一片的话,你能在附近找到不少这样的混凝土断带。一条沙土路突然变成了一条公路,然后又同样突然地变回了一条沙土路,或者只是中断于树林边上的某个地方,仿佛那里立着一堵墙。那时,当他第一次从一位年长的朋友那里借来一辆摩托车,到树林里的这条公路上来练习时,他知道怎么踩油门,却忘了问怎么刹车。在公路中断、仿佛立着一堵墙的树林边缘,他全速冲进了树林里,抓着他朋友安装在车把上的广角反光镜,在橡树和松树间疯狂地转弯,不知该如何停下这机器。该死,他想,然后是急转,再急转,寻找着逃出这片树林的密径,与其说是用他的眼睛,毋宁说是用他的本能。他就是没想过要把脚从油门上挪开。有时,一个笑话里也藏有一枚坚硬的种子,于是当他咧嘴发笑时,会发现自己咬得太过用力,然后便无法松口了。该死。他的妻子还在哭泣。该死。他想着,背对着她站着。一个单词本身能否构成一个想法,他不知道,但不管怎样,这个单词就是他此刻所想的一切,与其说是用他的脑袋,毋宁说是用他的本能。如果是这样,它可能就是那种会毫无预兆地突然萌生的想法,就像他当初猝然闯入的树林,然后,又同样突然地结束了。只是因为那些橡树和松树栽种得太过密集,当你在它们的树干间迂回躲闪时,那条林中之路才显得无限漫长,当你在那片树林里横冲直撞时,那些林间荫翳才无法使你感到清凉,反而将你的五脏灼烧。该死。在遭遇一个又一个无休无止的急转与回摆之后,他终于再次感觉到了轮胎下的公路,就像它此前的消失一样突然。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谢了希特勒。所有的反光镜都仍然完好无损。

所以,回头,是一门他已经掌握的技艺,又或者,是这项技艺掌控了他,天知道怎么回事。不论径直向前还是回头折返,游泳都是一样的。而他的朋友,那天晚上与他一起喝醉,然后就像这只是个玩笑般,与他并肩跳下了那条河流的朋友,并没有回头。要么是他游泳时没有听见身后的呼喊,要么是他把那些呼喊也当作了玩笑的一部分,又或者——这也是有可能的——他只是不想回头而已。游泳总是一样的。他的朋友从未抵达彼岸,也没有回到此岸。航行。他曾与他的妻子练习过翻船。纵向倾摇船身,连带船上所有人员,然后再次摆正船身,使船倾覆。在船浮出水面时抓紧桅杆,以免落水。航行是件美妙的事。天知道怎么回事。

直到上礼拜,他的妻子才知道自己有一个姐姐。一礼拜前电话响了。是妻子学生时代的朋友,一位她已有三四十年没见过面,也没说过话的朋友。太惊喜了,所以你还是,你怎么样,谁给你的,他们说要重聚,不,是真的,等等,哦那个女孩,还有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个辍学的,哦,所以他已经,太令人伤心了,他有没有,几个小孩,工作,丈夫,航行,周末居所,她知道地址吗,而且,都可以。对了,你姐姐怎么样了。什么姐姐。你继父还活着吗。什么继父。哦,等等,你还不知道,那位朋友直到这时,才在电话里道出一二。我的意思是,你的父亲竟然没有,什么,妻子问,凝望着那片湖泊,当她将听筒贴近耳朵时,那艘帆船正在靠近码头的两个浮标之间摇摆起伏。哦,我很抱歉,我,她朋友的声音正从听筒里传出,然而她的丈夫无法听清。她的丈夫只听见妻子停下来,听着电话,然后问:什么姐姐?片刻,在短暂的静滞过后,又问:什么继父?最后,只是说了,或问了一句:什么?早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终结之前,他就亲自动手铺设了电话线路,从主屋一路牵引到了木工房——房屋女主人的父亲已同意他们在主线路外另设自己的分机。而他们自己则等待了十三年,才在他们位于州首府的公寓里安装上电话。只要有电话,它就会响。

我的童年就像一个童话故事,他的妻子总是这样微笑着对旁人说。接下来她会聊一聊她的父亲,教会她抓鱼、种芦笋、使用耙子的父亲。她的父亲总是称呼她为他的宝贝女儿。每当她说起她的童年时,所有聆听她说话的人总会流露出一种渴盼自己也拥有一个童话故事般的童年的神色。她从未提过她的继母。父亲在家时,她的继母从不敢打她。她不记得自己的亲生母亲了,她的父亲也从不谈起她。而今一生已晚,她才终于从电话里得知,就连她的父亲也不是她真正的父亲,并且除了她,还有另一个小女孩,就生活在邻近的某个村庄,她的姐姐,她全无印象的姐姐。她们,她和这另一个小女孩,来自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边境的巨人山脉,是作为战争难民的孩子被带到这里,然后被不同村庄的不同父母收养的,她的朋友这样告诉她。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每一个人。除了她。哦,我很抱歉,我,她的朋友这样说。

一生已晚,一个人是否还应该去寻找自己的姐姐?还有,如果你真的找到了她,你是否应该打电话给她,邀请她前来拜访,又或是亲自前去拜访?你是给她写一封信,还是让一切维持原样,即便从今往后一切都将不复从前?任何一位乘船从她身旁驶过的年长女性都有可能是她的姐姐。邻近温泉小镇上那个永远推着一辆空手推车四处游荡、满嘴诅咒的疯女人可能是她的姐姐。坐在咖啡馆里吃蛋糕的女人。六十多岁、精力充沛、在分类广告栏里寻找一位不吸烟的男性的女人。或是柏林某个骨瘦如柴的老太婆。又或许,她的姐姐多年以前就已不在人世、身埋黄泉了。这世上的每一个人,现如今都是她的血亲了吗?还是反过来,一度与她亲近的每一个人现如今,都在弹指之间,变成陌路人或者死者了吗?还是一个孩子时,她总在追问父亲,什么时候她才可以自己做决定。后来,父亲过世后,每当她不知如何是好,她依然会想象父亲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会给她什么建议。但如果连父亲都不是她的父亲,还有谁可以给她建议呢?刚才,当她询问她的丈夫,她是否应该打电话给她的姐姐时,他只是回答:你得自己做决定。而今一生已晚,而她无家可傍了。如果她想要回到自己真正出生的地方,她应该去哪儿呢?巨人山脉?

就在他们爬进那条幽黑的河流,那条他在不久之后便浑身湿透、哆哆嗦嗦地上了岸而他的朋友再也没有上岸的河流的前一个礼拜,他们才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处境。他们的学业堪忧,不论是他还是他的朋友都不可能通过即将到来的考试,这是显而易见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把本应付诸学业的时间都花在了别的事情上。他的朋友曾是学生嘉年华活动的组织者,他考察了众多地点,寄写了无数书信,直至自然历史博物馆最终同意开放几个展厅给派对使用。学生们装扮成魔鬼、恶棍、女学生、罗马人或美人鱼的模样,在闭馆之后蜂拥涌入那栋宫殿般宏伟的建筑,在玻璃陈列柜上排开冷盘自助,然后整晚都在恐龙骨架和大猩猩标本之间跳舞。一些人试图饮下陈列柜里用水稀释了的酒精,另一些人爬进更大的实景展示窗里,在狐狸与麋鹿之间摆出一幕幕表现爱与酣睡的活人静画。总之,这场史诗般盛大的派对,这场有人求婚,有人接受求婚,还有人成功受孕的派对,把他朋友脑袋里关于统计学和结构物理学的最后一点心思也驱逐干净了。而他自己,则是在一次柏林废墟的探险之行中,偶然发现了一处可追溯至上世纪的地下墓穴,其墓室中还保存有几具毕德麦雅时期[指德意志邦联诸国从1815年(《维也纳条约》签订)至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历史时期,现多指文化史上的中产阶级艺术时期。]的尸体,以及他们的衣物和头饰。躺在他们的棺柩之中,他们已然比那场战争、比所有那些更为新近的死亡留存得更久了;尽管干瘪、萎缩,却依然从头到脚,从趾甲到帽冠都清晰可辨。他曾问过他当时的未婚妻,也就是他如今的妻子,她是否愿意在她的走廊里摆放这样一具尸体,作为某种类似衣帽架的东西,但他的未婚妻以为这整件事情都是他胡编的,衣帽架也只是个玩笑,还是个糟糕的玩笑,所以她甚至都没有笑。那以后,他便成日待在那个地下墓穴里描画那些尸体,自然也就无心顾及什么物理原理了,哪怕是使这一废墟成为可能的物理原理,比方说,是什么使它不至倾颓。

我们必须去西边。那天晚上,在距离考试仅剩一个礼拜的时候,他的朋友这样说道。我们可以到那边重修一年。东边的学生到西边继续学业时会从低一年级读起,而这一年正是他们迷失在派对和尸体里的一年。一个全新的开始,他的朋友说。留在这里是没有机会的:这里,他们这一整届学生的档案——以及时间本身——都在稳步推进。然后他们开始琢磨从哪里逃跑最不费劲。他和他的朋友对“绿色”无标记边界周围的地形都不熟悉,他们也没有热气球,所以最终,他们决定横渡易北河。天气还这么冷,他的朋友说,边防军不会真的以为有人要游过这条河。我们先把自己灌醉,这样就不会觉得冷了,然后我们就赶快游过去,他的朋友,一位撒克逊人,说。他和他的朋友都没有带上他们的女人,虽然这在现在的他看来似乎难以理解,但当时,他真的是把他的未婚妻忘得一干二净了。一个礼拜后,他们带着一把管钳,三瓶酒,还有他们的自行车登上了一列火车,在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过后,从一个小火车站骑自行车出发,来到了易北河沿岸的草地上。那里,他们在夜色中把自己灌醉,然后,就在他们统计学和结构物理学考试的前夜,按计划爬下了那条河流,打算游回一年以前。

再次见到他的未婚妻,也就是他如今的妻子,是在法庭上了。她是作为证人被传唤到场的,人们询问她是否清楚他逃离本国的计划,而她只是诚实否认。与这一刻相比,所有结构物理学的问题都突然变得简单了。他终于明白,自己是一头游入了考场,而非远离了它。尽管游泳总是一样的。后来,他让他的未婚妻给他捎来一本关于结构物理学的书,他研习后还为他的狱友们辅导了这一课题,毕竟当时在监狱服刑的建筑业男性比例远高于往常:在柏林墙修筑期间,有不少工人试图逃往他们正在修建的建筑物的另一边。服刑期满后,他去见了他以前的教授,并请求他允许自己参加考试,虽然他当时已经被开除了。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但再未继续学业。

现在,他妻子的情绪似乎稍有缓和了。他听见杯碟碰撞的声音,这意味着她一定已经起身,开始收拾桌子了。当他转过身时,透过柳树枝条的帘幕,正好瞥见她端着托盘的身影,消失在工具棚里。他的目光继而落在她挂在树上的白色塑料花篮上。这些被廊灯照亮的花篮,这些人造之物,看上去甚至比那灯光本身更加远离黑夜。这个他和他的妻子在各种工具之间安顿下来的工具棚,此刻亦被黑夜所笼罩着。自从这块土地前主人的继承人提出申请,要求归还属于他们的财产后,夫妇二人与房屋女主人的协议也只能保障一时了,正如房屋女主人所言,不论是这些度假别墅本身,还是他们的转租关系,如今都只是权宜之计罢了。等继承人的所有权得到法律确认后,他和他的妻子将不得不离开这里,这就是他们早前达成的共识。但那会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转租人,听上去像是某种杂草的委婉说法,他的妻子在他们与房屋女主人谈话后曾这样评论,而不知何故,自那以后,他总会将杂草这个念头与他在此地航行时所体会到的快乐联系起来。快乐来自混乱,正如那份无穷无尽之感来自这方总有尽头、而他此刻正转身离开的湖泊一般。他和妻子周末住在一个工具棚里,把他们的帆船拴在一座不属于他们的码头上,并且——尽管如此,他还是会说——并且感到快乐,在这一小块他们只是有条件地借住的土地上,感到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快乐。

如果他当时成功逃离了,他或许会在西德设法完成他的学业吧。无论如何,地下墓穴一开放,城市历史博物馆就买下了他的尸体素描。尸体被重新安置,教堂亦得以重建。只是他在服刑期满后,便被发配到生产劳动中去净化他自己了:他被指派去了一家家具工厂。在东边,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过渡安排,一项权宜之计。半年后他就会得到允许,可以继续他的学业了,就算是在东边。但是他却自己决定要作为一名普通的工人留在工厂。这项权宜之计于是就此持续了他的整整一生,直至现在,直至他退休。每当谈话中提到这个话题,他总是说,他只是意识到,比起学习,他更喜欢这种实实在在的工作。天知道怎么回事。感受着在他步履之下轻微摇晃的码头木板,他想,要是他和他的妻子能在财产继承的问题最终解决前死去,该有多好。那样,在葬礼上发言的人就可以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仍能够追求自己所钟爱的事物: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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