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在办公室干了很多活儿。老板很和气，他问我是不是太累了，他还想知道妈妈的年纪。为了不说错，我回答“六十来岁”，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看上去像是松了一口气，认为这件事情算是了结了。

我的桌子上堆了一大堆提单，都需要我处理。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之前，我洗了手。我喜欢中午洗手；晚上，我就觉得没那么愉快了，因为洗手间的公用转动毛巾一天下来，都潮湿了。一天，我把这事儿跟老板说了。他回答我，对此他也很遗憾，不过这毕竟是无关紧要的细节。我下班晚了一些，十二点半，我才和埃马努埃尔一起出来，他在发货部门工作。办公室朝着海，我们看了一会儿港口停着的货车，它们都暴晒在大太阳底下。这时，一辆卡车开过来，带着噼里啪啦的铁链声和轰隆隆的巨响。埃马努埃尔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就跑了起来。卡车超过了我们，我们追上去。我感觉自己淹没在一阵噪声和尘埃中，我什么都看不见，只感到这种奔跑中混乱的冲动，身边尽是绞车、机器、天际晃动的桅杆和一路排开的轮船。我先抓住了车子，跳了上去，然后我帮着埃马努埃尔坐稳了。我们都喘不过气来。卡车冲上码头高低不平的路面，在尘土和阳光中飞驰。埃马努埃尔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们来到塞莱斯特餐馆，一身的汗。塞莱斯特一直在那儿，挺着他的啤酒肚，戴着围裙，留着他的白胡子。他问我：“不管怎么说，总算还好吗？”我说还好，但现在很饿。我吃得很快，喝了咖啡。然后我回家睡了一会儿，因为我喝了太多酒。醒来时，我想抽烟。时候不早了，我跑去赶电车。我一下午都在工作。办公室里太热了，晚上，走出办公室，我慢慢沿着河堤走。天空是绿色的，我感到很满足。尽管如此，我还是直接回了家，因为我想给自己煮些土豆。

上楼的时候，我在漆黑的楼道里撞上了老萨拉玛诺，他是我同层的邻居。他和他的狗在一块儿，八年来，他们总是形影不离。这条西班牙猎犬生了一种皮肤病，我想是红皮病，这病使得它浑身毛都快掉光了，浑身是硬皮和褐色的痂。他们俩挤在一间小房间里，久而久之，老萨拉玛诺都越来越像它了。他脸上长了一些发红的硬痂，头上是稀稀拉拉几根黄毛。至于那狗，也从它主人那儿学来一种弯腰驼背的走路腔调，噘着嘴，伸着脖子。他们看起来是同类，但他们彼此看不顺眼。每天两次，上午十一点和下午六点，老头儿牵着狗散步。八年来，路线都没有变过。他们总是沿着里昂路走，狗拖着人，直到老萨拉玛诺打了个趔趄，于是他就对狗又打又骂。狗吓得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这时候，又该老头儿去拖它了。一会儿狗又忘了痛，重新拖起人来，然后又被打骂。于是，他们俩就待在人行道上，狗是怕，人是恨，天天如此。狗要撒尿的时候，老头儿不给它时间，偏要拽它，这西班牙猎犬就滴滴答答尿了一路。如果狗不小心尿在房间里，就免不了又是一顿打。这样的日子已经有八年了。塞莱斯特总是说“真是不幸”，但是说到底，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幸还是不幸。我在楼梯上遇到萨拉玛诺的时候，他正在骂狗。他对它说：“贱狗！邋遢鬼！”狗发出痛苦的呻吟。我对他说：“您好。”但老头儿还在骂。我问他狗怎么招惹他了，他没回答我，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贱狗！邋遢鬼！”我隐约看见他正弯腰在狗的项圈上摆弄着什么。我提高了嗓门，他头也不回，忍着一股怒火回答我：“它死活不肯走。”说完，他便拖着那条赖在地上哼哼唧唧的狗，走开了。

正在这时，我那楼层的另一位邻居进来了。这个街区里的人都说他靠女人生活。但是，每当有人问起他的职业，他就说是“仓库管理员”。总的来说，大家都不太喜欢他。但是他常常和我说话，有时候还来我家坐坐，因为我会听他说话。再说，我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跟他说话。他叫雷蒙·桑泰斯，个子矮小，肩膀很宽，长着一个拳击手一般的鼻子；他的穿着总是很得体。说到萨拉玛诺，他也对我说：“真是不幸！”他问我是否对此感到厌恶，我回答说不。

我们上了楼，正准备分开的时候，他对我说：“我那里有猪血香肠和葡萄酒，您要不要和我一起吃一点？”我觉得这样也省得我自己做饭，就接受了。他家也只有一个房间，外带一个没有窗户的厨房。床的上方摆着一个仿大理石的天使雕塑，白色和粉红色相间；还有几张体育冠军的相片和三张裸体女人的底片。房间很脏，床上乱七八糟。他先是点上煤油灯，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卷来路不明的绷带，把右手缠了起来。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和一个来找他麻烦的家伙打了一架。

“您知道，默尔索先生，”他对我说，“我并不是个坏人，但我是个暴脾气。那家伙，他对我说：‘你要是个男人，就给我下车。’我对他说：‘够了，别找麻烦。’他就说我不是男人。于是我就下了电车，对他说：‘够了，不然我就要好好教训你一顿了。’他说：‘你想怎么样？’于是我就给他好好上了一课。他倒在地上，而我呢，我想去把他扶起来，但是他竟然躺在地上用脚踢我。我蹬了他一脚，又给了他两拳。他满脸都是血。我问他够不够，他说：‘够了。’”

说话间，桑泰斯已经缠好了绷带。我坐在床上，他对我说：“您看，并不是我要找他麻烦，是他先招惹我的。”的确是这样，我承认。于是他对我说，他正要就这件事跟我讨个主意，因为我是个男人，有生活经验，我可以帮助他，然后他就是我朋友了。我什么都没说。他又问我是不是愿意做他的朋友，我说我都可以。他看上去很满意。他拿出香肠，放到锅里煮，接着他摆放好酒杯、盘子、刀叉和两瓶酒。做这一切的时候，他没说话。然后我们就入座了。吃饭的时候，他开始讲他的故事。他先是犹豫了一下：“我认识一位太太……这么说吧，她是我的情妇。”和他打架的男人就是这个女人的哥哥。他对我说他供养着她。我没回答，但是他立刻补充说他知道这个街区的人怎么说他，不过他问心无愧，他确实是仓库管理员。

“回到我这件事上，”他对我说，“我发现她在骗我。”他给她维持生计的钱，给她付房租，每天还给她二十法郎的饭钱。“房租三百法郎，饭钱六百法郎，时不时地送一双袜子，这就一千法郎了。那个女人不工作，但是她跟我说我给她的钱紧巴巴的，不够她用。我跟她说：‘为什么你不找一个半天的工作呢？这样我就不用再操心这些琐碎的花费了。这个月我给你买了一套衣服，每天给你二十法郎，为你付房租；你呢，你下午和你的女伴们喝咖啡。你请她们喝咖啡还给她们加糖，付钱的却是我。我待你不薄，而你却把我当冤大头。’可她就是不工作，还总说钱不够花，于是我觉得其中一定有诈。”

于是他告诉我，他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张彩票，她不能解释是怎么买的。不久，他又在她那里发现一张当票，证明她当了两只手镯。“我之前都不知道她有两只手镯。我看清了她在骗我，于是我就不要她了。不过，我先揍了她一顿。然后我就跟她把事挑明了。我对她说，她只不过是想拿着我的钱吃喝玩乐。默尔索先生，您知道我是怎么对她说的吗？我说：‘你看不到人家都在嫉妒我给你带来的幸福。等你失去这些，你就会明白了。’”

他把她打到流血。以前，他从没那么狠地打过她。“我以前也打她，但只是轻轻拍两下而已。她一叫唤，我就关上窗子，打人也就这么结束了。这一次，我是动真格了。对我来说，我还没打够呢。”

他解释说，就是因为这样，他才需要听听我的建议。他停下来，调了调烧成炭的灯芯。我一直在听他说，喝了将近一升的酒，觉得太阳穴发烫。我抽着雷蒙的烟，因为我自己的已经抽完了。最后几班电车开过，把郊区的喧嚣声远远带走了。雷蒙继续说话。让他烦恼的是，他对他的情妇还有感情，但他还是想惩罚她。他先是想到把她带去一家酒店，然后叫来“风化警察”，制造一桩丑闻，让她在警察局留个案底；后来，他又找过流氓帮派里的朋友，他们也没找出什么办法来。正如雷蒙跟我说的一样，参加流氓帮派还是值得的。他跟他们说了这事儿，他们建议“破她的相”。不过，这不是他想要的。他要考虑考虑。在这之前，他要问问我的意见。在得到我的建议之前，他想知道我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想，但是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他问我是不是也觉得其中有诈，我觉得的确像是有点儿猫儿腻。他还问我是不是应该惩罚她，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我说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但是我理解他想惩罚她的心情。我又喝了一点酒。他点了一支烟，跟我说了他的想法。他想给她写封信，信里狠狠羞辱她一番，同时说些什么让她后悔；然后，等她来的时候，他就和她睡觉，快完事儿的时候，他就吐她一脸口水，把她赶出去。我觉得这样的话，她的确是受到了惩罚。但是雷蒙对我说，觉得自己写不出他想写的信，他想让我替他写。我没说话，他问我介不介意立马就写，我说不介意。

他喝了一杯酒，站起来，推开盘子和我们吃剩下的冷香肠。他仔细地擦了擦铺在桌上的漆布，然后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一张方格纸、一个黄色信封、一小支红木杆的蘸水钢笔和一小方瓶的紫墨水。他告诉我那个女人的名字，我发现这是个摩尔人。我写好了信。信写得有点儿随意，但是我还是尽力让雷蒙满意，因为我没有理由不让他满意。然后我高声念给他听。他边听边抽着烟，连连点头，然后他请我再念一遍。他非常满意，对我说：“我就知道你经验丰富。”我一开始还没发觉他已经用“你”而不是“您”来称呼我了，直到他对我宣布“现在，你是我真正的朋友了”，我才震惊了。他又重复了一遍，我说“是的”。是不是他朋友我无所谓，但他看起来真的很希望我们成为朋友。他封上信，我们把酒喝完。然后我们默默抽了一会儿烟。外面很安静，我们听见一辆小汽车开过去。我说：“很晚了。”雷蒙也这么想。他说时间过得真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真的。我很困，可是又站不起来。我看上去一定很累，因为雷蒙跟我说不该垂头丧气。起初，我没明白他的意思。他就解释说，他听说我妈妈死了，但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我也这么想。

我起身，雷蒙紧紧抓住我的手，跟我说男人之间总是可以互相理解的。我从他家出来，带上门，在漆黑的楼梯平台上待了一会儿。整栋楼寂静无声，从楼梯井的深处升上来一股昏幽的、潮湿的气息。我只听见耳朵里血液一阵阵流动的声音，我站着不动。在老萨拉玛诺的房间里，狗还在低声哼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