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庞家玉厌恶自己的婆婆。甚至在心里，暗暗地盼着她早死。从理论上说，婆婆每次生病，都隐含着某种希望。遗憾的是，她的那些病，或轻或重，她总有办法让自己康复。每当家玉被这种恶毒的念头所控制的时候，她都会深陷在一种尖锐的罪恶感之中，并为自己的不孝和冷酷感到恐惧。这种罪恶感在折磨她的同时，也会带来完全相反的效果：家玉会尽己所能，对婆婆表示善意和关心，来抵消自己内心的那种不祥的罪恶感。

这当然显得做作而虚伪。

饱经风霜、目光犀利的张金芳自然不会看不出来。通常的情形是，庞家玉对婆婆越好，她们之间的冷漠与隔阂也就越深。这种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家玉又回到了她的起点——她觉得这样的人，还是早一点死掉的好。

端午曾劝她将婆婆当成她自己的母亲来侍奉，所谓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对此，家玉完全不可接受。

她自己的母亲，在家玉五岁那年就死去了。家玉对她的记忆，仅限于皮夹子中多年珍藏着的一枚小小的相片。母亲永远停在了二十九岁。一度是她的姐姐，近来则变成了妹妹。父亲嗜酒如命，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就带着她搬进了邻村一个年轻的寡妇家。后来，通过人工受孕，还给那寡妇生了个儿子。家玉是在呵斥和冷眼中长大的，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一种无所依傍的碍事之感。她与端午结婚后，父女俩更少来往。每次父亲到鹤浦来看望女儿，仅仅是为了跟她要钱。后来，随着家玉的经济条件大为改观，她开始定期给父亲汇款，父亲基本上就不来打搅她了。

与许多婆媳失和的家庭不同，庞家玉对婆婆的邋遢、唠叨和独断专横都能忍受，最让她受不了的，是婆婆的说话方式。如果与元庆或端午说话，婆婆通常会直截了当，无所顾忌，甚至不避粗口。而对家玉就完全不同了。她总是以一种寓言的方式跟她说话，通常是以“我来跟你说个故事”这样的开场白起始，以“你能明白我说的话吗”来结束。故事的主人公往往都是动物，最为常见的是狗。在大部分情形之下，婆婆那些离奇而晦涩的故事中的“微言大义”，并不容易领会。每次去梅城看望她，家玉都会像一个小学生面对考试一样惶惶不安。那些深奥莫测的故事难以消化，憋在她心里，就像憋着一泡尿。

端午对她的遭遇不仅没有丝毫的同情，反而因此对她冷嘲热讽：“你现在知道了吧，在日常生活中，法律和逻辑其实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在她和端午刚结婚的那段日子里，婆婆就给她讲了一个公狗和母狗打架的故事，沉闷而冗长。根据端午事后的解释，这个故事尽管情节跌宕起伏，枝蔓婆娑，其中的寓言倒也十分简单。母亲的意思无非是说，在家庭生活中，母狗要绝对服从公狗。

另有一次，婆婆跟家玉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主角换成了公羊和母羊）：公羊和母羊如何贪图享受，生活放纵，如何不顾将来，只顾眼前，最后年老力衰，百事颓唐，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悲惨结局。这一次，家玉似乎很快就搞清楚了婆婆的意图，她喜滋滋地把故事向丈夫复述了一遍，然后得出了她的结论：

“妈妈的意思，会不会是告诫我们，婚后要注意节约，不要铺张浪费，免得日后老了，陷入贫穷和困顿。”

端午却苦笑着摇了摇头，对她道：“你把妈妈的话完全理解反了。”

“那么，她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们注意环境保护，不要对地球资源过度开发利用？”

“她哪有那么高的见识。”

“那她到底是个啥意思？”

“她的意思，唉，无非是希望我们要一个孩子。”

“妈的！”

家玉轻轻地骂了一句，只能又一次责怪自己的愚昧和迟钝了。

还有一次，家玉去梅城调查一名高中生肢解班主任的案件，顺道去看望婆婆。婆婆将家玉叫到自己的床边坐下，花了足足三个小时，给她讲述了一条老狗被人遗弃在荒郊野岭，“因心脏病发作”无人知晓，最终悲惨死去的故事。由于婆婆那时受健忘症的影响，她把这个故事一连讲了三遍。家玉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得向端午求教。端午只听了个开头，就打断了她的复述，笑道：“这个故事同样没什么新意。她是想搬到鹤浦来，和我们一起住。这话她已经跟我提到过好几次了。”

“想都别想！”家玉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智，“如果你不想跟我马上离婚的话，就请你老娘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话虽这么说，家玉心里其实也十分明白：在婆婆那深不可测的大脑中所闪过的任何一个念头，都是不可能“打消”的，需要打消的，恰恰是自己脆弱的自我和自尊。婆婆的惩罚如期而至。这一次，她可不愿意多费口舌，讲什么羊啊狗啊一类的寓言故事，而是干脆对她不予理睬。婆媳之间的“禁语游戏”，竟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甚至在大年初一，家玉去给婆婆拜年时，她照样装聋作哑。

在这之后，庞家玉倒是确实考虑过与端午离婚的事，甚至为离婚协议打了多次腹稿。因为，她觉得自己一分钟都不能忍受了。当她试着向端午提出离婚一事的时候，令她吃惊的是，端午一点都不吃惊。他只是略微沉默了一小会儿，就以极其严肃的口吻对妻子道：

“你这么说，是认真的吗？”

家玉不得不再次收回自己刚才的话，找了个地方痛哭了一场。婆婆惩罚她的手段总是如此高明，往往还未出手，家玉就自动崩溃了。婆婆从不屑于直接折磨对方，而是希望对方自己折磨自己。庞家玉只能屈服。

经过慎重考虑，家玉主动向端午提出了一个替代性方案：在鹤浦另外购置一套住房，把老人家和小魏一起接过来住。

事情总算解决了，可屈辱一直在她的心里腐烂：“为什么自打我出生起，耻辱就一直缠着我不放？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这天晚上，家玉蜷缩在端午的怀里喁喁自语。泪水弄湿了他的汗背心。

“亲爱的，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而不感到耻辱，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呀！”端午像对待婴儿一样，轻轻拍打妻子的肩膀。

他的安慰，从来都是这样的不得要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逢双休日，夫妇二人就带着若若去四处看房。庞家玉一度沉浸在即将拥有第二套房子的亢奋之中，对儿子在学校排名的直线下降既痛心又熟视无睹。她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看房，比较各个楼盘的交通状况、配套设备、容积率、升值潜力、与化工厂的距离、周边环境、有无回迁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用端午的话来说，好像她要挑选的，不是一个钢筋水泥建成的房子，而是她的整个未来。

的确，几乎没有一个楼盘的名称能让家玉感到满意。什么“维多利亚”啦，什么“加州阳光”啦，“蓝色多瑙河”啦，“南欧小镇”啦，带有强烈的自我殖民色彩，让家玉感到一阵阵反胃；而“帝豪”“皇都”“御景”“六朝水墨”一类的楼盘名称，与它们实际上粗劣的品质恰好构成反讽；至于“秦淮晓月”“海上花”或“恋恋丽人”一类，则简直有点诲淫诲盗了。

一个月看下来，只有一个楼盘的名称让她勉强可以接受，它的名字叫“金门寺小区”。比较中性。可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徐景阳却不失时机地提醒她，金门寺三个字与“进门死”谐音，听上去有点吓人。“不要说长期住在里面，就是我到你们家去串个门，都有背脊发凉的感觉，不吉利啊！”经过徐景阳这么一提醒，庞家玉再把那小区看了一遍，也发现了新的问题：那房子的屋顶一律是黑色的，怎么看都像是个棺材盖。她只得放弃。

考虑到婆婆生活的便捷，考虑到自己对园艺的兴趣（婆婆迟早会故去的），特别是自己手头尚不十分宽裕的资金，家玉想挑选一个底层带花园的公寓房。因为她怕狗；因为她讨厌那些面目可疑的回迁户——到了夏天，这些人光着大膀子，在小区里四处晃荡，无疑会增加她对生活的绝望感；因为她厌恶楼上的邻居打麻将；因为她担心地理位置过于偏僻而带来的安全隐患；特别重要的，她害怕化工厂和垃圾处理厂附近的空气和污染的地下水会随时导致细胞的突变，因此，挑选房子的过程，除了徒劳地积累痛苦与愤懑之外，早已没有什么乐趣可言。

四个月之后的一天，她在大市街等红灯。一页刚刚开盘的楼盘广告，由一只油腻肮脏的黑手，通过她的车窗玻璃的缝隙，被塞了进来。她麻木地看着手里这张散发着难闻油墨味的广告，莫名其妙地动了真情。第二天傍晚，家玉下班之后，带着端午和昏昏欲睡的儿子，匆匆赶往这个名为“唐宁湾”的小区。急性子的家玉已经彻底丧失了耐心。

“妈的！难道这么大的一个鹤浦，竟然就找不到一处我中意的房子吗？”她飞快地看了丈夫一眼。

“恐怕情况就是如此。”端午道。

“那好，就它了！”家玉怒气冲冲地说。“无论这个房子事实上如何，就它了。他妈的。唐宁湾。就它了。我再也不想看什么狗屁房子！”

她就像是与自己赌气一样，驾着车在沿江快速路上狂奔。速度之快，甚至撞死了一只麻雀。

家玉决定闭上眼睛。

他们到了空荡荡的售楼处，也不要求看房，也不询问任何与楼盘有关的信息，甚至都没有讨价还价，主动要求支付定金，销售处的工作人员在一连问了两遍“你确定？”之后，脸上梦游般的疑云，久久不去。

在等待端午签约的间歇，家玉坐在一盆绿萝的后面，心情坏到了极点。四个月来对新居的美好憧憬，如今已变成了一堆冰冷的余烬。家玉忽然意识到，购房的经历，也很像一个人漫长的一生：迎合、顺从、犹豫、挣扎、抗争、忧心忡忡、未雨绸缪、凡事力求完美，不管你怎么折腾，到了最后，太平间或殡仪馆的化妆师，用不了几分钟，就会把你轻易打发掉……

当然还有爱情。

她曾经无数次地想象过自己要嫁给的那个人。英姿勃发的飞行员。刘德华或郭富城。中学里年轻的实习老师。去了美国的表哥。穿着白色击剑服的运动员。可是在招隐寺，当她第一次见到与自己单独相处的陌生人，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交了出去。

这个人，此刻，就站在售楼处的柜台边。衬衫的领子脏兮兮的。临睡前从不刷牙。常把尿撒到马桶外边。这个人，像个毫无生气的木偶，又像是一个刚刚进城的农民——售楼小姐纤细的手指指向哪里，他就在哪里签字。

“总算结束了！”在回家的路上，对着暮色四合的江面，端午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结束了。”过了很长时间，家玉猛吸了一口气，哀哀地低声敷衍了一句。

他们决定去汤氏海鲜酒楼吃饭，借此“庆祝”一下。端午点了昂贵的龙虾。可是，除了喜出望外的小东西之外，两个人都高兴不起来。

2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来的时候，家玉赤身裸体地从床上蹦了下来。她迷迷瞪瞪地从地板上那一堆衣物中寻找她的“诺基亚”。她随手用一件丝质的睡袍遮住了下腹，而忘了这样做是否有必要。她的腹部有一个因剖腹产手术而留下的刀疤。它像一条蜈蚣，藏在腹部两道隆起的沟壑之间。

刚才，陶建新对她说，除了这个刀疤之外，她的身体堪称完美无缺。他喜欢年龄大一点的女人，喜欢她的丰腴，喜欢那种熟透了的杏子的味道。他觉得自己已经化了。像一捧雪，化在了深不见底的水井里。

现在，他正靠在床头抽烟。

电话是端午打来的。他告诉家玉，房子倒是租出去了，不过，目前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很大的麻烦。

“等会儿再说好不好？我现在正在上课。”家玉不假思索地道。

她轻轻地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看到外面的夜色，暗自吃了一惊。相当长的静默过后，手机中又传来了端午那潮湿而略显沙哑的声音：“好吧，那你上课吧。我刚给你发了一个E-mail，你抽空看看吧。”

“我已经到了走廊上，你说吧。”

端午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她当然感觉到了端午的声音里淡淡的讥讽味。她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桌上的闹钟，觉得丈夫的讥讽是有道理的。问题是，她刚才睡得太沉了。雁栖湖的四周已经亮起了灯。湖面上飘着一缕轻雾。对岸的山谷里，是一片农家小院薄暗的光影。培训部大楼外，有几个学员正坐在楼前的台阶上聊天。声音很大。

“谁来的电话？”建新笑着问她。

“我老公。”

“你不该对他说你正在上课。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我睡糊涂了。”家玉打了个哈欠，嘟嘟囔囔地道，“怎么会睡得这么沉？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睡过这么甜的觉了。不过没关系。”

建新此刻已经在床头柜上的烟缸里掐灭了烟头，精赤条条地下了床。怎么看都像是个大男孩。两腿间的棍子可笑地耸立着。他从背后搂住她，手指夹着她的乳头。他笑着告诉她，从下午五点到现在，他连一分钟都没睡着。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精力的迅速恢复：“我一直在等你醒过来，你饿不饿？”

“是有点。可在怀柔这地方，这么晚了，到哪儿去弄吃的？我这儿有点曲奇，你要不要吃？”

建新没有说话。他把她的脸扳过来，故意显出粗鲁的样子，吻她的嘴。

他知道她喜欢这样。

“我和他，谁好？”建新终于停止了亲吻，在她耳边悄悄地问道。

“你说什么？”

“我和你老公，谁好？”

“你又来了！”家玉故作生气地要推开他，可他的手像铁箍一样紧紧地箍着她，她无法动弹。

建新嘿嘿地笑个不停。因为有了第一次，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理由表现得更加粗野。更加肆无忌惮。他将她抱起来，扔到床上，将她的双腿扛在肩头。

“你老公刚才来电话说什么？”

“唉。房子的事。说有麻烦。鬼知道是什么麻烦事。我在安全期。你用不着戴那个。”

“你会不会把我们的事告诉他？”

“会的。”家玉笑道。

“他会不会来找我玩命？”

“会的。”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和你老公，到底谁好？”

他不断地击打她。每击打一次，就重复一遍同样的问题，把她的回答弄得支离破碎。

“哎呀，你这个人！你……哎哟……真是烦……烦死了……好好好，你好，行了吧？”

很快他们便不再说话。可家玉的脑子里怎么都赶不走端午的影子。隐隐间有点憎恶。他的电话来得很不是时候。它妨碍了她全身心的投入。她甚至觉得端午正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一幕，不由得心里一阵发酸，也有点怜悯他，沉浸在一种既疯狂又悲哀的快意中。

现在，黑暗中的毒蛇，正在展现出它那斑驳美丽的花纹。有那么一刻，她弄不清笼罩着她的是喜悦还是悲哀，弄不清自己真的是升到了云端，还是正在跌入深渊。不过，两者都让她沉醉。

建新的脸变得很狰狞。他加快了速度，开始用含混不清的语调叫她婶子。他不在乎他那点变态的隐秘。家玉暗暗有点吃惊，但也无意多问。

她闭上眼睛，专心地等待汹涌而至的快感。

严格地说起来，家玉与陶建新真正相识的时间，只有一天，或不到一天。到目前为止，家玉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年龄（二十六岁）、籍贯（石家庄）和毕业的学校（西南政法大学）。这就足够了。

从开班的第一天，家玉就注意到了他。这是一个长得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有着一张精致而大胆的男孩的脸。她觉得只要远远地瞥上他一眼，心里就会掠过一阵畅快的涟漪。男人可以长得这么好看，简直没道理！

这天早上，律师行业协会组织他们去慕田峪长城游玩。天刚亮，大巴就在雾中出发了。尽管车上有的是空座位，他还是选择坐在了她的身边。

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因为家玉的前排坐着一个头发谢了顶的老头，也是石家庄人。一上车，他们就没完没了地聊起了股票。家玉购买的“东方集团”和“宏源证券”被套得很深，因此对他们的交谈也颇为留意，并不时插上一两句嘴。她的看法也许有些幼稚，那两个人对她的话完全置若罔闻。

汽车向左边急拐弯，他失去平衡的身体就向右倾斜，一只手很不恰当地按在了她的大腿上。她噢地叫了一声。对方立刻向她说“对不起”，家玉也赶紧说了句“没关系”，并朝他微微一笑。

奇怪的是，在后来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中，他们仍然没有任何交谈。家玉只能假装睡觉。通往慕田峪的山路，急拐弯一个接着一个。可建新那只关节毕现的手，紧紧地攥着前排的靠背扶手，身体的右倾再未造成任何肌体的接触。

中午，他们在慕田峪山脚下的一个农家乐吃饭。他们“偶然地”坐在了一起。在通往树林间公共厕所的碎石小径上，他们也曾一度迎面相遇，彼此间也不过是矜持地点一下头而已。他们真正开始交谈，是在一处险峻的山头上。那里的一段单堵墙长城早已倾颓。砖石遍地，荒草丛生。中午炽烈的阳光下，家玉多少有一点昏昏欲睡的眩晕感。建新的同伴，那个来自石家庄谢了顶的老家伙，正站在几百米之外的长城箭垛上向他挥手。他的身后是一大片白云。叫喊声远远地传过来，浮浮的，淡淡的，空阔而虚旷。建新看见同伴在叫喊，可他站在那儿没动。

“这里的桃花，怎么这时候才开？”他望着家玉道。

他身边有一株野桃花，开得正艳。

“是啊。”她举着照相机，朝他走过去，“山里的空气很凉，花开得自然要晚一些。”

她随后就提到了白居易那首广为人知的《题大林寺桃花》。看着对方迷惑不解的样子，家玉就有些卖弄地把这首诗的前两句念了念，没想到建新却扭过头来问她：

“你去过庐山吗？”

“庐山？没去过，怎么啦？”

“大林寺不就在庐山吗？”

他妈的！原来他不仅知道这首诗，而且还知道大林寺在庐山。家玉有点羞愧。红了脸。他妈的！

当他们重新跨过长城倒坍的垛墙，追赶山顶的队伍时，他不失时机地拉了她一把。他握住她手的时间略微有点长，但也没有长到令人会联想到非礼的程度。在朝山顶攀登的陡峭的台阶上，家玉再次把手伸向他。她真的有点害怕。他们在抵达山顶之前，两个人的手再也没有松开过。

他有些暧昧地叫她姐姐。可她一点都不觉得不自然。

他问她住几号楼，家玉就直接告诉了对方自己的房间号码。建新把嘴凑在她耳边，露骨地对她说：“我怎么觉得有点晕？”他嘴里呼出的气息弄得她耳根发痒。他又说，他有点捯不上气来，但不完全是因为体力不支所致。她则放荡地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对他暧昧的试探给予明确的鼓励：

“我也是。”

小陶从她房间里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庞家玉坐在电脑前，将端午发来的那封E-mail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她没觉得事情有多严重。她的脑子里还残留着小陶跟她说过的那些话。仿佛又偷着活了一次。斩断了与现实的所有联系，又活了一次。她甚至都记不起来，自己在唐宁湾还有一处房子。她的双腿有点酸痛，乳房尤其如此。

她不是第一次意识到身体的贪婪与狂野，意识到这种对女人而言多少有点难以启齿的感觉。羞耻不仅不会妨碍快感的生成，相反，它成了快乐和放纵的催化剂。

小陶说，她和他的婶子几乎长得一模一样。香水的味道一模一样。既成熟又天真的放荡一模一样。甚至就连高潮来临的速度和节律都一模一样……

她打开了自己QQ的界面，在一大堆好友中寻找端午的图标。那是一个粽子，是家玉帮他选的。那个图标暂时还是黑白的，处于断线状态。尽管她知道丈夫平常睡得很晚，她也不能保证他此刻仍然在电脑前。她试探性地用键盘敲出“在吗”两个字，就开始浏览当天的新闻。没过多久，伴随着一阵悦耳的蟋蟀般的鸣叫，端午的图标陡然变成了彩色，并且开始了持续的闪烁。

家玉赶紧关掉了新浪的界面，通过QQ与丈夫开始了在线长谈，大致内容如下：

秀蓉：在吗？

端午：在。

秀蓉：干吗呢你？

端午：跟你聊天啊。

秀蓉：妈的。

端午：我在看球。

秀蓉：那个孙俪，是不是把你们两个窝囊废都给迷住了？谁让你们去跟她套近乎了？活该。应该首先去找中介公司。

端午：她不叫孙俪。吉士说她长得像孙俪。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秀蓉：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你们还是应该去找中介公司。

端午：去过了。

秀蓉：怎么样？

端午：磨刀巷集中了大批的警察，巷子被封了。

秀蓉：为啥？

端午：有人自焚。

秀蓉：KAO。

端午：怎么办？

秀蓉：我想想。若若怎么样？

端午：挺好，睡得挺香的。

秀蓉：你给徐景阳打个电话问问。他很擅长处理这一类的纠纷。他的电话是13910754390。

端午：好，我去把电视关了，你等等。

秀蓉：别把房子的事放心上，实在不行，等我回来再说。这种事对我们做律师的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若若倒是要费点心。他马上就要小升初了，七月中旬有个分班考。你赶紧找人给他补补奥数。

秀蓉：古文和作文，你跟他讲讲就行了。新概念第二册他背到哪儿了？每天背一课，其实并不难。千万别让他再去踢足球了。

秀蓉：每天都要检查他的书包，看看里面有没有香烟壳子，有没有呸呸卡。如有，就没收。你在吗？

端午：在。

秀蓉：PSP要藏好，最好你把它带到单位去，锁在办公桌抽屉里。藏在家里不行，他总有办法找到。对孩子的爱要放在心里，不能放在脸上。总之，你对他要再严厉一些。每小时，每分钟，都要督促他。要是打个盹儿，伸个懒腰，别人就把他超过去了。差一分，就是半操场的人啊。

秀蓉：鹦鹉是个问题，我真后悔当初把它从藏区带回来。你还在吗？

端午：在。

秀蓉：别忘了给金鱼喂食。另外，鱼缸里的水也该换一换了。鱼肚子上如果出现白斑，往往就是生病的信号。你可以去买点微菌治疗剂，一般的花卉市场都有卖的。是进口的，英文是White Spots Fungi Specific Medicines。

端午：晚上十一点钟你还在上课吗？

端午：你在吗？

端午：在吗？

端午：怎么不说话？

秀蓉：我去了趟厕所。

端午：这么长时间？

秀蓉：好像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端午：你那儿有没有氟哌酸或黄连素？

秀蓉：没事。别担心。我有点困了，你呢？

端午：我还好，要不你早点睡觉吧。

秀蓉：那好，我遁了。

端午：拜拜。

秀蓉：拜。

3

早上七点零二分，由北京开往杭州的夕发朝至和谐号列车，正点停靠鹤浦车站。今天是星期六。她没有让端午来接她。外面下着小雨，雷声在很远的山谷里炸响，随后就是一连串沉闷的回声。空气中有一股可疑的怪味道，类似于苹果软化后发出的酸甜味。她的雨伞还在皮箱里。家玉实在不愿意在拥挤的人流中打开旅行箱，就只好冒着雨出了车站的检票口。

五十米之外的出租车站，刚下车的乘客排起了长队。因为下雨的缘故，家玉还是就近上了一辆黑车。这让她多少有点自责：自己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的社会道德，还不足以让她多走五十米。尽管她很想在第一时间见到儿子，可她还是决定顺路先去一下律师事务所。一周之前，她合伙人之一的徐景阳跟她通过电话。有两份亟待处理的急件就搁在她的办公桌上，她得尽快把材料取走。景阳的左肺叶有点问题，情况不乐观。要入院开刀。手头的事务只能由家玉代劳了。

家玉在律师事务所楼下的Seven-eleven买了一包方便面、一根玉米、一只茶鸡蛋，外加两包速溶咖啡。她接到了三个手机短信。她红着脸，回复了其中的一个。她的办公室在这幢大楼的六层，可电梯在六楼不停，她必须先上到七楼，然后再从楼梯间走下来。

尽管她离开了近四个月，办公桌上还是纤尘不染，十分整洁。桌子上的那盆茉莉花并未像她担心的那样枝枯叶败，相反，黑亮的枝叶中缀满了白色的繁密花苞，已经有隐隐的香气逸出。在一大摞厚厚的打印材料上面，用订书机压着一张便笺，那是徐景阳给她留下的。他嘱咐家玉，法律援助中心交办的两个案件，必须尽快处理。市里有关部门已经催问过多次了。在等候电脑启动的这段时间中，电水壶的水已经开了。她用泡方便面后多余的水，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随后，她用餐巾纸小心翼翼地吸干头发上的雨水，一边啃着玉米，一边阅读桌上的材料。

第一个案件没有多少意思。大抵是农村鳏居老人的赡养纠纷。那个老头已年近八旬，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可无人愿意照料他。这一类的事情在鹤浦一带司空见惯，对律师的能力和智商构不成任何挑战。总体上说，既繁琐又乏味。本案的特殊性，倒不在于老人家儿女众多而又得不到赡养，甚至也不在于所有的子女都宣称自己“一贫如洗，病魔缠身。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他们甚至威胁要把老人关进精神病院，或者，用板砖直接拍死他；关键是这个老人脾气火暴，尤其喜欢上访。他已经去过一次北京。为这么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混迹于东交民巷告状者的队伍，就连那些来自全国各地“苦大仇深”的同伴也看不起他。那些人骂他纯粹是吃饱了撑的，瞎起哄。几个好心人则劝他说，这种事情，在当地一纸诉状就可以解决，没有必要到北京来闹事。最后，鹤浦驻京办的人找到了他。他们请他到和平门的全聚德烤鸭店吃了饭，又陪他游览了长城，还给他买了一张返程卧铺票。他穿着那件“不到长城非好汉”的T恤，神抖抖地回来了。

相比之下，第二个案件则要复杂和离奇得多。庞家玉为了尽可能详尽地弄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她在阅读案卷材料的同时，也通过Google在互联网的网页上搜索相关的新闻报道。这件事发生于一年前。

一天下午，父亲像往常一样去学校接儿子。妻子与他离婚后，一直没有下落。他与九岁的儿子相依为命。他看见儿子背着书包，与小伙伴们说说笑笑地从学校的大门里走了出来，同时也看到了正在向他逼近的巨大危险。

一个秃头的中年男子突然从一片树荫里闪了出来，同时从怀里拔出了刀。他意识到自己一定会死，甚至准备接受它。唯一的问题在于，死亡的地点和时机有点不合适。因为儿子，他的命根子，正有说有笑地走出学校的大门。既然这个人当着那么多家长的面公然亮出刀来，说明他并不在乎这件事的后果。本来，歹徒要从十分拥挤的人群中走到他面前并不容易，可家长们不约而同地决定予以配合。他们纷纷闪避，让开了一条不大不小的通道。两个人都在向他走近。一个是化身为秃头的死神，一个是他生命中仅有的慰藉。儿子。

在那个节骨眼上，冷静的父亲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这也成了事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儿子带着询问、困惑、惊恐的目光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朝儿子飞快地眨了眨眼睛，并笑了一下。他的儿子果然聪明绝顶。在歹徒疯狂地将刀捅向父亲的时候，他准确地领会了父亲的期望和意图，并强作镇定。他假装不认识父亲，从他身边一走而过，从而逃过一劫。

庞家玉转过身来，看了看门口正望着她的垃圾清扫工。她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假如此刻若若就在她身边，她一定要将他搂得紧紧的。不管他如何挣扎，也不松开手。

而这个杀人事件，不过是整个案件的起因。

那个幸存者，那个侥幸逃过一劫的孩子，也没有能够活多久。两个月前，他因为白血病，死在了鹤浦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临死前，他的手里紧紧地抱着他父亲留下的一件旧衬衫。在场所有的大夫和护士都失声痛哭。而他的奶奶则发了疯般在地上乱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奶奶将孙子的死因归咎于医疗事故，而将院方告上法庭，是荒谬而不近人情的，甚至多少有点恩将仇报。院方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鉴于孩子的父亲一年前惨遭杀戮，凶手至今没有抓到，大夫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挽救孩子的生命，不仅免除了所有的医药费用，而且还在医院的职工中发起了募捐。虽然捐到的钱并不多，可这在医院的历史上已经是破天荒的事了。老奶奶根本不能接受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相继离去这一事实，抱有“这个世界上的人全部都死光了，我的孙子也不能死”这样的顽固的信条。她缺乏必要的医疗常识，认为只要移植了骨髓，孩子就能康复。另外，她也需要——

钱。

案卷中有一份徐景阳与当事人笔谈记录的打印稿。在这份打印稿上端的空白处，景阳留下了这个老太太详细的家庭住址。她的钱姓邻居家的电话号码。一幅草图，简明扼要地标出了村庄的位置和行车路线。图旁还有一行小字：

尽量不要在村里的“华强小吃店”吃饭，那里的面条中有一股怪味，有点像肥皂。

景阳是一个理想的合伙人。周到，细致，温文尔雅，而且充满理性。在这份长达十多页的谈话记录中，那个痛失儿孙的老太太大概是不愿意提到“死”这个字，也未用“故去”“走了”一类的替代性词汇，每当她提及孙子离去这一事实，她一概使用“牺牲”这个词。比如说，我的孙子，我那宝贝疙瘩，已经牺牲了三个月零十七天了。而一丝不苟，凡事力求客观严谨的徐景阳，对她的话照录不误。

家玉不由得想起她与端午的一次争论。

那时，他刚刚写完一首长诗，题目就叫做“牺牲”。那段时间，端午简直被“牺牲”这个词迷住了。按照端午的看法，每个时代都有难以统计的牺牲者。正是“牺牲”这个词的出现，使得我们司空见惯的死亡的实际含义，发生了某些变化和升华。它所强调的恰恰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它所指向的目标和意义。端午举例说，在远古时代的宗教和巫术活动中，被送上祭坛的牺牲者，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是肃穆而神秘的仪式的一部分。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些牺牲者在不同的时代之所以会被挑中，据说是因为他们的纯洁无瑕，比较适合神灵的胃口。他们被当作礼物送出去，换来的是风调雨顺，阴阳谐和，四时吉祥。牺牲，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文明的一部分。即便是在革命时代，为了达成某个或具体或虚幻的目标，一茬一茬的牺牲者长眠于地下，化迹于无形，但他们的名字因被写入胜利者的历史而留了下来。即便是那些无名的牺牲者，也得到了恰当的处理。他们往往被吸纳于一个概念性的符号（比如烈士和纪念碑）中，而得到缅怀和纪念，从而象征性地融入到历史之中。

而在今天，牺牲者将注定要湮没无闻。

形形色色的个人，因为形形色色的原因而不明不白地死去。不幸的是，他们都死在历史之外。属于某个偶发性事件的一个后果。甚至没有人要求他们作出牺牲。他们是自动地成为了牺牲品。究其原因，无非是行为不当，或运气不好。

没有纪念。

没有追悼。

没有缅怀。

没有身份。

没有目的和意义。

用端午的话来说，就像水面上的气泡，风轻轻地一吹，它“啵”的一声就破了。有时甚至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他们的牺牲强化了幸存者的运气。他们的倒霉和痛苦成了偷生者的谈资。而牺牲者只有耻辱。

在端午看来，正因为今天的牺牲者没有任何价值，他们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牺牲者。这句话有点不太好理解。

实际上，家玉完全不同意丈夫的看法。她认为端午成天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思考着这些阴暗的问题，对健康没有什么益处。而且，丈夫对社会的观感过于负面和消极。好像中国随时都会崩溃。

“崩溃了吗？”她严厉地质问端午。

“没有。”她自己作出了回答。

丈夫之所以这样悲观，其实完全是因为他拒绝跟随这个时代一同前进；为自己的掉队和落伍辩护；为了打击她那点可怜的自信。他哪里知道，为了维护这点自信，为了让自己活得多少有点尊严，自己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丈夫把那首刚刚完成的《牺牲》给家玉看。可家玉只是匆匆地扫了一眼，就把它扔在了一边。无聊。她说。端午老羞成怒地叫道：

“你至少应该读一读，再发表意见……”

“哎哎哎，叫什么叫？别总说这些没用的事好不好？你难道就没有发现，马桶的下水有些不畅？打个电话叫人来修一修，我要去做头发。”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当她在阅读这份案卷，想到那个手里攥着父亲的衬衫而死去的孩子时，她的胸部一直在隐隐作痛。她流下了眼泪，不光是为那孩子。她觉得端午当初的那些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当然，她也本能地想到了自己的未来。有点不寒而栗。

近来，她总是被忧郁缠住。她被无端的忧虑折磨得坐卧不宁，端午反而夸她有进步。听上去更像是挖苦。

为了尽快让自己从这种恶劣的情绪中挣脱出来，她给远在石家庄的小陶打了个电话。从他们在车站告别到现在，他已经给她发了十几条短信了。而她每次看到小陶的短信，都会像少女那样晕头转向。两颊发热。心脏怦怦直跳。他完全配得上“毒药”这个称号。

庞家玉拎着沉重的皮箱，回到了家中。若若手里托着那只虎皮鹦鹉，来给她开门。儿子望着她笑，既吃惊又害羞。他的眼中有一种晶莹剔透的、钻石般的亮光。他长得一点都不像端午。

奇怪，要在过去，每逢家玉出差回来，儿子要么一下子扑到她身上，将头埋在她的两腿之间，要么立刻去翻她的旅行包，看看母亲又给自己带回了什么礼物。现在不会了，他已经懂得了害羞。当家玉试图将他揽入怀中时，他竟然微微侧了一下身，将背对着她。可家玉知道他仍然在无声地笑。

“爸爸呢？”她摸着儿子的头，朝端午的书房里看了一眼。

“去邮局了。他说一会儿就回来。”

“他怎么老是忘了关音响？你去把它关上吧，吵死人了！”

儿子刚想走，家玉又把他叫住了，她看见儿子的额头上有一块紫药水的斑痕。

“你额头上的伤怎么弄的？”

“踢球时不小心蹭的。”

“瞎编吧。是不是佐助给啄的？”

儿子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手里的那只鹦鹉，抖了抖身上铜锈般绿色的羽毛，警觉而充满敌意地望着家玉。

这只虎皮鹦鹉，是她有一次去西藏的途中，在经过一个名叫“莲禺”的藏族小村落时，从一个喇嘛的手里要来的。不过，她很快就后悔了。自从这只鹦鹉来到了家中，每当家玉逼迫儿子回答“你最爱谁”这样无聊的问题时，在儿子的答案中，她只能屈居第二位。若若还给这只鹦鹉取了一个日本名字，佐助。事实上，鹦鹉这类动物，并不像她当初想象的那样温顺。它常常在半夜里发出怪叫，听上去也不怎么悦耳。若若的衣服没有一件是完好的，不是被它啄出了一个个圆洞，就是毛衣的袖口散了线。家中到处是它的粪便。

若若十周岁生日那天，端午从花鸟市场买回来一个铁架子。铁架上端有一个铝制的横条（若若把它称之为空中走廊），约有三公分宽，五十公分长。横条的两端各焊有一个铁皮小碗，一只碗装松仁、瓜子或小米，另一只则用来盛放清水。一条细细的金属链缚住了它的爪子，另一端则固定在铁架上。这样，鹦鹉就可以在架子上安然散步了。

家里乱成了一锅粥。满地都是拖鞋，东一只，西一只。餐桌上堆满了儿子玩具车的拼装零件。吃了一半的发黑的香蕉。用过的方便面的调味包。电视机和电脑都开着。金鱼缸上的水草灯已经不亮了，缸壁上爬了一层褐色的水锈，里边的草早已枯烂。而那条她最喜欢的“黄色潜水艇”也不见了踪影。她蹲在鱼缸前看了半天，只找到了两条瘦弱的“红绿灯”。它们的游动，迟缓而虚弱，但一息尚存。

家玉暂时还没有心思整理屋子，她得先洗个澡。右边的乳头被蹭掉了一块皮，让水一冲，沙沙地疼。尽管乳晕上的伤口并不怎么明显，给她带来的感觉却相当恶劣。与小陶离别的那两三天，他们把除吃饭和短暂睡眠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性交，直到两个人都对这种古老的游戏感到腻味。最后，一种对未来不祥的忧惧，紧紧地攫住了她的心。她对自己的疯狂感到不可理喻。

在等候头发晾干的那段间歇，庞家玉歪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本苏童的《碧奴》，可一个字都看不下去。她拨通了徐景阳的电话，将唐宁湾房子被占的事，从头至尾跟他讲了一遍，然后问他：

“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合伙人耐心地听完她的话，以他一贯的理性、审慎和细致，慢条斯理地嗯了半天，一本正经地道：

“别挂电话。你让我想个五分钟。”

可过了不到两分钟，徐景阳就给出了他的答案：“这样子，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直接去唐宁湾，找租房人协商，尽可能避免法律诉讼。”

“为什么？”

“法院从立案到调查取证，再到开庭，时间会拖得很长。即便法院开了庭，无非也是调解协商。当然喽，协商不成，法院也是会判的。可执行起来，又是另一个问题了。你是律师，应该明白其中的曲折。你是个急性子的人，在这么一件小事上耗个一年半载，从成本上说毫无必要。”

“听我老公说，占我房子的那个女人，似乎很难打交道，她还威胁说，如果我们再去干扰她正常的生活，她会立刻报警。”

“这是一个葫芦案。她这样说，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从理论上讲，她也是无辜的。她手里握有与颐居公司的正式租赁合同，对不对？你也可以去一下工商局，那里应该留有颐居公司的注册号、地址和电话。颐居是一家连锁公司，是不可能消失的。当然，你也可以要求工商局直接出面处理。”

“我明白了，多谢。挂了啊……”

“等一等，”徐景阳在电话的那头又叫住了她，“遇到这种事，千万不能着急啊！你务必从思想上告诫自己，把它看成是一个Game。Game，你懂吗？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凡事都得有一个Game心态，跟它不能较真的。别老想着自己冤，比你冤的人多了去了。大不了你也只是损失几个房租罢了。俗话说，事缓则圆，总会解决的。”

“我知道了。要是没别的事，我就……”

“等等，你这个人，性子是蛮急的。”徐景阳笑道，“你怎么也不问问，我现在在哪儿？”

“你在哪儿？”

“肿瘤医院。”徐景阳兴奋地对她喊道，尽管听上去声音有点虚弱，“两周前，我把老婆骗回了娘家，还写了遗书，独自一人杀进了肿瘤医院。现在，我又从千军万马之中杀了出来。有点不可思议！”

“怎么回事？”

“前天上午做了手术。肺叶的切片报告已经出来了。祝贺我吧！是良性的。良性的。我现在的感觉无异于重生。我们病房一共有七个新进来的病人，包括走廊里的两个，只有我一个人是良性的，简直是奇迹！”稍后，徐景阳压低了声音，又道：“同病房的病友们前天还跟我有说有笑，可现在他们全都不理我了。仿佛我得跟他们一样，才会让他们满意。我能够理解他们对我的敌视态度，毕竟，我成了他们当中唯一的幸运者。”

说到这里，平时一贯沉稳持重的徐景阳，忽然像个孩子似的，大声地啜泣起来，让家玉颇感意外。

“我明天就来看你。”家玉的眼睛里也噙着泪光。可她心里十分清楚，她并不像徐景阳一样高兴。“出院后，你打算怎么庆祝？”

“当然得去一趟花家舍。”

“为什么是花家舍？”

“只能是花家舍。嘿嘿。必须的。”

她很不喜欢“必须的”这个流行语，进而讨厌所有的东北人。

放下电话，家玉很快就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朦胧中，她听见端午开门的声音。听见他和儿子小声地说话。感觉到他来到床边，静静地看了自己好一会儿，将她怀里紧紧抱着的那本《碧奴》抽走。随后，又在她身上盖了一条毛巾被。

4

“你就叫我春霞好了。”

高个子女人腰上扎着花布围裙，手里拿着一把修剪花枝的剪刀，满面笑容地对家玉说。她的身旁站着一个长得圆头圆脑的中年人，不住地向家玉点头哈腰。他的中文说得不太流利，因此家玉猜他是日本人，又觉得哪儿不太对劲。与端午在电子邮件中的描述不同，春霞对她很客气，甚至有点客气得过分。端午和吉士说她长得像孙俪。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尤其是牙齿。春霞一再抱歉说，家里实在太乱了，实在不好意思请家玉进去。

“如果你有时间，我们可以去外面喝杯咖啡。大市街新开了一家星巴克，就是路远了点，你喝不喝得惯咖啡？要不，我们去‘棕榈岛’喝茶？”

春霞提到“家里”一词，让家玉深受刺激。看来，这个非法入侵者已经把这儿当成她自己的家了。

“哪个地方更近？”家玉不冷不热地问道。

“那就去棕榈岛好了。就在我们小区会所的楼上。你等一下呢，我去换身衣裳就来。”

隔着玄关的多宝阁，家玉悲哀地发现，这个花费了她好几个月、精心布置的家，已经变得有点令她陌生了。电视柜上方的墙上，原先挂着一幅唐卡。那幅唐卡，是鹤浦的一位副市长送她的。据说是请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一位喇嘛画的。可现在已不知了去向。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巨大的裴勇俊电影招贴画。这幅画似乎在暗示她，刚才那个长得圆头圆脑的中年男子，也许是韩国人。考虑到鹤浦是韩资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家玉觉得自己的猜测是合理的。

沙发虽然还在原来的位置，可上面蒙了一块镂空网眼的饰布，多了几块红色的有太极图案的靠垫。没错。高丽棒子。让家玉受不了的，是茶几上的一只龙泉青果盘，那是浙江一位高级陶瓷工艺师的获奖作品，如今被春霞吐满了果核。

在会所二楼的茶室里，春霞把她带到一个静僻的角落，相对而坐，开始了女人间不动声色而又工于心计的交谈。

早上八九点钟。茶室里还没有什么顾客。西窗边坐着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的身影被高大的塑料棕榈树挡住了。他们在玩猜骰子的游戏。茶座的椅子不知为何被设计成秋千的形状，又有点像吊床，点缀着些绿色的藤蔓。也是塑料的。椅子虽说不会像秋千一样地晃动，但无疑加深了家玉的不安之感。

春霞先给自己要了一杯碧螺春，然后问家玉想喝点什么。家玉要了一瓶啤酒。瓶口卡着柠檬片的“科罗拉”。随后她们就论起了年齿。春霞比家玉大一岁，于是她立刻改口，称家玉为妹妹。春霞像是不经意地问起她的家庭和孩子，家玉一一如实作了回答。当对方问及她的职业，家玉开始怀疑，对方这是在称她的分量，便适当地作了些隐瞒，只说自己在公司里做事。这个女人一切都大。大手，大脚，大脸盘。眉毛中还趴着一枚大黑痣。由于个子高，胸前鼓鼓囊囊，却不显得庸赘。她穿着一件短袖黑色丝质衬衫，脖子上有一串绿松石的项链，裸露的臂膀白皙圆润。

家玉总觉得她的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味。不是化妆品或香水的味道，而是某种与她职业相关的特定的气息。似有若无，却又不容忽略。家玉委婉地提到这一点，希望她接下来的话能有助于自己判断她的身份，可令家玉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春霞的回答让她吓了一跳。

“你是问我身上的味道？”春霞俯下身子，装模作样地在自己的胳膊上四处嗅了嗅，然后笑道：“是死亡。如果你不害怕的话，准确地说，应当是尸体。真的，我不骗你。”

“这么说，你是在殡仪馆工作喽？”

“当然不是。我仅仅是死神的使者而已。”春霞再次笑了起来。“你害怕尸体，对不对？你用不着那么紧张。用不着。总有一天，你和我都会变成那样的。”

尽管听出她话中有话，可家玉还是忙不迭地换了一个话题。

春霞东一句、西一句地与家玉拉着家常，绝口不提房子的事。谈话偶尔冷场，春霞也毫无不安之色。她得体地替家玉将柠檬汁挤入酒瓶，又给她要了一盘开心果。她甚至还提到了《一千零一夜》，她说，小时候，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总也搞不清楚书中时常提到的“阿月浑子”到底是什么。“嗨，什么呀！原来就是开心果。”

她把果碟推到家玉的面前：“这是椒盐的，味道还可以，你尝尝？”

家玉坐在那儿没动。她心里十分清楚，对方东拉西扯，不过是在强调她此刻的某种优越感。她不愿意首先提起房子的事。她并不着急。实际上，也是在暗示家玉先开口。仿佛在说：开始吧，还等什么呀？

既然如此，急性子的家玉，有时不免会把复杂的事情想得过于天真的家玉，决定单刀直入，提出她的问题。这正是她此行的目的。

“你打算什么时候从我的房子里搬出去？”她生硬而又突兀地问道。

“为什么呀？”春霞对陡然变得紧张的气氛早有所料，笑着反问家玉。随后她又补了一句：“我在这里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出去呢？”

“可那是我的房子。”家玉一口气喝掉了瓶子里不多的啤酒，用餐巾纸在嘴唇上按了按。

“妹妹，你的性子看来蛮急的，是不是？我们有话慢慢说好不好？”春霞问她要不要再来一瓶啤酒，家玉冷冷地回绝了。

“你刚才说，那是你的房子。不错，你也可以这么说。”春霞道，“不过，严格讲起来，那房子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国家的。如果你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常识，就会明白，房子，连同它下面的那块地，都是国家的。你的使用权只有七十年，对不对？考虑到这房子是五年前销售的，你实际的使用年限只有六十五年，对不对？那么，六十五年之后，这房子又是谁的呢？所以说，你和我一样，不过是承租者，我从颐居公司的手里合法地租下了这所房子，也有受法律保护的正式合同。我们之间没有交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合同？”

春霞有点哀矜地望着自己的对手：“合同我忘了带出来。就算我带来了，我也不会给你看。凭什么啊？我也没有让你出示你的房产证呀！”

春霞提到了房产证，让家玉心头一阵发紧。她知道，端午将房产证落在了颐居公司，而颐居公司已经消失了。她暂时无法提供任何文件，来证明自己对房子的所有权。她曾去房管中心问过，要补办房产证，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现在，她已经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她和春霞之间的房子纠纷，似乎不像她原先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像端午曾经反复提醒她的，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一件小事，你若不追究便罢，如真的追究起来，都是一笔糊涂账。所谓的法律，实际上作用非常有限。

“妹妹，你先别生气。你今天来找我，大家坐下来喝杯茶，也是难得的缘分。实际上，我和你之间，没有任何纠纷。你将房子租给了颐居公司，而颐居公司又将你的房子转租给了我，是不是这样？如果你想收回这所房子，你应当首先去找颐居公司解除合同，公司自然会来与我们协商终止合约的事，他们必须赔偿我的损失。你现在跳过中介公司，直接找到我，从法律上讲，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当然了，现在的法律有些地方还并不健全。”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假如颐居公司永远消失了的话，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霸占原本就属于我的房产？”家玉不客气地打断了她的话。

“怎么，颐居公司消失了吗？这话是怎么说的？”

“这家公司似乎一夜之间就不见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已经找了它好几个月，没有任何消息。不过，你也用不着装着不知道这回事。”

庞家玉对春霞的装疯卖傻，感到十分恼怒和厌恶。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精致的烟盒，取出一支烟，正想点上，就听见春霞道：

“你抽烟？这不好。女人抽烟，尤其不好。戒掉吧，越早戒越好。我这么说是有科学上的依据的。香烟中所含的致癌物起码有四十多种，能不抽尽量不要抽，我是为你好。”

她看见家玉完全没有理会她的劝告，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站起来，将窗户打开了一条缝：“你刚才说，颐居公司消失了，那么大一家企业，在鹤浦就有好几家连锁店，怎么说没就没啦？你们有没有向公安局报案？”

“我今天专门来找你见面，不是想和你吵架的。谁都不想走到那一步。”

“你说的那一步，指的是哪一步？打官司吗？老妹子，你不用这么遮遮掩掩，有话不妨直说。再说一遍，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该打官司就打官司。没问题。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习惯，死要面子，屈死不诉讼，那不好。我是说，如果你向法院提出诉讼，我当然乐意奉陪。”

“那么，你的意思，我们只能在法庭上见喽？”

“是你的意思，并不是我的意思。”春霞似笑非笑地望着她，似乎在见面的过程中，她一直在等着这句话。

“不过，话说回来，你那房子真的很不错，”过了一会儿，春霞又道，“虽说装修有点俗气。你别生气啊。我原来总失眠，可自打搬进去之后，一觉睡到大天亮。我最喜欢你们家的那个花园。蔷薇是年前种下的吧？今年春天就开满了花。红的，黄的，还有白的，有一股子淡淡的清香。我们把花枝剪下来，把家里的花瓶都插满了。我们家那口子，还在院子里开了一畦地，种上了薄荷。再有一两个月，他就能用薄荷叶来包烤肉了。你等我一下，我去一下洗手间。”

春霞刚才多次提到了法律，这让家玉感到一种深深的伤害。在春霞的眼中，自己也许完全是个法盲。她犹豫着，等春霞从洗手间回来，要不要向她公开自己的律师身份。但她已经没有机会了。春霞没再回来。

十五分钟之后，茶室的服务员朝她走了过来。她微笑着提醒家玉，那个高个子的女的，已经结完账离开了。

对于刚刚结识的两个人来说，不辞而别，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蓄意的蔑视和鄙薄。

5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餐桌边吃饭，电话铃准时地响了起来。妈的，又是她。家玉的心里突然涌出了一阵难以克制的厌烦。她冷冷地瞥了丈夫一眼，道：“你去接？”

端午明显地迟疑了一下，对正在啃鸡翅的儿子说：“若若，你去接。你跟奶奶说，我们周末就去梅城看她。”

每天晚上七点，婆婆都会准时打来电话。在健忘症的作用下，她每次说的话都是一样的。她虚情假意的问候是一样的。隐藏在语言中的无休无止的怨毒是一样的。让你忍不住要一头在墙上撞死的冲动是一样的。每晚七点，都有一个家玉有待跨越的小小沟坎。她很少去接婆婆的电话。要是冷不防接到一个，一整晚都会浸泡在那种毫无缘由的沮丧之中，仿佛她生活中的所有不顺、烦恼和愤懑，都由婆婆一手造成。

如果略作归纳，婆婆来电的内容和顺序大致如下：

1）天气预报。最高温度。最低温度。明天又有一股冷空气南下。千万别把小东西给冻着。或者，明天的最高温度将达到超纪录的41摄氏度。傍晚时分有暴雨。如今天上下的都是酸雨。电视上说淋多了会得皮肤癌。你有车，还是抽空去接他，别让小东西给淋坏了。空调也不能开得太大，尤其是睡觉的时候。

2）一般性问候。你怎么样？工作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小东西的学习怎么样？

3）抱怨。我嘛，还有一口气吊着呢。就是拉不出屎。你们不用管我。水流千里归大海，临了总是一个死。你们不用管我。工作忙，就别来看我了，就当家里养了一条老狗。

4）哭泣（偶尔）。

可是这一次，出现了小小的意外。儿子很快从卧室中走了出来：“妈妈，不是奶奶。找你的。”

电话是一个自称“阿莲”的人打来的。

庞家玉飞快地在脑海中搜索着关于这个阿莲的所有信息，怎么也想不起她是谁。家玉甚至有些怀疑，它是不是一个骚扰电话？比如自称是她的老熟人，假称自己遇到了意外，让她在危难之中向自己伸出援救之手。或者是向她推荐房子、纪念邮票、汽车保险、理财计划的推销员，要不然就是通知她银行卡透支，让她赶紧向某个账号打上一笔巨款的骗子。一想到自己事实上就生活在形形色色的骗子之中，家玉不由得老羞成怒：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会不会打错了？”

“Fuck，去你妈的。你真的记不得我是谁了吗？还是故意在装糊涂？Fuck you！我是宋蕙莲，你想起来了吗？”

对方在电话里狂笑起来。为了帮助她回忆，她提到了端午。提到了“老流氓”徐吉士。提到了十七年前那个夏末的午后。循着变为灰烬的记忆之线，庞家玉的眼前朦朦胧胧地出现了一缕闪烁不定的幽光。在这条晦暗的光带的尽头，她记忆中依次呈现出的画面，包括女生宿舍门前的篮球场和梧桐树、矗立在云端的招隐寺宝塔、树林中闪闪烁烁的花格子西装短裤、开满睡莲的池塘……

原来是宋蕙莲。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名字。它属于一个早已死去的时代，属于家玉强迫自己忘掉的记忆的一部分——现在，它随着这个突然打来的越洋电话，正在一点点地复活，带着特有的伤感和隔膜。

其实，庞家玉与宋蕙莲并不怎么熟悉。她们总共也没见过几次面。大学毕业时，她听说蕙莲嫁给了一个美国老头。据说，那老头之所以到鹤浦来，是为正在写作中的一本关于赛珍珠的传记收集资料。可据消息灵通的徐吉士说，那个老头回到美国不久，就得病死了。宋蕙莲刚到美国，就像模像样地当起了寡妇。因此，有一段时间，吉士提起她总是酸溜溜的：“还不如当初嫁给我。是嫌我鸡巴不够大？”

“你现在还在波士顿吗？”

“No，我现在住在Waterloo。”

“这么说，你去了英国？”

“妈的，是加拿大的Waterloo。靠近Toronto。”宋蕙莲爽朗地大笑起来，“你还好吗？刚才接电话的是你儿子吗？他可可爱了。very，怎么说呢？cute。哎，对了，你后来选择嫁给了谁？是诗人呢？还是刑警？”

家玉耐着性子与她说话，怒火却在胸中一点点地积聚、燃烧。她不断暗示对方，自己的饭刚好吃到一半，可蕙莲死缠住她不放。从年收入一直聊到香水。还有游泳池、栗子树和野鹿。她在Waterloo的家位于郊外的森林边上。北面向湖。空气当然是清新的。湖水当然是清澈见底的。湖面当然是能倒映出天空的云朵的。湖面的四周全都是栗子树。有一种地老天荒的神秘。到了冬天，栗子自己就会从树上掉下来，在森林的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足足有十公分厚。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栗子烂掉。她现在成天都在为花园里的玫瑰而发愁。

“为什么呢？是玫瑰长得不好吗？”家玉傻傻地问道。

“哪儿呀，玫瑰开得又大又鲜艳。让我烦恼的是森林里的野猪。这些捣蛋鬼，别提有多机灵了。它们贪吃新鲜的玫瑰花，踩坏花园的篱笆，把玫瑰园弄得一塌糊涂。”

她每天游两次泳。当然是在自己家的游泳池里。每个夏天都要外出度假。开罗。的黎波里。圣托佩或摩纳哥。她现在仍然在写诗。当然是用英文。两年前，她创作了一首献给驻伊拉克美军将士的长诗，在美国曾获得过总统奖，受到了小布什的亲切接见。她新任丈夫的职业和身份，家玉无从得知，但很有可能与会计事务有关。因为宋蕙莲提到，两周之后，她将陪伴先生回国发展，并常驻北京。

家玉总算逮住了一个可以反击她的机会：“你在国外晃荡了这么些年，怎么会忽然看上咱们这个穷地方？要吃回头草？你是说，你们会在国内常待吗？”

“因为加拿大是一个清廉而且民主的国家。在那儿，没有多少假账可做。想赚点黑钱，我们只能回国。”蕙莲笑道。

宋蕙莲打算一旦在北京安顿下来，就立刻抽空回鹤浦看望父母和弟弟。时间可能会在十一月末。

放下电话，已经差不多九点半了。餐桌还没有收，杯盘狼藉。不知从哪儿钻进一只苍蝇，围着桌上的一堆鸡骨，嗡嗡地飞着。家玉朝儿子的房间瞥了一眼，发现他正在偷偷地玩PSP。儿子也注意到了她，迅速地将机器关掉，将它塞入桌子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卷子中。

家玉懒得搭理他。

她在厨房洗碗的时候，把自己二十年来的生活从头到尾想了一遍。由于宋蕙莲的那个电话，她没法不去想它。红酒酒杯的缺口划破了左手食指的指肚。她打开冰箱，发现创口贴已经用完了。她把手指放在自来水龙头底下冲，血丝不断地漾出来。疼痛和抑郁使她很快就流下了眼泪。

如果说二十年前，与一个诗人结婚还能多少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那么到了今天，诗歌和玩弄它们的人，一起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洛尔加。多余的荷尔德林。多余的忧世伤生。多余的房事。多余的肌体分泌物。

在过去，她总是习惯于把所有的烦恼一股脑地推给未来。可问题是，现在，她已经能够清晰地看见这个未来。看见了正在不远处等候她的生命的末端。它已经不可更改了。

我不过是死神的使者而已。这是两天前春霞在茶室里说过的一句话。虽说是开玩笑，但不祥的暗示，几天来一直纠缠着她。春霞不知羞耻地霸占了自己的房子，竟然反过来向她——这个两次获得鹤浦市十佳律师称号的法律工作者普及法律常识。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诡异和陌生。

没有一件事是顺心的。甚至，就连手里的一把锅铲，都在刻意与自己作对。

她在一年内已经更换了四把锅铲。铲子的胶木柄总要掉下来。她时常剪下一小块抹布条，包住锅铲的铁榫，用榔头把它敲进去。一周前，她索性从杂货铺买来了一把不锈钢柄的锅铲——也就是说，柄和铲子是焊接在一起的，应该比较牢固。可现在，它的不锈钢柄，又掉了下来。

人人都说现在是盛世。可这个盛世，能让导弹把卫星打下来，却居然没有办法造出一把手柄不会脱落的铲子。家玉把手中的铲子狠狠地砸向水斗，惊动了正在书房看书的丈夫。他跑了出来。这个当代隐士用他招牌式的询问目光看着自己。

“你怎么了？”他问道。

“真以为我他妈的是铁打的吗？我受不了了！”家玉答非所问地向他吼了一句。

端午的影子在厨房门口一晃，随后又回书房去了，继续去读他的那本《新五代史》。

家玉从厨房出来，看见儿子仍然在偷偷地玩他的PSP游戏机，终于失去了控制。她像疯子一样冲进了儿子的房间，将他正要藏入抽屉的游戏机一把夺了过来，力量之大，甚至把儿子从椅子上拽了起来。她一把打开纱窗，直接将游戏机扔向了窗外。她看见那只鹦鹉扑棱着翅膀，凄厉地叫了两声。

怎么看，它都是一只不祥的鸟。

儿子惊恐地望着她。嘴巴张着。眼神既委屈又愤怒。随后，他的嘴角开始了难看的歪斜，鼻子抽动，眼泪开始滚落。而他的两只手，仍然本能地护着PSP的机套。

“你他妈的怎么回事呀？啊？你到底要不要脸，啊？谭良若，我在跟你说话呢！你他妈在蒙谁呀？你成天假模假式地装神弄鬼，你他妈的是在学习吗？啊？你知不知道，七月十五号要分班考？啊？你已经要上初中了，马上就是中学生了呀！《新概念》背了吗？黄冈中学的奥数卷子你他妈做了吗？林老师给你专门布置的习题你做了吗？杜甫的《秋兴八首》你都背了几首？我专门从如皋中学替你弄来的五张模拟试卷你做了吗？卷子呢？卷子他妈的也不见啦？”家玉抓过一本《新华字典》砸向他，儿子头一歪，没有砸中。“你他妈给我找出来！我问你卷子呢？卷子弄哪儿去了？”她开始拧他的耳朵，可若若仍然在无声地抽泣。他不愿发出她期盼中的惨叫。“你看看你写的这笔狗字！你知道你爹妈为了让你上这个补习班，花了多少钱？看着我！你要再这样，明天别给我去上学了！送你去山西挖煤！你他妈的只配干这个！”

端午在书房坐不住了。他走到若若房门口，朝里面探了探脑袋，对家玉道：“我出去，散个步。”

他的嗓音有点喑哑。他换上凉鞋，拉开门，出去了。家玉和他有约在先，每当她“教育”孩子的时候，他不能插嘴。于是，他就出去散步了。眼不见为净。

“你他妈的是一个烂人啊！”端午一走，家玉立即准备提升战火的级别。

“你就是一个烂人！地地道道的烂人！你他妈的是一个蜡烛，不点不亮！点了也他妈的不亮！你们班主任鲍老师说得一点都没错，你就是班上最烂的那个苹果！你就是坏了一锅汤的那只老鼠！垃圾！对，就是垃圾！要么是游戏机，要么是呸呸卡，不是踢足球，就是玩鹦鹉，你等着，明天我要把你的佐助按在水盆里闷死，烧锅开水，去了毛，开膛破肚，拿它炸了吃！你信不信？你他妈玩鹦鹉，能玩到清华北大去吗？你他妈的也就是上鹤浦师范的命！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垃圾！”

“我不是垃圾！”儿子忽然站起身来，挺起了他的小胸脯，狂怒地叫喊道。他的眼睛里燃烧着仇恨的怒火。这一小小的举动让家玉暗自吃了一惊。毕竟，从小到大，他敢于公开地反驳她的话，这还是第一次。

“你就是垃圾！”

“不是！”

“是！”

“不是！”

…………

和她一样，儿子也在逐级提高他的嗓门，且不准备让步。他眼睛里的亮光有点让人胆寒，像凶猛的小动物。他的性格，果然一点都不像端午。

“好了，去把脸洗一洗。赶快回来做作业。”家玉的口气终于平缓下来。她本来想去拨拉一下他的小脑袋，可若若机敏地躲开了。

若若在卫生间洗了脸，擤了擤鼻涕，然后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光着那双小脚，蹬蹬地回到自己的屋中，嘭的一声把门撞上了。儿子开始明确地挑战她的权威。这不过是个开始。尽管他的反抗是那么的微弱，可家玉心里反而感到有点宽慰。毕竟，若若不像她一直担心的那么怯懦。

家玉躺在床上看了会儿电视。是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很无聊。为了能够清楚地监察到隔壁儿子的动静，她把音量调到最小，几乎什么都听不见。不过，这样一来，电视节目的画面反而变得更容易理解。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欲望。每个人都在抢着说话。每个人都想淘汰所有的人，以便进入下一轮。

她顺手抄起床头的一叠案卷，在灯光下翻看。只看了开头的几页，就看不下去了。又是弃婴案。仅仅是因为兔唇，父母就决定让她报废。他们从车窗中将她抛出。抛向积雪覆盖的河沟。当然，她很快就冻死了。注定了不能进入下一轮。在面对警察的问讯时，父母嘴里嚼着口香糖，一口咬定，那是为她好。

隔壁儿子的房间一片静谧。她的后悔的眼泪很快流了下来。她轻轻地从床上起来，轻轻地走到儿子的房门前，将耳朵凑在房门上听了听，然后转了一下门上的把手，把门推开。

儿子已经趴在书桌上睡着了。他那胖乎乎的脑袋，直接压在曹文轩的那本《青铜葵花》上。口水流了一大堆。家玉轻轻地将他手里抓着的一杆圆珠笔抽走，蹲下身子，让孩子的两只手搭在自己肩上，让他的脑袋靠在自己脖子上，然后轻轻地把他抱了起来。他的身体软绵绵的。即便是在睡梦中，他仍然能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来，冷不防打了个激灵。家玉把他抱到自己的大床上，替他脱去衣服，盖好被子，然后在他的小脸上亲了一口。

“宝宝，好好睡吧。对不起，妈妈不该发那么大的火。妈妈是个猪！不该那么骂你。你是好孩子。你是妈妈的心肝啊。你是妈妈的心头肉啊。你是妈妈的香咕隆冬宝啊。妈妈是爱你的，妈妈最爱宝宝了……”

端午回来了。他没顾上换鞋，就直接来到卧室。他把头伸进来，看了看熟睡的儿子，松了一口气，道：

“怎么样？战火平息啦？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瞧瞧你骂他的那些话，哪像是一个法律工作者？哪像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去！”家玉把眼一瞪，“你少说两句行不行？你今天去儿子床上睡，我要搂着别人的丈夫一块睡。”

“就好像你没搂过似的。”端午笑道。

“哎，跟你说，我心情刚好一点，你可别惹我！”

“那你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还要去工商局呢。”

端午说完，刚想走，家玉又把他叫住了。

“你再到楼下去转转。”

“干吗？”

“你到楼下的石榴树底下，草丛里，各处找找。看看能不能把孩子的PSP找回来？”

6

在去工商局的路上，家玉在青云门附近的一个加油站加完油，把车开到旁边的“月福汽车服务中心”去洗车。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覆盖着柳树脂液和点点鸟粪。隔着车窗，她看见端午在马路边的树荫下抽烟。

一对化装成乞丐的母女缠住了他，向他兜售千篇一律的悲情故事。然后要钱。端午决定上当。他开始从口袋里掏钱包。家玉对他既鄙视又怜惜。

她把空调开到最高一档，可车内依然闷热。雾霾蒸腾的天空有如一个桑拿浴房，尽管看不见太阳，感觉不到阳光的炽烈，可天气依然闷热。在排队洗车的这一段时间中，她收到了小陶发来的一个手机短信。曾经沧海难为水。小陶说，怀柔的三个多月，使他那年轻漂亮的妻子一夜之间变得索然无味。他问家玉，能不能同意他来鹤浦一趟。只待一两个晚上。他的身体里积蓄了太多的能量。他已经在网上选好了旅馆。此刻，小陶正在开车前往办公大楼的途中。只要家玉同意，他可以立即改道，前往火车站，“杀奔鹤浦而来”。

家玉毫不客气地回信拒绝了。

“你不是还有个婶婶吗？如果你不成心逼着我更换手机号码，就请你别再给我发短信了。从现在开始，我不认识你。请自重。”

可小陶立即又发来了一个。她拿他毫无办法，最后只得把手机关了。

电脑洗车房的自动喷头正在模拟一场期待中的暴风雨。从不同方向倾泻而下的水柱，暂时地将家玉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开。在刷刷的水声中，她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贪婪地享受着片刻的宁静。就好像那些正在向她喷射的乳白色的肥皂沫所洗掉的，不仅仅是汽车上的浮土、树叶、积垢和鸟粪，而是她的五脏六腑，是她全部的生活经验和记忆。仿佛这辆红色的本田车一旦出了洗车房，就可以带着她进入另一个澄明而纯洁的世界。

在工商局二楼的办公室里，一个花白头发的办事员接待了他们。这人五十来岁，给人一种踏实稳重的印象。态度说不上热情，可也不至于让人感到冷漠。家玉向他陈述事情的经过，他不时地从墙边的一排木架上取出厚厚的册簿，皱着眉头翻阅着。当家玉怀疑他是不是在听，而稍作停顿的时候，办事员就抬起头来看她一眼，同时提醒她：

“你接着说。”

只有一次，他将手中的铅笔放在嘴上，示意她“等一下”。他要接一个电话。因为不得不用比较难听的扬中方言，他稍稍压低了声音，甚至微微红了脸。即便在接电话的时候，他仍然没忘记翻阅手中的文件，需要用到两只手的时候，他就将电话听筒夹在脖子和肩窝之间。

家玉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他的扬中语音，但还是能从对方的声音里大致判断出对话的内容。大概是关于他的母亲在刚刚结束的腰椎手术后无法排尿一类的事情。而办事员的建议有点离谱，竟然是“打开自来水龙头，让哗哗的水声将她的小便从体内诱导出来”。当然，他还提到了纸尿裤。办事员不能确定超市里是否有成人纸尿裤出售。等他打完了这个电话，他已经将一页文件从活页夹里取了出来，递到了家玉面前。

“这是一家连锁公司，主营房产中介。注册时间是二〇〇四年八月。不过，他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来验过执照了。也就是说，虽然还在营业，目前处于非法状态。”

那人说完了这句话，又将那页文件放回活页夹，麻利地合上册簿，插入木架。然后，他端坐在桌前，猛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毫无表情地示意他们走人。

“您的意思是？”家玉问道。

“它不归我们管，你们应当直接去派出所。”办事员道，“这样的事，你们可能觉得新鲜，可对我们来讲，耳朵里已经磨出茧子了。和你同样遭遇的业主，在鹤浦至少还有十几家。也就是说，颐居公司的行为已演变成为一种有预谋的诈骗。工商局作为管理部门，并没有执法的权限。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吊销他们的营业执照而已。而颐居公司既然这么多年没验过执照，说明他们并不在乎，也就是说，早已经黑掉了。你们应当去找派出所。”

“可派出所会立案吗？”端午也凑了过来，问道。

办事员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有搭理他。仿佛他的问题实在幼稚可笑，不值得认真对待。

“这事要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办？”家玉不免老调重弹。

“我？那倒也简单！”办事员像美国电影里的老板那样耸了耸肩。

“你怎么办？”

“首先呢，我会去和占我房子的住家商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给他们适当的经济补偿，把菩萨请出去，把房子收回来。吃个哑巴亏，事情就算完了。”

“可万一协商不通，比如说，对方提出的补偿额让你无法接受，那该怎么办？”

“软的不行，还可以来硬的。”办事员道，“你到大街上，随便从哪里找个电焊工来，塞给他五十块钱。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带他悄悄地溜过去，他把你们家的防盗门，从外面焊死，让占你房子的人，也他妈出不来！事情不就解决了么？”

“这能行吗？”家玉笑道。

对方的神情十分严肃，似乎不像在开玩笑：“怎么不行？这叫化被动为主动。如今不是在建设和谐社会吗？哪个部门的人都怕出事。你得弄出点动静来才成。屋里的人被反锁在里面出不来，他们会怎么做？报警对不对？一报警，派出所的人立马就到。警察一到，肯定得招呼你们到场，对不对？你看，这不就主动多了吗？有理说理，该协商协商，该调解调解，切里咔嚓，事情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

“不行，这事我们可做不了。”端午道，“万一出了什么岔子……”

“你看你看，你们又怕事。这个社会上怎么会一下子跑出来那么多的坏人？都是让你们这些胆小怕事的人给惯的。遇到这种事，得把心横下来才行。你的目的可能是要在房子上开个窗户，人家肯定不让对不对？你得摆出一副掀屋顶的架势。对方一让步，就会主动求你开窗户。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说完了这番话，办事员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哎，伙计啊，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可以买到成人用的纸尿裤？”

这天是周末。傍晚时分，家玉和端午带着儿子去梅城看婆婆。那时，婆婆已经知道了唐宁湾房子被人占了的事。她让端午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之后，立刻就变了脸，颤巍巍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对端午说：“你去厨房里帮我把拐杖拿来。”

“干吗？”端午不解地看着她。

“走，你马上带我去一趟！我倒要去会会那个小瘟屄。日你个娘，这世上，简直就没得王法了！”老太太咔咔地咳了半天，咳出一口浓痰来。

端午怕她心脏病复发，赶紧好言相劝。正在烧饭的小魏也从厨房里跑了出来，给她捶背。看着婆婆第一次与自己站在了一起同仇敌忾，家玉的鼻子微微有点发酸。别看她年老气衰，可金盆虽破，分量还在。虽说她腿脚不便，头上稀疏的白发被电扇的热风吹得纷乱，而那股见过世面的威风凛凛的样子，还是让家玉心头一阵激动。

“要是真让这两个厉害的角色见了面，结果会怎样？”家玉在端午的胳膊上捏了一把，小声道。

“你可别瞎起哄，”端午白了她一眼，“好不容易把她劝住了。”

家玉只是笑。

晚上，一家人围桌吃饭。婆婆仍然不停地骂骂咧咧，她差不多骂了一个小时。等她骂累了，就把家玉叫到了自己的卧室里，握住她的手，对她说：

“你们去找什么工商局，什么派出所，什么狗屁法院，以我老婆子的见识，绝对没得什么屌用。这事得这么办：你到大街上随便从哪儿找个电焊工来，给他三十元钱，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地摸到那房子的门口……”

“把防盗门从外面焊死？”家玉笑着对婆婆道。

张金芳吃惊地看着自己的儿媳妇，目光中第一次有了赞许之色：“这一回，我们娘儿俩总算想到一块儿去了。就这么办！不过呢，我们家端午人老实，斯斯文文的，何况又在政府机关里面做事，万一出个什么纰漏，怕是会影响到他的前程，反正不能让他出面。”

“听你老人家的意思，是让我一个人去办？”家玉压住心头四处乱窜的火苗，问道。

“你可以把小魏也带去。到时候万一打起来，两个人也可以有个照应。”

小魏在一旁傻笑。

而端午则站在门口，一个劲儿地向她递眼色。

7

一九八九年五六月间，学校突然停了课。秀蓉和父亲赌气，没有回到乡下的老家。父亲和那姓卞的寡妇去了一趟南京，她居然就有了身孕。据说是人工授精。他们补办了手续，已算是合法夫妻。

辅导员见秀蓉成天在校园里东游西荡，就介绍她到图书馆勤工俭学。让她帮着做一点分类、编目或上架的琐事，也可以挣一点生活费。寝室里就她一个人。与她做伴的，除了窗外草丛中的一只白猫，就是在帐外来回扑腾的灰蛾子。

一天傍晚，她从图书馆返回宿舍的途中，遇见了一个胖乎乎、身背黄书包的年轻人。这人问她大学生俱乐部怎么走。秀蓉就从自行车上下来，胡乱比划着，给他指路。她一连说了好几遍，可那人的脸上仍然是一副茫然不解的神情。秀蓉看他有点着急的样子，就说：“不如，我带你去？”

胖子犹豫了一下，便说道：“我这么胖，你大概驮不动我。还是我来带你吧。”

他不由分说地从秀蓉手里抓过自行车的车把，跨了上去。秀蓉很自然地坐在了后架上。接下去是一段很陡的下坡路，那人就让秀蓉搂着他的腰。秀蓉马上照办。他腹部挤满了赘肉，而且让汗浸得湿乎乎的，给人以某种不洁之感。

大学生俱乐部，位于团委学生会所在的那幢小楼的地下室里，原本属于七十年代开挖的地下防空工事的一部分。好像是出了什么非比寻常的大事。他们赶到那里的时候，那幢橘黄色的小楼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大堆人。学校排球队的两名主攻手客串起了临时纠察。他们把守在地下室的入口处，被一拨一拨的人浪挤得东倒西歪。

可奇怪的是，随着那胖子的到来，喧闹的人群陡然安静下来，并自动地让开了一条通道。可见此人身份特殊。胖子向秀蓉道了谢，并问她要不要一同进去看看。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的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秀蓉的好奇心和虚荣心一起发酵。

地下室的水泥楼梯很陡。看到秀蓉面露为难之色，胖子很自然地把手插到她的腋下去扶她。他的动作有些鲁莽，那双大手要完全不碰到秀蓉的乳房是不可能的。她只穿着一件T恤衫。不过，那时的秀蓉，大脑还没有复杂到有能力去怀疑那只手的动机。更何况，这个胖子一看就是个“诚实厚道“的人。尽管她告诫自己要“大方”一些，羞涩中，心脏还是忍不住一阵狂跳——自己的乳房发育得不够饱满，也让她有点自惭形秽。

在赶往俱乐部的路上，秀蓉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徐吉士。在鹤浦文联上班。是一个“享誉全国的青年诗人”。据吉士自己介绍，他与别人合写的诗集《改革者之歌》刚刚出版，鹤浦师范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在书评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毫不吝啬地使用了“伟大”这样的字眼。当然，秀蓉也知道，在《诗经》中，“吉士”并不是一个好名字。

地下室里同样挤满了人。所有的人眼圈都是红红的，有一种神秘的庄严和肃穆。这种静谧和庄重之感很快就感染了秀蓉。在微弱的烛光里，她可以看见墙上那张被照亮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忧郁而瘦弱的青年，长得有点像自己在农村的表弟。

“你们在开追悼会吗？”秀蓉向吉士问道。

徐吉士正忙着与一个又一个的陌生人握手寒暄，但他也没忘了回过头来朝她微微一笑：“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随后，他就在人流中消失了。秀蓉从与会者口中打听出事情的整个原委，不由得吃了一惊。

原来，这个面容抑郁的年轻人，不知何故，在今年的三月二十六日，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了。她再次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觉得这个人无论是从气质还是从眼神来看，都非同一般，绝不是自己那乡下表弟能够比拟的，的确配得上在演讲者口中不断滚动的“圣徒”二字。尽管她对这个其貌不扬的诗人完全没有了解，尽管他写的诗自己一首也没读过，但当她联想到只有在历史教科书中才会出现的“山海关”这个地名，联想到他被火车压成几段的遗体，特别是他的胃部残留的那几瓣尚未来得及消化的橘子，秀蓉与所有在场的人一样，立刻流下了伤痛的泪水，进而泣不成声。

诗人们纷纷登台，朗诵死者或他们自己的诗作。秀蓉的心中竟然也朦朦胧胧地有了写诗的愿望。当然，更多的是惭愧和自责。正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如此重大，自己竟然充耳不闻，一无所知，却对于一个寡妇的怀孕耿耿于怀！她觉得自己太狭隘了，太冷漠了。晚会结束后，她主动留下来，帮助学生会的干部们收拾桌椅，打扫会场。

她没再见到她所仰慕的徐吉士老师，但她还是有一种新生的喜悦。甚至，当她从地下室爬上来，发现自己的自行车因忘了上锁而被人偷走之后，一点也不感到难过。她回到寝室，在野猫有气无力的叫唤声中，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直到天亮，一分钟也没睡着过。她感到自己的体内有一头蛰伏很久的怪兽，正在复活。

三个月后，当秀蓉在女生宿舍门前再次“巧遇”徐吉士时，她已经读完了海子几乎所有的诗作。她疯狂地喜欢上了海子的诗，尤其是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她已经能够倒背如流。她时常梦见山海关外的那段铁路，梦见诗人在荒凉的轨道上踽踽独行。在梦中，她看见山海关城楼上空，白云叆叇。白云下是诗人那孤单、渺小的身影。

重要的是，他还吃着橘子。

那天中午，徐吉士正在宿舍楼前梧桐树的浓荫下，与一个着装时髦的漂亮女生说话。有几个男生在酷烈的阳光下打篮球。徐老师一眼就认出了她，并问她有没有兴趣去招隐寺，见见从上海来的一位“绝对重量级”的诗人。秀蓉问他，这位诗人与海子相比怎么样？徐吉士略微思索了片刻，就认真地回答道：

“他们几乎写得一样好。”

那位女生警惕地打量着秀蓉，面露不豫之色。后来她才知道，那个女生名叫宋蕙莲，是学校诗社的社长。

第二天下午，李秀蓉顶着炎炎烈日，依约来到了学校对面的3路公交站。徐吉士和宋蕙莲已经等了她好一会儿了。她看见徐老师胳膊下夹着一瓶白酒，手里拎着一只红色的方便袋，大概是刚刚宰杀的鸡鸭之类，有血水从塑料袋里滴落下来。她还是第一次认真打量她所仰慕的徐老师。可惜的是，徐老师的长相经不起阳光的考验，怎么看都有点猥琐。年纪轻轻，已经有点谢顶了。短袖衬衫的领口有一圈黑黑的污垢。另外，被烟熏黄的牙齿，似乎也很不整齐。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一座废庙。招隐寺。公共汽车沿着鹤浦外围的环城公路绕了一大圈之后，他们来到了荒僻的南郊，在一个名叫沈家桥的地方下了车。

徐老师领着她们穿过一个采石场，招隐寺那破败的山门就近在眼前了。

据说，那个从上海来的诗人，此刻就在山门边那片幽寂的竹林中参禅悟道。

那是一个僻静的小院。地上的碎砖是新铺的，两棵罗汉松一左一右。有一口水井。墙边高大的竹子探入院中，投下一大片浓荫。院外是一处宽阔的荷塘，睡莲是紫颜色的。有两个戴着太阳帽的女孩子正坐在树下写生。

诗人刚刚睡完中觉，脸颊上还残留着竹席的篾痕。他睡眼惺忪地站在廊柱之下，似乎对他们的到来并不感到高兴，甚至为来人惊扰了他的午后高卧而略感不快。宋蕙莲一见面就甜甜地称呼他为“谭老师”，那人颇为矜持地皱了皱眉头，哑哑地道：

“不敢当。”

徐吉士把她们俩介绍给诗人的时候，很不恰当地使用了“都是你的崇拜者”这样不负责任的说法。虽说带着玩笑的性质，可给人的感觉有点信口开河。

宋蕙莲和端午一见面，就缠着对方给自己留地址。诗人再次皱起了眉头。他很不情愿地从蕙莲手中接过记事本和圆珠笔，垫在白墙上，正要写，秀蓉迟疑了一下，赶紧也道：“那就给我也留一个吧。”

端午转过身来，第一次仔细地正眼打量她。随后，他怪怪地笑了一下：“你心里其实并不想要，对不对？”

“嗯？什么？”秀蓉红着脸，看着这个从上海来的诗人。

“你看见别人问我要地址，觉得自己如果不也要一个，有点不太礼貌，是不是？”

秀蓉的脸更红了。她的心里的确就是这么想的。这个人莫非有“读心术”？他依据一句简单的客套，就准确地看出了自己的小心思，秀蓉不禁暗暗有点心悸。好在诗人还算宽宏大量，他从宋蕙莲的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给她留了通讯地址。秀蓉很不自在地僵在那里，捏着那页纸，在手里左叠右叠，最后折成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方块，趁人不备，悄悄地塞入了牛仔裤的裤兜。

在这段不太长的间隙中，徐吉士已经麻利地从院中打来了一桶井水，将那只活杀芦花鸡泡在了脸盆里。

诗人占据了这排平房靠东边的一间。屋内堆满了灌园的工具。只是在北窗下搁着一张行军床。床边有一张小方凳，上边摆着几个青皮的橘子。又是橘子！旁边还有一本书，一盘已燃成灰烬的蚊香。由于找不到可以坐一坐的地方，诗人就让她们俩坐床上。她们刚一落座，钢丝床就吱吱地叫了起来。

于是，徐吉士就建议说，不妨到外面去逛逛。

这是一座早已废弃的园林。除了寺庙的宝塔大致完好之外，到处都是断墙残壁，瓦砾遍地。附近村庄里的农民甚至在这里开出了一片一片的菜地。整整一个下午，宋蕙莲都显得格外兴奋，一刻不停地追着“端午老师”问这问那。她甚至问他要烟抽。徐吉士一听她要抽烟，就将自己刚抽了没几口的烟递给她，蕙莲也不嫌脏。徐吉士不怀好意地夸她的腿白，蕙莲竟然笑着趴在了他的肩膀上，很不得体地说：

“怎么样，你眼馋了吧？”

听到这么大胆的对白，秀蓉的心猛地抖了两抖，开始悲哀地意识到，她在图书馆楼前碰到的这个胖子，似乎有点配不上自己的膜拜。另外，她也有点后悔自己没穿短裤。她的腿，其实也很白。

她一个人渐渐地落了单，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端午有意无意地与蕙莲保持着距离，让秀蓉心怀感激。当蕙莲要跨过一个独木桥，把手伸给她的端午老师时，他也装作没看见。他们沿着一条湍急的河流往前走了很久，折入一条林中小径。

高大的树木和毛竹遮住了阳光，端午站在小路边等她，手里拿着一朵刚采的大蘑菇。秀蓉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从他手里接过那只棕色的蘑菇，轻轻地转动，用指甲弹去了上面正爬着的一只昆虫。等到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谭老师仍然毫无必要地皱着眉头，弄得秀蓉更加紧张。她听见蕙莲夸张的笑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树林里岑寂而阴凉。她已经看不到蕙莲和她的花格子西装短裤了。

他问她有没有发表过诗。秀蓉就赶紧说，她写过一首《菩萨蛮》，发表在学校的校报上。端午呵呵地干笑了两声。声音中不无讥讽。他又问她如何评价里尔克，秀蓉怕对方再次看轻了自己，就壮起胆子道：

“我觉得他写得很一般啦。”

没想到端午吃惊地瞪着她，眉毛拧成了一个结，并立即反问道：“那你都喜欢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当然，她只能提到海子。她只能这么说。端午奇怪地瞥了她一眼，一路上不再跟她说话。当他们在宝塔下与宋蕙莲他们汇合的时候，秀蓉终于鼓起勇气，询问谭老师对海子的看法。端午想了想，冷冷道：“也就那么回事吧。”

随后，他又赶紧补了一句：“不过，他人很好。”

“这么说，你认识他喽？”就像过电似的，秀蓉不经意间又抖了一下，觉得自己的声音也带着电流。

“嗳，也不算太熟。去年他到上海来，找不到地方住，就在我的床上对付了一夜。他很瘦，可还是打了一夜的呼噜。”

宝塔的东、西、南、北各有一扇拱门，但都被水泥砖块封死了。四周簇拥着一人多高的茅草和杂树。宋蕙莲和吉士两个人扯着嗓子喊叫了一通。因声音没有阻挡，并未传来他们期待中的回声。太阳像个大火球，在树林间恹恹下山。

在他们原路返回的途中，徐吉士和宋蕙莲再次不见了踪影。

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夜晚，秀蓉已经有了一些预感。山风微微有些凉意，让她觉察到自己的脸颊有点发烧。天一点点地黑下去，她的心也一点点地浮起来。他们来到池塘边的院门外，那两个写生的女孩早已离开了。徐吉士和宋蕙莲并没有像谭老师保证的那样，坐在院子的门槛上等他们。

秀蓉既担心，又有一丝庆幸。

她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她将那只芦花鸡收拾干净，塞进钢精锅，放在电炉上炖的时候，端午仍然在向她保证，等鸡炖熟了，那两个家伙就会突然出现的。

秀蓉当然不再指望。她觉得这两个人还是不要出现的好。端午蹲在她脚边，递给她一只橘子。她剥去橘皮，分了一半给他。秀蓉不敢看他的脸。端午吃着橘子，忽然问她：“你的例假是什么时候来的？”

秀蓉不明白，他所说的“例假”指的是什么，就随口答道：“你说的阿是暑假？早结束了啊。学校已经上课了。”

端午不得不把这个问题用她可以理解的方式又问了一遍，并解释说，他之所以问她的例假，是因为他不喜欢用避孕套。

等到秀蓉弄清楚他真正的意图，差一点要昏厥过去。的确如此，她的大脑已经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

“噢……你……老天爷……你是说……时候不早了，我得走了……”

可连她自己的内心也十分清楚，现在提出来要走，未免有点晚了。她眼巴巴地看着这个与海子同过床的诗人，对他说：

“把鸡头按下去，鸡腿就顶了出来，怎么办？”

端午说了句流氓话，站了起来，把她手里紧紧攥着的一双筷子抽掉，迅速而鲁莽地把她拉入怀中，开始吻她的眼睛。咬她的耳垂。

他说：“我爱你。”

她马上就回答道：“我也是。”

几个小时之后，秀蓉和端午来到院外的池塘散步。走不了几步，他们就停下来接吻。她能听见荷叶在月光下舒卷的声音。能听见小鱼儿在戏水时的唼喋之声。她的幸福，神秘而深邃，她担心幸福来得太快，太过强烈，上帝看了都要嫉妒。她那只受了伤的手插在他的口袋里。

她问他去没去过苏州河边的华东政法学院。她有一个堂姐在那教书，她已经在堂姐的指导下自学法律，准备报考那里的研究生。她说一旦考研成功，他们就在上海结婚。端午对她的计划未置可否，她就不断地去摇他的手，端午最后只得说：

“别瞎说！读研究生期间，学校是不许结婚的。”

晚上的月亮很好。她能够看到他脸上的疑虑。她又说，好在鹤浦离上海不远，她每个周末都可以“随便跳上一列火车，去上海跟他相会”。当然，如果端午愿意，也可以随时到鹤浦来。她要给他生一堆孩子。除了提醒她计划生育的有关规定之外，端午照例一言不发。他的脸怎么看都有点古里古怪，让她害怕。

“你不会这么快就变心吧？”她把头靠在他身上，立刻哭了起来，直到端午一个劲地向她发誓赌咒，她才破涕为笑。

回到屋里不久，秀蓉就发起了高烧。端午从旅行包里翻了半天，终于找出了一个小药瓶，给她吃了两片扑尔敏，并替她裹上毛毯。可秀蓉还是觉得浑身发冷。端午坐在钢丝床边的小木凳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我好看吗？”她骄傲地问他。

“好看。”他的声音仍然有点发虚。

在药力的作用下，秀蓉很快进入了梦乡。在黑暗中，她不时地感到一只凉凉的手在试着她额头的温度。每一次，她都会向他绽放笑容。可惜，他看不见。她看着端午的烟头一闪一闪，在持续的高烧中，她仍然感到自己很幸福。她相信，端午此刻的感觉，应该和她一模一样。

凌晨时，她从床上醒过来，端午已经不在了，不过她并不担心。月亮褪去了金黄的光晕，像是在水面上漂着的一块融化的薄冰。她想叫他，可她还不好意思直接叫他的名字呢。如果此刻他正在院子里，或者坐在屋外的池塘边，说不定也在看着同一个月亮。

她翻了一个身，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直到初升的朝阳和林间的啼鸟将她再次唤醒。她的烧还没有退，甚至都没法承受早晨清凉的微风。她扶着墙，一步步地走到了院子里，坐在门边的路槛上。

池塘的对面，一个驼背的老头戴着一顶新草帽，赶着一大群鸭子，正沿着平缓的山坡朝这边过来。他的身后，是一大片正在抽穗的晚稻田。火车的汽笛声给了她一个不好的提醒——

难道说，端午已经离开了吗？

刚才，她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已经留意到床头的小木凳上残留着的几片橘皮、一根吃净的鸡腿骨、一本宋蕙莲请他指教的《船院文艺》。她还注意到，原先搁在床下的灰色旅行包不见了。枕边的书籍不见了。

难道说，他已经离开了吗？

十月中旬，在鹤浦

夜晚过去了一半

广场的飓风，刮向青萍之末的祭台

在花萼闭合的最深处

当浮云织出肮脏的亵衣

唯有月光在场

这是他留给自己的六句诗。

难道说，他真的已经离开了吗？

坐在门槛上往东看，是他们昨天抵达这里的杂草丛生的道路——它还晾在采石场附近的山坡上；往西，则是通往招隐寺宝塔的林间小道。她甚至还能听见宋蕙莲的笑声。

难道他已经离开了吗？

紫色的睡莲一朵挨着一朵。池塘上的轻雾还没有完全散去。她甚至还发着高烧。手上的伤口还没有来得及结痂。

他已经离开了吗？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有点想不明白。

秀蓉重新回到了小屋里躺下，并在那一直待到傍晚。窗外明朗的天空渐渐转阴，最后，小雨落下来。雨丝随着南风飘落到她的脸上。她就那样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从池塘边的小屋到沈家桥公共汽车站，这段路程，似乎比她一生的记忆还要漫长。她翻遍了全身所有的口袋，竟然没找到一分钱。这让她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仍在梦中。仍在想着那可疑而确凿的三个字：不会吧？

一辆空荡荡的大挂车，在3路公交车站牌底下停了下来。她还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上车，车门沉重地喘息了一下，重又关上，“咣咣当当”地开走了。直到这时，秀蓉的心里仍然抱有一丝侥幸。仿佛她只要一回头，就能看见他。雨开始下大了。因为没有钱，她决定沿着环城马路，朝学校的方向走。如果实在走不动，就随便往路边的草丛里一躺，死掉好了。她觉得像自己这么一个人，不如早点死掉干净。

迎面开来的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了马路对面。

司机摇下车窗，朝她大声地喊了一句什么，她没有听清，也不想搭理他。她的头实在是太晕了。走不了几步，就得停下来捯气，抱着路边的一棵树。那辆桑塔纳轿车并未开走，而是掉了一个头，不紧不慢地跟在她身后，保持着十多米远的距离。

秀蓉心里一紧，知道是遇上了坏人。她本能地开始了发疯的奔跑。二三十米远的距离，就足以耗尽她的全部体力。那辆黑色轿车还在身后跟着，仿佛对自己的猎物很有耐心。它不着急。她不时回过头去，雨刷器“嘎嘎”地一开一合，刮去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也刮出了一张面目模糊的脸来。

她又继续往前走了一段，最后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边站住。她把“最坏的后果”飞快地想了一遍之后，就向那辆桑塔纳无力地招了招手。隐隐地，她还有些激动。桑塔纳终于在她身边停下。右侧的车门打开了。她直接坐进了汽车的前排。

就算是最坏的后果，那又如何？

那人趴在方向盘上，侧着脸，似笑非笑地对她说：“怎么，不跑啦？想通了？你跑啊！继续跑……”

果然是个流氓。

他嬉皮笑脸地问她要去哪儿。秀蓉也不吭气。那人伸过手来摸了摸她的头，她也不躲避，只是浑身发抖。差不多十五分钟之后，她被送到了鹤浦发电厂的职工医院。那人给她挂了号，将她扶到观察室的长椅上坐下。等到大夫给她输完液，那人又问她怎么通知她的家人。随后，他蹲在她跟前，笑嘻嘻地望着她。

不知为什么，秀蓉的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了出来。

这人名叫唐燕升。是南市区派出所的一名警察，刚刚从警校毕业不久。为了报答他的好意相助，秀蓉很快就同意了他的胡搅蛮缠：与这个见习警察以兄妹相称。她觉得自己在派出所多了个哥哥，也不是什么坏事。

可哥哥是随便叫的吗？唐燕升很快就像模像样地承担起了兄长的职责，理所当然地把她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

大学毕业那一年，因为不能原谅父亲再婚生子那件事，秀蓉终于当着父亲的面，宣布与他断绝一切来往。唐燕升就以秀蓉家长的身份，参加了她的毕业典礼。她向燕升说起自己原先还有一个名字，那是母亲给她取的。为了与父亲彻底决裂，当然也为了与记忆中的招隐寺彻底诀别，她问燕升，能不能把名字改回去？

唐燕升就通过他在公安系统的关系，把她身份证上的名字改成了“庞家玉”，当作她二十岁的生日礼物。

刚开始的时候，秀蓉很不喜欢这个人，尤其不喜欢他满嘴的胡言乱语。比如，当他们一次次地回忆起他们在环城公路上相遇的那个夜晚，他竟然用十分轻薄的口气问她：“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了坏人？嗯？是不是担心我把你弄到山上的小树林里，先奸后杀？”

无论是作为哥哥，还是作为人民警察的身份，他这样说都是极不合适的。秀蓉严肃地提醒他，按照她对于法律的了解，这一类的玩笑话要是在美国，就足以构成性骚扰了。

8

这天早上，家玉坐在电脑前，正在修改一份发往鹤浦啤酒厂的律师函。隋景曙怀里夹着皮包，领着一个身穿工装服的老头，来到了她的办公室。老隋是南徐律师事务所的另一个合伙人。绿豆眼，八字须，小圆脸。因他的名字中也有一个“景”字，他与徐景阳并称为律师事务所的“南徐二景”。不过，除了温良仁厚的徐景阳之外，事务所的同事都在背地里叫他“水老鼠”。

水老鼠将老头安顿在门边的沙发上——那里有一个用玻璃柜和盆栽金桔隔成的临时茶室，用来接待客户，又让白律助给老头泡了杯茶，然后朝家玉勾了勾手指。

两个人来到了门外的走廊里。

“这个人的脑子有点问题。”水老鼠压低了声音对家玉道，“他一进门就要给我磕头，你妈妈，把我吓死掉了。你抽点时间跟他谈谈。我在市里还有个会，这就得走。”

“这老头，什么事情？”家玉问他。

“你妈妈，不太好弄。”水老鼠道，“他这案子，你就不要接了。你与他敷衍个十来分钟，安慰安慰他，就打发他跑路。”

家玉点点头。水老鼠又提醒她，别忘了明天一早出庭的事。家玉说，她已经跟看守所联系过了，今天下午，她会再去一趟，与当事人见上最后一面。水老鼠捋了捋头上仅有的一缕头发，托着茶壶出去了。

来人姓郑。是个瘦高个，花白头发。大概是因为小时候闹过天花，脸上留下了坑坑点点的麻子。家玉客气地称他为“大爷”，那人就笑了笑，说他其实还不满五十岁。他的工装服上沾了一些没有洗净的油污渍斑以及焊枪烧出的小洞眼。可他衬衫的领子是干干净净的。

老郑是春晖纺织厂的机修工。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可没说两句，眼圈就先红了。他说，自打他记事起，就一直在不停地倒霉，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妻子因类风湿而瘫痪在床，大女儿在人家做保姆，儿子却还在读初二。他很有礼貌地问家玉能不能抽根烟，在得到她的许可之后，从耳朵上取下一支卷烟来。可他看见了墙上“禁止抽烟”的图标，愣了一下，又偷偷地把烟放入衣兜中。

他懂得守规矩。家玉想，这就可以部分地解释他之所以总倒霉的原因。

他所在的这家纺织厂是一个有着五十多年历史的国营企业，虽说效益不是特别好，可每年的净利润也有个两三百万。就在三四个月前，市里忽然来了一堆领导，召集全厂职工开了会，宣布纺织厂改制。两千多名工人中的绝大多数，都被要求买断工龄回家。原来，有一位姓陈的房地产老板，看中了纺织厂的那块地。就在运河的南岸。他们想在河边盖一个高档的别墅区。

“我真傻，真的。”老郑说，“我单知道由政府出面提出的方案，总不会错，就糊里糊涂地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哪知道回到家，老婆按照她的方法左算右算，三十年工龄竟然只有三万块钱……”

从他的话中，已经可以隐隐听到祥林嫂的口吻了。老郑强调说，他并不赞成工人们的集体上访，去南京静坐，或者冲击市政府。毕竟目前的和谐社会来之不易，何况事实上那些闹事的人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为首的六个人被抓，有一个还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后来，他经人指点，就找到律师事务所来了。

他想打官司，却不知道应当去告谁。

家玉陪他坐了两小时。眼看着他充满希冀的目光一点点变得黯淡，直至熄灭，她的同情无由表达。最后，她记下了老郑的电话，并提出来请他一起吃午饭。家玉觉得，自己是真心诚意的，可老郑却心事重重地谢绝了。

“看得出，你是个好人。”告别时，老郑道。

“千万别这么说。这世上还有没有好人，我不晓得。但我肯定不是。”家玉忽然伤感起来。

她有点后悔这么说。

老郑走后，庞家玉来到楼下的Seven-eleven，在那买了一盒关东煮，一根玉米，然后就驱车前往东郊的第一看守所，去会见她的当事人。作为当事人父母指定的律师，她明天将出庭为他辩护。

如果说老郑的委托，是一项她想接受而事实上却不能接受的工作——这也使得家玉作为律师的道德感千疮百孔，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案子则属于无关痛痒却又不得不让她付出全部心力的“分内事”。家玉心里其实很清楚，自己的辩护，对于这个杀人案的判决，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作为律师的职责，要求她履行所有必要的程序。这让她感到心力交瘁。她无法完全摆脱那种熟悉的荒谬感，可还是花了巨大的心血去研读案卷，搜集证据，与同事没完没了地讨论案情。

这个案件，因为其残酷或惨烈的程度，在鹤浦可谓家喻户晓，但案情本身却一点都不复杂。这个名叫吴宝强的罪犯，仅仅因为怀疑女友与她的上司有染，就在一个雷电交加的风雨之夜，潜入了情敌的家中，狂怒地杀死了他一家六口。还不包括在他们家干活的一位十八岁的甘肃保姆和一条价值数百万的藏獒——那只藏獒，据说因为频繁地被用来给母狗配种，而失去了应有的野性，对于自己看家护院的本职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几乎是毫无反抗地被利斧削去了脑袋。

尽管他杀死了七个人外加一条狗，可吴宝强并不觉得自己会被判死刑。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精神病鉴定报告上。同时他也知道，案发后，他的父母携带着巨款四处奔走，正在考验精神病大夫或相关医学专家单薄的道德底线，以及本来就很纤弱的神经。吴宝强认为，在不断加码的金钱面前，所谓的道德底线当然不堪一击。他的思路从逻辑上来说并不错，但他却忽略了自己最重要的新对手——它既不是法院，也不是受害人家属，而是正在培养自己诡异性格的现代媒体。他对于这个新对手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无知。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在对案件的持续关注中也在发酵舆论，激起了“人人皆曰可杀”的民愤。即便是法官或者他心心念念的精神病专家，也不可能持有与媒体不同的立场。

没有什么悬念，精神病鉴定报告很快就出来了：他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也就是说，吴宝强将在不久后的某一个瞬间，被毋庸置疑地处理掉。不存在任何例外。不存在任何不可抗力的作用。

吴宝强在获悉报告内容后的一周内，两鬓突然长出了茂密的白发。他像一只困兽一样狂暴不安，立刻失去了对身体的有效控制。他拒绝会见媒体记者、父母，甚至拒绝会见父母为他聘请的律师。可他的父母则瞒着他抬高了律师费的价码——他们一遍遍地恳请庞家玉，一定要设法将他们的儿子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因为“你现在就是我们全家最后的希望了”。

家玉觉得如果有人给这对父母做一个精神病鉴定的话，也许得出的结论，会与他们的儿子大不相同。家玉表示，她将竭尽全力，而吴宝强的父母则立即纠正了她的话：“不是竭尽全力，而要万无一失。”

家玉只得开了句玩笑：“除非我有能力向法官证明，如今在这个世界活着的每一个人，都有精神病。”

吴宝强的母亲则马上反问道：“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

在前往第二会见室的途中，看守所的一位女民警对家玉说，她还从来没见过如此穷凶极恶的罪犯。“你跟他打个照面，装装样子就可以了。他简直不能算人。”

很快，庞家玉就隔着会客室的铁栅栏，与她的委托人见了面。也许是第二天就要庭审的缘故，看守所方面担心出现意外而加派了警力。吴宝强微微地扬着头，眯缝着双眼，正在陷入冥想和玄思，看上去俨然就是真正的上帝。要是他的眼睛一下子睁开来，利刃般的目光就足以让家玉感到一阵阵胆寒。他用温和的语调称家玉为“婊子”或“骚货”，让她最好立刻滚蛋，并试图以此激怒家玉。

“我并不需要什么律师，你滚吧！”他用嘶哑的嗓音喊了这么一句，又把眼睛闭上了。

家玉耐心地向他解释了法律的相关规定，并告诉他，按照现代法律制度，拒绝律师是徒劳的。法庭不可能在没有律师参与的情况下审理任何案件。律师制度本身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部分：“你可以放弃聘请律师为你辩护的权利，但临了，法院还会给你指定一位。”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搞？”吴宝强冷笑道，“阿是为了取笑我？拿我来取乐？既然你妈要捉弄我，现在就把我拉出去枪毙，我也没意见。又搞出这套把戏来戏弄老子。你妈，一个人得了癌症，多多少少还可以抱有幻想。毕竟还有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治愈的希望嘛！可我肯定得死，阿对？我可以去死。但你们别想利用法律来捉弄我。什么公诉人喽，什么证人喽，又是法官喽，又是律师喽……”

吴宝强这么说，当然是出于对法律的无知。不过从他目前的境遇来看，他的这番心思，也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

“明天我就要死了，阿对？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会怎么个死法？”过了一会儿，吴宝强问道。语调也稍稍平缓了一些。

庞家玉看了看旁边站着的两个民警，压低声音对他说：“还没那么快。明天不过是庭审而已。结果如何，至少从理论上讲，还没有确定。即便是最坏的结果，你还可以上诉。人是没那么容易死的，就算是最后的结果下达，你也可以申请注射。如果维持原判的话。”

“打麻醉针吗？你妈阿是要给我打麻醉针？”吴宝强笑道，“我可不需要，我还是会选直接挨枪子，那样才过瘾嘛！”

“我想问你一个小问题，”庞家玉道，“不过假如你不想回答，也无所谓。”

吴宝强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死皮赖脸地吹了一个口哨，引来狱警的大声训斥。

“你因为怀疑女朋友与王茂新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就去他们家行凶杀人。尽管从事实上看十分残暴，但从动机上说，不是不可以解释的。我想问的是，本来你杀了王茂新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伤及那么多的无辜？你将王茂新杀死后，有多大必要非得上楼去杀他的父母？为什么还要埋伏在他家，在那么闷热的大衣柜里等了三小时，等来了他看完电影回家的妻子、女儿和保姆？你与他们有什么仇？你甚至连抱在怀中的两岁的孩子都没放过。所有这些人的死，起因难道仅仅是手机里的一条暧昧短信？”

吴宝强很有些迷惑不解。似乎为她竟然提出如此可笑的问题而感到震惊。他脸上不屑一顾的神情，让他看起来像个先知。

“那你就去问问王茂新好了。他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你问问他，为什么要赚那么多的钱？购买那么多的房产？包养那么多的女孩子？他用不了那么多钱，住不了那么多房子；那么多女孩子，他也搞不过来。这个世上的东西，有几样不是多余的？你问我为什么杀那么多的人，我简单告诉你四个字，多多益善。我知道他们家有几口人。不杀到最后一个，我是不会罢手的。因为在我脑子里，杀人和赚钱的道理是一样的。多余的钱，用不了。可存在银行里，你的心里照样会挺舒服的，阿是啊？杀人也是一样。过去不就有句老话吗？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把杀人和赚钱搞在一块，不是由我发明出来的。我们做什么事都贪多。这是人的天性。你也许会奇怪，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灭门案，阿是？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杀人就好比赚钱，多赚一点是一点。多赚一个是一个。你再去问问那些在大街上闯红灯的人，他们闯了红灯，节约了一分钟甚至五秒钟，有什么屌用？他坐在自己家中，一口气就可以浪费五个小时，什么都不做。可人就是这样，只要他经过一个路口，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闯红灯。人活着总要赚点什么，哪怕是没用的东西。

“不过，既然我快要死了，我也不妨告诉你一点更刺激的东西。我先弄了一下王茂新的老婆，又弄了她的女儿。本来我不想杀那个小保姆，已经打定了主意饶了她。弄她的时候，已经没劲了，本来心里就窝火。她在生死关头表现出来的虚伪，让老子实在受不了！她竟然一口咬定，说是看到我的第一眼，发疯地爱上了我。你妈！想愚弄老子！老子就给她放放血。求生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以这么虚伪！”

陪家玉来的那位民警已经在看表了。

家玉劝他明天庭审时，尽量与法庭采取合作的态度。受害人被他杀得绝了户的亲属们，反应可能会比较激烈。这也是人之常情。“再说，你自己的父母，包括八十多岁的奶奶，都会到场。”

对她的建议，吴宝强答应考虑考虑。

临走前，家玉又问他，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向她交代的，吴宝强就突然把他那厚厚的舌头从栏杆里伸了出来，飞快地舔了一下铁柱，淫秽地向她笑了笑，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对她说：

“我想看看，你在帮我口交时是个什么骚样子……你想不想嗍嗍我的大鸡巴？”

9

一想到唐宁湾的房子，家玉的心里就会立刻升起一股无名的毒焰，这毒焰不紧不慢地炙烤着她，让她一分钟都不愿意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她摆脱不掉那种深藏在内心的“不好”的预感。就像随时都会崩溃的电脑系统一样。

端午有时候会给她推荐音乐疗法，劝说她从音乐中寻找慰藉。贝多芬或者勃拉姆斯。可她根本听不进去。钢琴让她的心跳加快。大提琴像把大锯子。小提琴像把小锯子。反正都是要把她的神经“锯断”。

她已经找过了公安局、派出所、公安分局和消费者协会，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还是在上周末去了鹤浦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她没有找任何的关系，而是自己排了三小时的队，花了六百九十元钱，在法院立了案。她不想欠任何人的债。

她知道，在她为收回自己的房子而疲于奔命、狼奔豕突的时候，那个名叫春霞的女人正跷着二郎腿，悠然自得地坐在他们家的客厅里，用他们家院子里长出来的薄荷叶烤肉，泡茶。虽然家玉是律师，可她实在不愿意与春霞打官司。因为她知道，一旦提起诉讼，实际上她已经失败了。好比有人冲着你的脸吐了一口痰，你去找法院评理，法官最后判决对方将你脸上的痰迹擦去。如此而已。

家玉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出接下来她要面对的法律程序。法官从受理案件到开庭，少说也得两三个月，然后照例是预备庭的质证、调查、补充调查。好不容易等到开庭，假如春霞不到庭应诉的话，还需要等待第二次开庭。按照法律的规定，春霞仍然可以拒绝出庭。随后，将是缺席判决。判决结果将会登报公示，没有疑义才会移交给法院的执行庭。家玉当然也可以要求强制执行，但这一类的民事案件要执行起来，通常会十分缓慢。等到所有这些程序走完，最快也得五六个月……

家玉并非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作为律师，她奇怪地发现，这套法律程序，似乎专门是为了保护无赖的权益而设定的，一心要让那些无赖，自始至终处在有利地位。

而在端午看来，对于善恶的倒置，本来就是现代法律的隐秘特性之一：“想想看，有多少惨无人道的战争，在所谓的《国际法》的保护之下公然发生？多少无耻的掠夺，在贸易协定的名义下发生？有多少……”

端午那一连串空洞而迂阔的排比句，刚说了个开头，家玉就连连向他摆手：“你说的这些，跟我们的房子有什么关系？拜托你，别跟我谈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了。我脑仁疼。”

两个月之后，家玉透过法院的朋友，询问这个案件的进展。对方的答复果然不出她所料。

“目前还不能开庭。”那个戴着夸张白色眼镜的书记员对她说。

“为什么？”

“你是律师啊，应当知道法律上的‘先刑后民’的原则。”

“什么意思？”

“颐居公司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白眼镜道，“仅仅在鹤浦，类似的受害者就多达二十几家，这个案件已经成了省公安厅督办的重大案件。现在，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捕犯罪嫌疑人。”

“也就是说，在抓到犯罪嫌疑人之前，这个案子还得无休止地拖下去？”

“恐怕是这样。”

“假如公安机关一直抓不到犯罪嫌疑人呢？”

白眼镜笑了笑：“你只能假装相信，公安机关最终是能够抓住他们的。”

家玉的情绪一下子就失去了控制。在从法院回家的路上，家玉一直在跟端午念叨，她想杀人。

“是的，我想杀人！”

端午也第一次意识到，他妻子目前的精神状况，确实有点让人担忧了。

10

十一月末，宋蕙莲回鹤浦探望父母。她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与家玉的见面时间不得不一改再改。蕙莲在电话中向她抱怨说，她对家乡的观感坏极了。鹤浦这个过去山清水秀的城市，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肮脏的猪圈”，已不适合任何生物居住，害得她根本不能自由呼吸。这些抱怨都是老生常谈，或者也可以说是事实。但这些话从一个“归化”了美国的假洋鬼子口中说出来，还是让家玉感到很不是滋味。尘封已久的“爱国主义”开始沉渣泛起。好像蕙莲批评她自己的家乡，正是为了嘲笑家玉的处境。

为了多少改变一点宋蕙莲对故乡的恶劣印象，为了让蕙莲见识一下鹤浦所谓“高尚生活”的精粹，家玉把与她见面的地点，定在了小瀛洲岛上的芙蓉楼，有意吓她一跳。那是一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涉足的高档会所，是传说中王昌龄送辛渐去洛阳的饯别之所，两年前刚被修葺一新。可是到了约定见面的那天早上，芙蓉楼会所的一位高级主管突然给她打来了电话，在未说明任何缘由的情况下，就蛮横地取消了她的订座。

由于家玉事先向宋蕙莲大肆吹嘘了一下芙蓉楼的西点和带有神秘色彩的服务，临时更改地方不太合适。她给《鹤浦晚报》的徐吉士打了个电话，让他通过守仁的关系想想办法。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徐吉士在电话中对她笑道，“上面来了人。要在芙蓉楼下榻。具体是谁，我不能说。小瀛洲附近的路已经封了。”

“你胡编吧？”家玉知道，这个人嘴里说出的话，没有一句是靠谱的。“我刚刚开车还经过那里，岛上跟往常一样啊，还是游人如织啊。”

“拜托！那些游人，都是化了装的便衣特警。”

吉士建议她更换地点。

他推荐了一个名叫“荼䕷花事”的地方。也是一家私人会馆，也可以吃西餐，花园式的建筑也很有味道。再说了，那里的晚桂花正当季。

“顺便问一句，你到底要请谁吃饭呢，这么隆重？”

“还能是谁？你的老情人呗。”家玉笑道。

在徐吉士的追问下，家玉只得将宋蕙莲回鹤浦探亲的事告诉了他。

“是这样啊？好吧，这顿饭我来请。我一定要见见这个臭娘们。”吉士道，“这婊子当年在电影院打了我一巴掌，害得我在局子里待了半个月。这笔账还没找她算过呢。哎，你先别告诉她我会来。”

放下电话，家玉总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合适。毕竟人家宋蕙莲如今已经是美国人，受美国法律熏陶多年，对于人权、隐私、知情权，都十分敏感，不好胡乱唐突的。她给宋蕙莲打了个电话，为徐吉士的半路杀出提前征求她的意见。

宋蕙莲咯咯地笑了半天，然后道：“干脆，你把端午也叫上，索性一锅烩。还是二十年前的原班人马。”

端午好像怎么也想不起宋蕙莲是谁了。家玉酸溜溜地提到招隐寺的那个炎热的午后，提到她那条暗红花格子短裤，她那雪白的大腿。

“你不用假装当时没动心吧。”

端午笑了笑，说：“再好的皮肤，也经不住二十年的风刀霜剑啊。更何况，她又是在美国！别的不说，食物膨大剂一定没少吃。”

随后，他就去了卫生间，专心致志地刮起胡子来。他今天下午要出去一下，可能要很晚回来。他让家玉向宋蕙莲代致问候。他没说要去哪里，家玉也没有心思问他。端午先用电动剃须刀剃净了下巴，又找来一把简易刀架，抹上须膏，开始仔细地刮着鬓角。他还刷了牙。不到两点就出门去了。

“荼䕷花事”位于丁家巷，紧邻着运河边。原先是南朝宋武帝的一处别院，依山而建。园林、山石和庵堂，如今多已不存，唯有那二十余株高大的桂花树，枝叶婆娑，依稀可以见到当年的流风余韵。

这个会所的主人，是鹤浦画院的一位老画师。这人常年在安徽的齐云山写生，店面就交由他的两个女儿打理。俩姐妹都已过了三十，传说形质清妍，一时钗黛。因始终没有嫁人，引来了众多食客的好奇与猜测。当然，对同性恋的好奇，也是时下流行的小资情调的一部分。

家玉曾经去过两次，可从未见过这对姐妹花。

家玉觉得自己的那辆本田有点寒酸，就特意打了一辆出租车。她赶到那里的时候，比约定时间提前了十分钟。可徐吉士到得比她还早。他的鼻子囔囔的，好像得了重感冒。用他比较夸张的说法来形容，他咳出来的痰，已经把家中洗脸池的漏斗都堵住了。由于鼻子不通，可惜了满院子的桂花香。

天已经黑下来了，风吹到脸上，已经有了些寒意。透过敞开的小天井，可以看见院子里在风中摇晃的灯笼。灯光照亮了一座小石桥。桥下流水溅溅。

两人很自然地聊起了各自的孩子。吉士没问端午为何不来。

若若今年九月如愿以偿，升入了鹤浦实验中学。对于徐吉士来说，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让他感到惊异的是，以若若那样的成绩，竟然进入了奥赛高手云集的重点班。

“恐怕没少给侯局长塞钱吧。”吉士一脸坏笑地看着家玉。

家玉笑而不答。

“送了多少？”吉士说，“就当是为我指点一下迷津嘛！我家的那个讨债鬼，明年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家玉仍然抿着嘴笑。

“要么不送，要么就往死里送。”末了，她含含糊糊地说了这么一句。

吉士张大了的嘴巴，有点合不拢，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两个人正聊着，随着一股浓烈的香水味，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跟在侍者的后面，走进了包房。家玉和吉士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的表情都很惊讶。

宋蕙莲头上戴着一朵大大的绢布花，像是扶桑，又像是木槿。上身穿着一件粉红色、对襟扣的花布褂子，下面则是黑色的紧身连裤袜。脚上是一双绣花布鞋，肩上还斜挎着一只软塌塌的布包。大朵的牡丹花图案分外醒目。

她站在包房的门口，望着两人笑。

庞家玉开始还真有点担心，别是什么人走错了房门，忽然就听得这人讶异道：

“怎么，认不出我来了吗？”

“哟，宋大小姐，”吉士赶紧起身，与她握手，“你怎么把家里的床单给穿出来了？别说，要是在街上碰见你，真的不敢认。”

“不好看吗？”蕙莲歪着脑袋。她的调皮劲儿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了。

“好看好看，”吉士笑道，“你这身花天花地的打扮，虽说让我们中国人看了犯晕，可美国佬喜欢啊，对不对？这要在国外走一圈，还能捎带着传播一下中国的民俗文化。怎么不好看？好看！”

蕙莲像是没听懂吉士话中的讽刺意味，走过去与家玉拥抱。

“秀蓉倒是老样子，还那么年轻。”

她问端午怎么没来，家玉刚要解释，蕙莲的嘴里，猛不丁地冒出了一长串英文，家玉一个没留神，还真没听清楚她在说什么。

蕙莲整个地变了一个人。让人疑心二十年前她就已经发育得很好的身体，到了美国之后，又发育了一次。骨骼更粗大。身材更胖硕。毛孔更明显。像拔去毛的鸡胸脯。原先细腻白嫩的皮肤也已变成了古铜色，大概是晒了太多日光浴的缘故。那张好看的鹅蛋脸，如今竟也变得过于方正，下巴像刀刻的一样。都说吃哪里的东西，就会变成哪里的人，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她的头发被染成了酒红色，额前的刘海像扇窗户。身材和发型的变化，足以模糊掉女人的性别，却无法掩盖她的衰老。

家玉瞅见吉士的眼中，已经有了一丝悲天悯人的同情之光。似乎二十年前的那场恩怨早已冰消雪融。

蕙莲照例给他们带来了礼物，照例让他们当面打开，照例强调，这是“我们美国”的习惯。她送给吉士的是一本刚刚在兰登书屋出版的英文随笔集（吉士学说天津话来打趣：喝！好嘛！一句英文不懂，这不是存心折腾我吗？），外加两枚印有哈佛大学风景照的冰箱贴；给家玉的礼物，除了同样的随笔集之外，是一瓶50ml的Estee lauder。她也没落下端午。给他的礼物是一套四张装的勃拉姆斯交响曲合集。她居然也知道端午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让家玉闷闷地出了半天的神。

她从钱夹中取出一张照片给他们看，告诉他们，谁是她的husband，谁是她的baby。那个黑人是个大高个子，长得有点像曼德拉。她的两个baby也都是黑不溜秋的。随后介绍的是别墅里的大草坪。栗子满地的树林。游泳池边的玫瑰花圃。出于礼貌，家玉强打精神，发出了持续而坚韧的赞叹之声。吉士则在一旁闷闷地抽烟。他对这些东西没什么兴趣。

宋蕙莲很快就说起了她这次回国的观感，说起了她在乡下的父母。

他们种了几亩地的大白菜，其中绝大部分都卖到了城里，剩下没有卖掉的几十颗，就直接扔到田间的草堂里去沤肥。蕙莲问他们，这么好的大白菜，怎么舍得扔掉？干吗不拿回家自己吃？母亲说，毒得很，吃不得的。

“我在Boston的时候，听说你们中国人，一个个都变成了毒人，蚊子叮一口都会立刻中毒身亡。原以为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还差不多。这些年，你们都是怎么活过来的！”

吉士笑道：“你放心，今天晚上我可没点白菜。就算有白菜，也不一定是令尊种的。”

蕙莲又说起他们镇上那座亚洲最大的造纸厂。它的污水不经过处理，直接排入长江的中心：

“一想到我喝的自来水取自长江，就有点不寒而栗。而化工厂的烟霾让整个小镇变成了一个桑拿浴室。五步之外，不辨牛马。”

徐吉士开始了猛烈的咳嗽。他库噜库噜地咳了半天，终于咳出一口痰来，吐在餐巾纸里，并小心翼翼地包好，随手丢在了餐桌上。宋蕙莲嫌恶地皱了皱眉，伸向桌面正要搛菜的手，又缩了回来。

她几乎什么都没吃。

“你说的也许都是事实。”吐出一口痰后，吉士的嗓音陡然清亮了许多，“可中国的环境这么糟糕，客观地说，贵国也有不少责任。”

“这和我们有关系吗？”

“因为你们镇上出产的纸张大部分是销往美国的呀！”

“不知为什么，”蕙莲转过身来对家玉道，“我这次回国，发现如今的情形与二十年前大不一样，似乎人人都对美国怀有偏见。It's stupid.”

“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罪恶，都是美国人一手制造出来的。”吉士仍然笑嘻嘻的，可他似乎完全无视对方的不快。

“日你妈妈！”蕙莲一急，就连家乡的土话都带出来了。不过，她接下来的一段话又是英文，徐吉士的脸上立刻显示出痛苦而迷茫的神色。

“她说什么？”吉士无奈地看着家玉。

家玉瞥了宋蕙莲一眼，又朝吉士眨了眨眼睛，提醒他不要这么咄咄逼人，然后道：

“她说，你简直就是个可怕的毛派分子。”

“没错，我是个毛派。”吉士依然不依不饶，“在中国，凡是有良心的人，都正在变成你说的毛派分子。”

宋蕙莲看来有意要结束这场辩论。她没再理会徐吉士，转而对家玉感慨道：“可惜，今天晚上，端午老师不在。”

她依然称他为老师。不过，在家玉看来，即便端午在场，即便他本能地厌恶毛派，他也未见得会支持蕙莲的立场。

终于，他们很快就谈起了二十年前的那场聚会。本来，他们三个人可以作为谈资的共同回忆，并不太多。

蕙莲说，那场聚会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是个阴谋。两个纯洁而无知的少女去招隐寺，朝拜从上海来的大诗人，“可你们一开始就心怀鬼胎，居心叵测，对不对？”蕙莲笑道。

吉士的脸上也终于浮现出了诡秘而轻浮的笑容。他既未表示赞同，也不去反驳，只是笑。

“你们一开始就存着心思，把我们两人瓜分掉，对不对？在招隐寺，一个下午东游西荡，害得我的腿被虫子咬了好几个大包，不过是为了等待天黑，然后和我们上床，对不对？老实交代！”

宋蕙莲明显地兴奋起来。她甚至娇嗔地捶打着徐吉士的肩膀，逼着他交代那天的作案动机和细节。

二十年前的那个诗社社长仿佛又回来了。

家玉稍稍觉得有点腻烦。一棵树，已经做成了家具，却还要去回忆当初的枝繁叶茂，的确让人有点恍惚和伤感。她的脸一直红到脖子根。不论是刚刚萌动的性意识，还是所谓的爱情，如今都成了饭后的笑谈。她招呼服务员给茶壶续水，忽听得吉士道：

“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那天下午，本来我也只是想大家随便聚聚，谈谈诗歌，聊聊天。我记得，那天还去菜市场杀了一只芦花鸡。可下午在招隐寺游玩的时候，两位表现出来的兴奋明显超出了常态。尤其是蕙莲。在那种气氛下，傻瓜都会想入非非。我和端午在撒尿的时候交换了一下意见。我开玩笑地对他说，如果要从这两位女孩中挑一个留下来过夜，会考虑留下谁。你们知道，端午是个有名的伪君子，他听了我的话，倒没表示反对，可也没说喜欢谁。只是反问了一句：‘这怎么可能？’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事后也没再问过他。按照我的观察，我猜想他恐怕是喜欢秀蓉的。既然如此，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蕙莲带走。君子成人之美，小人反是。如此而已。”

“问题是，我也喜欢端午老师啊……”蕙莲的嘴唇黏在牙床上，下不来了。过了一会儿，又道：“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在电影院要给你一巴掌了吧。”

吉士下意识地摸了摸脸颊，似乎二十年前的疼痛依然未消：“这么说，你和我一样，都是那场聚会上的陪客。不过，我们俩的牺牲，能够成就这么一段美满的婚姻，我挨的那个耳光还算是值得的。来，咱们喝一杯！”

“这些年来，我常常会这样胡思乱想，”蕙莲一口喝掉了杯中的酒，她的目光，渐渐地，就有些虚浮，“要是那天你带走的是秀蓉，留在招隐寺荷塘边小屋的那个人是我，命运会不会有点不同？比如，我会不会去美国？会不会嫁给史蒂芬？后来又嫁给该死的威廉？”

家玉觉得，他们的对话要这样延续下去，就会变得有点秽亵了，便立即打断了蕙莲的话，对吉士道：

“我倒是关心另一件事。端午那天晚上不辞而别，返回了上海。我想知道，究竟是你预先给他买好的火车票呢，还是他临时决定要走，去车站买的票？”

尽管她的话说得像绕口令一样，吉士还是马上意识到它的不同寻常。他定了定神，认真地想了一会儿，道：“这个，我还真的记不清了。”

“我要声明一下，我不觉得自己是那个晚上唯一的受益者。”家玉板着脸道，“相反，若说是受害者，倒还差不多。”

“喝酒喝酒……”吉士忙道。

“你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蕙莲斜眯着眼，望着她笑，“当时，端午给我往记事本上写地址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我就喜欢上了那双手。”

“你看，越说越不像话了吧？”吉士对蕙莲道，“你也别端午长、端午短的，我们俩之间的事还没了结呢！你平白无故地打了我一巴掌，这事怎么弄？”

“今天就了结，OK？”蕙莲讪讪地笑道，“等会儿吃完了饭，我就跟你走，找个地方，把那笔账销了，阿好？”

吉士尴尬地笑了一下，没有接话。

结完账，他们三个人来到会所的院门外，等候出租车。

蕙莲看样子真的打算跟吉士走。她问吉士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活动，吉士就把脸一板，说他接下来约了几个老朋友，都是赌棍，去“呼啸山庄”打牌。

“不过，你就别去了。远得很。”

家玉想上厕所，就与他们匆匆道了别。

一个侍者领着她，朝院子的西侧走去。她仍然听见蕙莲在门口对吉士感慨道：

“可惜端午今天没有见上。”

其实，端午今天晚上一直都在这儿。

这可不是什么第六感觉。也不是源于他下午刮胡子时，家玉心底深处陡然掠过的一道充满疑问的死水微澜。她穿过一个被LED灯管衬得绿莹莹的走廊，就在覆盖着迎春花枝的小石桥边，看见了端午。

一个身穿鼠灰色运动装的女孩，似乎正拉着丈夫的手，对着桥边的一扇月亮拱门指指点点。她看上去最多也就二十出头。她的头也似乎靠在端午的肩上。而且，一看就是喝了太多的酒。

当然，端午很快也看见了家玉。他像个白痴一样眨巴着眼睛，表情极其复杂，有些不知所措。

家玉一声不响地走到他身边，冷静地扇了他一巴掌，扭头就走。

给她带路的侍者，僵在了那里。

其实，打完这一巴掌之后，家玉本来还是可以从容地去上厕所的。当家玉想到这一层的时候，她已经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了。

她被那泡尿憋得难受。

11

若若在客厅的餐桌上做作业。奇怪，他没有看电视。没有玩游戏机。没有开电脑。没有逗鹦鹉。他确实在做作业。耳朵里还塞着白色的耳机，那是她的苹果iPod。他正在摇头晃脑地做习题，桌子上铺满了来源不一、种类繁多的试卷。

“老妈，期中考试的成绩出来了。”若若一看到她进门，就对她道。

家玉懒得搭理他，把脸一沉，怒道：“怎么跟你说的？跟你说过一千遍了，做作业的时候不允许听耳机！”随后，一头扎进了厕所。

坐在马桶上，家玉忽然就觉得儿子刚才的话，有点不一般。她想起来，昨天儿子放学回家，一进门就喜滋滋地对她说过同样的话，她没有理他。她已经早就习惯了每次考试儿子都排名末尾的事实。每次的考试成绩，若若总是藏着掖着，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说出口的。既然这一次他主动提起了期中考试的成绩，难道说……

家玉心头一紧，赶紧从厕所奔了出来，坐在儿子的对面，亲热地捋了一下他的小脑袋：“怎么样，成绩出来啦？数学考了多少分？”

“考砸了，”儿子道，“最后一道大题，我少写了两个步骤，被扣掉了6分。”

“少废话！我问你数学到底考了多少分？”

“还可以吧。”儿子的脸上显露出对自己很不满的样子，并随手把试卷递给了她。

竟然是107。

总共120分的题目，儿子考了107。

她自己是工科出身，可儿子的数学题，她现在连看懂都有问题。可若若竟然考了107。

家玉的眼泪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继而竟然是无声的啜泣。儿子来到她的身边，用他的小手拍着她的肩，又道：“其实也没什么啦，这次数学容易。大家都考得好。这个分数，在班上也不算是很高啦。”

“那你这个成绩，在全班能排第几啊？”

“第九。不算很靠前。”

“宝啊！”家玉猛吸了一口气，狂叫一声，一把将儿子搂在了怀里，仿佛今天晚上所有的不快都烟消云散了。她把儿子搂在怀里揉搓了半天，开始问他其他各科的成绩。语文。英语。历史。地理和生物。然后丢开他，抓过一支铅笔，在试卷的反面将那些数字加在一起，来估算儿子在整个年级的总排名。她处在一种兴奋的失神状态，一连算了三次，每次得出的结果都不一样。

儿子当然知道她在做什么，就善意地提醒她说，其实根本用不着算，因为全年级的总排名，昨天下午就已经公布了。在全年级十七个班，总共七百多名学生中，若若排在第八十三位。

庞家玉立刻丢开儿子，跑进了卧室，给“戴思齐的老娘”胡依薇打了一个电话，兴冲冲地将儿子的期中考试成绩和年级排名告诉了对方。

“那就恭喜你了！”戴思齐的老娘仿佛突然失去了理智，竟然在电话中很不礼貌地大叫起来，并颇为恼怒地立刻挂断了电话。

这一切，都在家玉的预料之中。胡依薇的反应正是家玉所期望的。

“戴思齐能排到多少名？”回到客厅里，她又问儿子。

“惨透了！”儿子道，“具体多少名，我不晓得。反正在二百名之外。胡阿姨发了飙，就拿毛衣针扎她的脸。”

听儿子这么说，庞家玉的嘴角渐渐地就浮现出一丝冷笑。

戴思齐他们家与庞家玉同住一个小区。在鹤浦实验小学，若若和戴思齐也在同一个班。每次开家长会，胡依薇对家玉不理不睬，态度十分倨傲。尽管胡依薇自己不过是一个连工资都快要发不出来的电镀厂的普通女工，一双手伸出来，十个指头都是黑的；可她仍然觉得自己和家玉不属于同一个档次。戴思齐长得很漂亮，活泼可爱，与若若倒是十分要好。家玉也很喜欢那孩子。

有一次，家长会结束后，庞家玉半开玩笑地对胡依薇说：“不如让你们家闺女给我们家儿子当媳妇好了。”没想到，这句极平常的玩笑话，让电镀厂女工勃然变色。当着那么多家长的面，她厉声质问家玉，“脑子里那些龌龊下流的念头是从哪里来的”，弄得家玉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只得灰头土脸地向她道歉了事。

四个月前，小升初考试时，戴思齐顺利考取了鹤浦实验中学的“龙班”，而按若若的成绩，不要说龙班，就连虎班和牛班都进不去，大概只能进入排在末尾的鼠班了。母女俩平常跟女儿提起若若，暗地里就称他为“鼠辈”。庞家玉一怒之下，将自己发过一千遍的毒誓抛在了脑后，找到了市教育局的侯局长。在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若若被悄悄地“调剂”到了龙班，顶替了一个举家移民澳大利亚的学生所留下的位置。

每次在小区或校园里遇见胡依薇，家玉仍然抬不起头来。一看到她，家玉心里就会无端地一阵阵发紧。每次见面，胡依薇总要冷冷地瞥上她一眼。她的目光就像流氓的手，总在无声地剥她的衣服。它仿佛在暗示家玉：她与侯局长私下达成的肮脏交易，不仅仅涉及到金钱。她甚至给《鹤浦晚报》写了一封匿名信，指名道姓地指责家玉向“教育局某领导”无耻地奉献身体。

当然，这封信被徐吉士及时截获并予以焚毁，从而避免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若若虽然进入了龙班，可胡依薇在私下里张罗成立的“龙班家长联谊会”根本不让家玉参加。因为她的儿子“是靠不正当的关系进来的”，“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他们在周末或者节假日悄悄地组织各类补习班，也从不通知若若，据说是为了“维护龙班的纯洁性”。

而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所有的耻辱都得到了洗刷。她有一种大仇已报的酣畅之感。奇怪的是，家玉觉得这种喜悦并非来自于她的心灵，而是直接源于她的身体。就像台风在太平洋上生成，瞬间就卷起了漫天的风暴；就像快感在体内秘密地积聚，正在堆出一个让她眩晕的峰巅。她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可以用梦寐以求的口吻，第一次对儿子这样说：

“宝啊，知道用功是好的，可也不能一天到晚都做习题啊！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该玩的时候还是要玩的嘛！宝啊，今天是周末呀！你可以看看电视啦，玩玩游戏啦，听听音乐啦，都是可以的呀……”

儿子刚把那白色的苹果耳机塞入耳中，家玉就凑过去取下一只，放在自己的耳边听了听，说：“噢，原来是在听列侬啊！”

那是一首甲壳虫乐队的《黄色潜水艇》。儿子竟然已经开始听披头士了。看来他的艺术品位也不低啊。

“你觉得戴思齐有那么漂亮吗？”她忽然问道。

“你说呢？”儿子一脸坏笑地望着她。

“要我说，也就是个一般人吧！而且小时候好看，长大了一定会变丑的。你看看她老娘那张冬瓜脸就知道了。”

端午还没有回来。

即使她当着他小情人的面给了他一巴掌，他还是没有马上回家的意思！妈的！那里的灯光太晦暗了，她有点吃不准，他们是否真的拉着手？她的头是否真的靠在丈夫的肩上？就算他们俩真的有一腿，那又如何？按照婚后的“君子协定”，那也是人家的权利。何况这个权利，她自己早就用过了，而且不止一次。

从道理上说，她觉得刚才的那一巴掌打得有点莫名其妙。

她不知道端午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天快亮的时候，鹦鹉的叫声将她惊醒了。她起来解手，看见端午蜷缩在客厅鱼缸下的沙发上。

她抱来一床薄被，替他盖上。

端午并没有睡着。在灰蒙蒙的晨曦中，她看见他的眼珠子骨碌碌地转动着，朝她笑了一笑。他说，那个女孩名叫绿珠，也喜欢写诗，是陈守仁的亲戚。昨天下午，她约他去“荼䕷花事”赏桂花。他们之间没什么。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最重要的是，在昨天下午的聚会上，并不只有他们两个人。还有一个何轶雯，是民间环保组织“大自然基金会”的负责人。

“也是个女的吧？”庞家玉鼻子里哼哼了一下，冷笑道。

“怎么样？你现在放心了吧？”端午猛地从沙发上坐起来望着她。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愿意怎么搞，那是你的事。再说，就算你什么事也没做，也并不表明你不想做啊。”

“这个何轶雯，想透过绿珠的关系，劝说守仁给她们组织投钱。绿珠呢，也想跟她一起做环保。这对改善她的抑郁状况会有好处。”

“呦，你还懂得治疗抑郁症啊！越发地出息了，嗯？你老婆也有严重的抑郁症，什么时候你给我也治治？”

端午嘿嘿地笑了两声，去抓她的手。

可家玉用力地甩开了他。

12

第二天早上九点，家玉去演军巷与唐燕升见面。

这条幽深的巷子，从宋代开始就是屯兵之所。家玉熟悉那里的一门一楼，一草一木；熟悉那里的乌檐青瓦，夹径浓荫；熟悉木拖在青石路面上敲出的跫跫之声。她喜欢那里的岑寂与黝黯。以前，每次走进这座薄暗之巷，总能让她的心一下子静下来。后来，她不得不强迫自己忘掉它。

十多年前，家玉和唐燕升布置结婚用的新房，正赶上春夏之交的雨季。仿佛一切都长了霉。长日陪伴着她的，是燕升请来的两个木匠。他们给她打了一张雕花婚床。家玉成天躺在竹椅上看书。通常，她看不了几页，就在樟木屑和刨花的香气中沉沉睡去了。每到中午，木屑味中混入了邻居做菜的醉人的香味，她也觉得很安逸。看着满街的烟雨洴濛，看着青石板上乱溅的水珠，看着风摇墙草，雨绿老苔，她忽然觉得，在这个有点残破的老巷中，打发掉或长或短的一生，其实也挺好。

她拼命地克制着去上海的冲动。强迫自己不去想端午。忘掉招隐寺的池塘、莲花和月亮。怎么着都是一辈子。她不过是一个从外乡来的没人要的女孩子，就该过平常人的日子。

下了十多天的雨终于停了。天刚刚放晴，燕升就带着家玉去华联百货商店挑选戒指。她和唐燕升的婚期，定在了一个月后的“五一”劳动节。在二楼的周大福金店，她从墙上的一面方形的镜子中看见了端午，就像看见了鬼。她回过身去，那人影子一晃，就不见了。自动扶梯的拐角处空空荡荡。

燕升把金店的戒指让她试了个遍，可家玉都说不合适。

燕升有的是耐心。他要带她去大市街的晨光购物中心，去“周生生”看看。家玉忽然就痛苦地按住了自己的胸部，蹲在了地上。她十分及时地犯了“心绞痛”。唐燕升开着警车，响着警笛，风驰电掣地送她去医院。

在去医院的途中，她的心绞痛当然不治而愈。

第二天，她留下片言只字后，收拾自己的行李，悄然离去。

奇怪的是，燕升竟然也没再去找她。

三年后的清明节，她抱着她与端午刚满周岁的儿子，去鹤林寺看桃花，冷不防遇见他从一辆警车上下来。燕升大大方方地走过来与她搭讪，有一种对命运开出的价码照单全收的阔绰。倒是家玉心里七上八下，急急忙忙就要往人堆里藏。为了燕升刚刚说过的那句话，她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

他说：“事到如今，就是想做兄妹，怕也是不行了吧？”

她为燕升打过一次胎。

家玉把车停在了演军巷外的马路边，一个人朝巷子里边走。这条巷子正在被改造成“民俗风情一条街”。原先的灰砖楼刷上了油漆和涂料。深红，翠蓝或粉白。每个店铺的门前高高低低地挑出一对红灯笼，一眼望去，有一种触目刺心的俗艳。店铺里销售的茶叶、蜡染布、绣花鞋、首饰、古董和丝绸，无一是当地的土产。

现在是早上，街面上还没什么游人。倒是公共厕所还在原先的位置，还像原来一般破旧，气味难闻。福建会馆高大的门墙下，有个老人抱着一根拐杖坐在路槛上打瞌睡。旁边趴着一条大黄狗。老人一动不动地看着她从眼前走过，眼神十分晦涩。

走在这条已多少有点让她陌生的街道上，家玉觉得自己心里有点什么东西，已经死掉了。不过，这样也好。没有什么枝枝丫丫牵动着她的情愫，搅动着她的记忆。至少不用担心，会在这条白晃晃的长街上，遇见过去的自己。

燕升家隔壁的杂货铺，如今已变成一家酒行。院子的门虚掩着。窄窄的天井里，有一个扎着蝴蝶结的女孩子，看上去七八岁，手里拿着一枚毽子，疑惑地望着她。女孩的身边还站着一个俊秀的女人，三十出头，嘴里咬着一根绿头绳，正在阳光下梳头。她一看见家玉，就扭头朝屋里喊：

“燕升，有人找。”

女人麻利地将头发扎起，然后笑着招呼家玉进门。家玉听见屋子里传来了马桶冲水的声响。

她记得这个小院内原先还住着一户人家，是个磨豆腐的。燕升说，那个磨豆腐的老张，前年得癌症死了。他从老张儿子的手里，把整个小院都买了下来。几个小房间打通了之后，又在东西两面各开了一扇窗户。甚至就连屋顶上那片玻璃明瓦，也换成了塑钢的天窗。屋子倒是豁亮了许多，却没有了当年的幽暗与暧昧。

他们在窗边围着一张四仙桌坐了下来。

西风刮出一片蓝天。阳光也是静静的。

“那个占你房子的女的，名叫李春霞。”燕升手里夹着一支香烟，对她说，“她是第一人民医院特需病房的护理部主任。”

原来是个医生。

家玉与她见面时，春霞就莫测高深地暗示自己，她的身上有一种死亡的味道。

原来如此。

“这种人最难弄。关系盘根错节。”燕升道，“市里的大小领导，包括有钱人，都在她手上看病。明摆着不是一般人。”

燕升媳妇已经替他们沏好了一壶铁观音。随后，又拿过一只文旦来剥。她用水果刀在文旦上划了几个口子，咬着牙将文旦皮往下撕，却不小心弄坏了指甲。燕升心疼地将她的手抓过来，在阳光下瞅了瞅，轻轻地笑道：“你也就这么点本事。”

女人也望着他笑。夫妇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亲昵。

“我那房子，就叫她一直这么占下去？”家玉问道。声音有点发干，也有点生硬。

“不是这话。”燕升宽慰她说，“你先别急。我们得慢慢商量出一个法子来。你喝茶。”

他们喝着茶，说了一会儿闲话。家玉偷偷地朝燕升瞟了两眼，发现他两边的鬓角也出现了斑斑白发。脸上的毛孔，在阳光下更显粗大，脸颊上多了些褐斑。人却比过去沉稳了许多。没多久，女人就带着孩子出去了。她们要去市少年宫。学钢琴。

燕升打趣道：“自从中国出了个郎朗，所有的警察，似乎都对孩子的前途想入非非。”

女人笑了两声，转过身来，对家玉道：“中午就在我家吃饭，阿好？”

她的话，和她的人一样，很干净。自己与燕升过去的关系，看样子她是知道的。家玉只是拿不准，燕升会如何向她讲述从前的那段经历。看着她搂着孩子穿过天井往门外走，不知为什么，家玉的心里忽然就有了一种奇怪的羞愧之感。

因为昨天晚上，她做过一个梦。

她梦见自己刚踏进这个小院，唐燕升就把她拦腰抱住了。一副冰冷的手铐将她铐在了床架上，双手提着她的两条腿，向她的最深处撞击。像打夯，又像舂米。她拼命地挣扎，燕升嬉皮笑脸地对她说：在谈正经事之前，他先要复习一下以前的功课。家玉想了想，也就忍耻含垢，由他摆布。可他“复习”起来就没完没了，就像记忆中的那场绵绵春雨。

这是一个疯狂的时代，她的梦也是疯狂的。

可眼下的唐燕升，不管真假，脸上的表情倒是十分的庄重。他说：“干我们刑警这一行的，说到底就是个收尸队。做的都是马后炮的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

家玉点点头。其实她根本就没听懂他的话。她用指甲掐下一小块文旦皮，在指间轻轻地搓成一个小球。眼看着这个金黄色的小球，在汗渍的作用下慢慢变成深黑色。燕升比先前还是苍老了许多，眉宇间的那么一点英武之气，也早已褪尽。

“我们的工作，怎么说呢？打个比方，好比你身上长了一个疮。皮肤下结了一个小硬块，又疼又痒，可你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阿是的？你要疮好起来，只有忍耐。等到它化了脓，有了脓头，你将脓头一拔，将脓水挤干净，敷上点药就可以了。我的意思是说，在毒没有发出来之前，我们刑警也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李春霞占了你的房子，可她手里也有中介公司的正式合同，也就是说，在法院的判决出来之前，她的行为基本合法。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破门而入，替你轰人。如果你们两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接触，只能走法院程序。如果要刑警队介入，就必须闹出点动静来。你懂我的意思吗？说句不好听的话，假如你们两家真的打起来了，出现了人员的死伤，那不用你说，我们也会即刻出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你是说，让我带人打上门去吗？”家玉道。

“不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燕升说，“如果你想立马解决问题，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听上去，燕升的这个“脓疮理论”与婆婆的“焊门方案”相比，也没多少本质的区别。不过此刻真正让她感到心悸的，倒不是什么皮肤下的硬块，而是在她心里悄悄生出的怅惘。燕升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嗅不到一点过去的味道。就连他脸上常见的那种嬉皮笑脸的神情，也早已绝迹。

燕升告诉她，指望刑警大队很快就抓到颐居公司的老板，是很不现实的。不过，实在抓不到人，法院拖个一年半载，说不定也会开庭。那样的话，得有逆来顺受的耐心。末了，他问家玉：

“顺便问一句，你认识一些黑道上的人吗？”

“不认得。”家玉的心猛地跳了两跳，笑道，“我怎么会认识那些人？”

“街上的地痞流氓、劳改释放犯、街区的小混混之类的人呢？”

家玉本来想说：“那就只有你了！”可她吃不准这样的玩笑，会不会惹得对方突然翻脸（毕竟他们已经有好多年没见面了），就硬是把它憋了回去。

“不认识也没关系。”燕升想了想，又道，“下个星期天，我就来替你摆平这件事。你找几个亲戚朋友，人越多越好，最好找些青壮年。你让他们一律穿上黑西装，戴上墨镜，先骗得李春霞开了门，然后这伙人不由分说就往里冲。进了屋之后，也别和他们搭腔。尽量避免发生肢体冲突，我说的是尽量。就算是动起手来，也不要把人伤了。然后，你立即给我打电话。那天早晨，我会带人在唐宁湾附近巡逻，保证在五分钟之内赶到。接下来的事情，你就别管了，由我们来处理。”

“你们会怎么处理？”

“嗨！无非是调解吧。”唐燕升道。

“要是调解不成功怎么办？”

“那是不可能的。”燕升笑道，“你们这么多人，往那儿一摆，胆小的早就吓得尿裤子了，按我的经验，他们也乐意让我们调解。到时候，他们也许会提出赔偿要求，这一点，你预先要有一点心理准备。照我看，如果他们的胃口不太大的话，你们讨价还价之后，给点小钱，事情也就算了结了，阿好啊？”

家玉不由得一阵苦笑，喃喃道：“那就先这么试试吧。不过，你让我到哪儿去找这么些穿黑西装的人啊？”

她起身向燕升告辞，燕升也没留她吃午饭。他的眉头紧锁着，没什么话。两人出了院门，来到了巷子里。

街面上风呼啦啦地吹着灯笼。家玉忽然心头一动，差点流下眼泪。

她想起当年不辞而别的那个午后，也是个刮大风的日子。她一个人在这条深巷里走走停停。一个三轮车夫见她提着包，就一路跟着她。她心里盘算着一个念头，希望在街上遇见下班回家的唐燕升，用他强有力的胳膊让她回心转意。她明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天燕升因为凌晨的一个电话，到句容抓案子去了。

燕升似乎没有觉察到家玉的情绪变化。两人并排往前走了一段，燕升忽然长叹了一声，对她说，他真的不想再穿这身狗屁警服了！那不是人干的事。作孽。好像有什么难言的苦衷。家玉没问，他也就没有往下说。

燕升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在郊外的“锦绣江南”买一个复式的公寓房，也体会一下住别墅的感觉。因为孩子上学的原因，因为攒钱的速度老也赶不上房价，目前还只是想想而已。他的另一个计划是，等他辞了职，就把这所小院的一部分，改建成一个有品位的咖啡馆，让自己静下来，彻底“放飞”一下心情。他打算在院子里搭个葡萄架。每天躺在浓荫下，喝喝茶，读读于丹或易中天，听听理查·克莱德曼……

他还说，世上的路千条万条，可是没有一条是可以回头的。这话明显是说给她听的。家玉没有吱声。

到了巷子口，两个人默然告别。燕升忽然摸了一下她的头。

像个真正的兄长，笑了一下。

13

不到九点半，若若就做完家庭作业，早早地上床睡了。鹦鹉的脚上拴着一条软软的细铁链，在床头柜的铁架上单腿站立。若若的脑袋边，还有一个肥皂盒大小的荞麦皮枕头，一床小花被。那是儿子专门给鹦鹉准备的床铺。

可家玉从未见过佐助在它的床上睡过觉。

端午在客厅里听音乐。由于儿子已经熟睡，他把音量调大了一些。沙发边亮着一盏花瓶状的小台灯，有一圈靛蓝色的光晕。小提琴的声音婉转而柔美，像丝绸泛出的明丽的光泽，似有若无。这是难得的静谧时光。

家玉在书房里重读《堂吉诃德》，不时发出吃吃的笑声。

书桌的四个抽屉都细细地查过了，没有发现端午与绿珠通信的任何证据。她不愿意偷偷地翻看端午的日记。她有着自己的道德底线。日式的玻璃书柜中，倒是有一摞信件，稍一翻检，竟有二三十封之多，全都是元庆从精神病院寄来的。倒也是。这年头，除了精神病人之外，谁还会写信呢？

家玉随手从这摞信件中抽出一封，取出信胆，凑在桌前的台灯底下，一连看了好几遍，心中不觉暗暗称奇。这不是什么普通信件，而是她的大伯子在神志不清的状况下随手写下的警句格言，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在一张宣纸上。

我们不过是纸剪的人偶。虽生之日，犹死之时。

如果一个人无法改变自己受到奴役这一事实，就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去美化它。

女人可以一生纯洁。可一旦红杏出墙，通常不会只有一次。

花家舍的小岛，将来可考虑建一个书院。

浊其源而欲清其流，可得乎？

腐其根而欲繁其枝，可得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应当提请公安部门注意，张有德一直在试图谋杀我。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家玉的眼睛死死地盯在元庆“女人可以一生纯洁”那行字上。她的心像是被人用锥子扎了一下。她想起当年在川西的莲禺，一个掉光了牙齿的喇嘛，对她说过的那番深奥的话：

有些事，你一辈子总也忘不掉。凡是让你揪心的事，在你身上，都会发生两次。或两次以上。

小提琴的声音从隔壁的客厅里幽幽地传过来，缠绵中透出一份伤感。她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曲子。尽管她很不喜欢小提琴，可听着听着，竟不知不觉地跟着它，渐渐地就出了神。旋律所表现的，似乎正是暮春时节的旷野。或者说，如嫠妇泣诉般的音乐声，把她带进了一片人迹罕至的旷野……

原来世上还真有这么好听的东西。

可惜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小提琴胆怯的声音，总是会被粗暴的大提琴蛮横地打断。就像春天的原野上突然刮起了一阵罡风。鱼缸里的红箭和虎皮，大概也受到了乐声的感染，不时跃出水面，拨弄出清晰的甩尾声。

啵！

啵啵！

在音乐声中，她仿佛坐在一个深宅大院中。阴暗的房中燃着的一枝香，烟迹袅袅上升，杳杳如梦。屋外却是一片灿烂的金黄，俨然就是花家舍岛上的那片晚春的油菜花地。

多年以前，她作为元庆的法律顾问，去跟合伙人张有德谈判。午后没事，一个人在岛上瞎逛。倒塌的砖房露出了黑色的椽子，倒是给那座迷人的小岛增添了一份凌厉。听端午说，他外婆在出嫁途中遇到了土匪，曾被劫掠到那里，不知真假。那天下午，她在断墙残垣中徘徊了三个小时。艳阳。东风。湖水扬波。万籁俱寂。

她想抽个时间去一趟精神病院，看看元庆。

“刚才，你听的是什么东西？”家玉端着茶杯出来续水，对端午道。她眼泪汪汪的，不时吸一下鼻子。“是贝多芬，还是莫扎特啊？”

“都不是。”端午有些吃惊地望着她，似乎对她的流泪很不理解。“是个俄国人，叫鲍罗丁。”

家玉“唔”了一声，说：“好听。”

端午告诉她，这人是俄罗斯亲王的私生子，五人强力集团的成员之一。一谈起音乐，端午总是免不了要卖弄一番。实际上，鲍罗丁只是个医生。往往在生病的时候，才会作曲消遣。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粉丝们总是一心盼着他生病。

“再听点别的。”家玉续完水，径自走到丈夫的身边，坐了下来。

“你想听谁的作品？”看见妻子第一次主动坐在他身边，一起欣赏音乐，端午看上去多少有些激动。

“是不是有个音乐家，名字叫什么克莱德……”

“你是说，理查·克莱德曼？”

“对对，就是这个人。”

“哦，垃圾！”端午厌恶地皱了皱眉，用无可置疑的口吻宣布道。

“不如还听那个俄国人好了。”

端午耐心地对她解释说，鲍罗丁只有这首《第二弦乐四重奏》比较入耳。其余的，比如《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我这儿的版本有点旧。EMI公司五十年代初的录音，六十年代转录的时候，静电声比较大。你会不会觉得吵？”

“那就把刚才那首曲子再放一遍吧。”家玉道。

“你怎么无端就喜欢起鲍罗丁来？”端午笑道，“其实这个人的东西，只是比较可口而已，谈不上什么境界。”

“少啰嗦！”家玉囔着鼻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