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一天，梅城县县长谭功达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通往普济水库的煤屑公路上。道路的左侧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岸边长着茂密的苇丛和菖蒲，成群的鹭鸶掠水而飞；在公路的右侧，大片的麦田和棉花地像织锦一样铺向远处的地平线。一畦畦的芜菁、蚕豆和紫云英点缀其间，开着白色、紫色和幽蓝色的花。

谭功达神情阴郁，心事重重。他的膝盖上摊着一张破烂不堪的地图，那是一张手绘的梅城县行政区域规划图。他不时地用一支红铅笔在地图上圈圈点点。地图下面，秘书姚佩佩的小腿随着汽车的颠簸，有节奏地磕碰着他的神经。他不由得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姚佩佩穿着一身咔叽布列宁装，原先的蓝色布料早已褪了色。她梳着羊角辫，长长的脖子上有一条深红色的围巾，正和坐在前排的副县长白庭禹说着什么。她吃吃地笑着，柔软的腰肢扭来扭去，还不时朝窗外指指点点。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仙鹤？它们往哪里飞？”姚佩佩问道。

“傻孩子，那可不是什么仙鹤！那是鹭鸶和江鸥。”白庭禹纠正道。

“那是什么？怎么还在动？”姚佩佩趴在白庭禹的肩头，伸手朝远处指了指。

“噢，那是长江中的帆船。船身让高高的江堤挡住了，你只能看见帆尖在走。”

“快看，花！哇，这么多的野花……太美了！天蓝得就像要滴下染料来……简直，简直就像世外桃源……”姚佩佩不住地赞叹道。

“怎么样？这一趟没白跑吧？昨天通知你下乡，你还不愿意呢！”白庭禹得意地转过身来，笑了笑。

“要照我说，风景虽好，毕竟美中不足。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谭功达若有所思，插话道。

“您快说，还缺什么？”姚佩佩眨巴着她那漂亮的大眼睛，认真地看着县长。

“比如说，烟囱……”

“烟囱？”

“对，烟囱。”谭功达叹了一口气，道，“车开出梅城之后，我就没看到一个烟囱。这说明，我们县，还很落后！我去年参观苏联的集体农庄，那儿到处都是烟囱和高压输电线，真是壮观……”

谭功达这一说，白庭禹和姚佩佩也都没有了刚才的兴致。佩佩的脸色也变得阴郁起来。除了单调的引擎声之外，吉普车内忽然变得一片沉寂。怎么搞的？他们一路上欢声笑语，怎么我一插话，他们全都不吭气了？谭功达只得将目光重新移向那张被他的铅笔戳得千疮百孔的地图。

这一看，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原来，在地图边沿的空白处，他用红铅笔写下了这样几个算术等式：

44-19=25

44-23=21

21-19=2

这几个等式，是刚才他在不知不觉中写下的。可为什么要写这些等式？每一个数字又表示什么意思呢？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他一动不动地盯着这几个数字，仿佛不是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写下的，而是另外一个人希望通过这几个数字给他什么重要的启示。他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他盯着这组数字看了半天，眼前忽然猛地一亮，微微红了脸，自己笑了起来。荒唐！我这脑子，想到哪儿去了？他摇摇头，不禁回头瞥了佩佩一眼。车厢内有一股好闻的汽油味，当然，谭功达也不难从中嗅到姚秘书身上雪花膏静静的香气。这时，他看见姚佩佩用手扳了扳白庭禹的肩膀，问了这样一句话：

“入、入……入什么呀？”

顺着姚秘书手指的方向，谭功达看见窗外不远处一户农舍的墙上，贴着这样一幅标语：

现在不入，更待何时？

白庭禹正要回答，谭功达早已很不耐烦地抢在前面，瓮声瓮气地答道：“还能入什么呀？当然是高级社喽。”

县长的语调颇有几分愠怒的火气。姚佩佩吓得吐了吐舌头，立刻不吱声了。接下来出现的一幅标语印证了县长的判断。它贴在一户农家猪圈的门上：

单干可耻，入社光荣。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还有一幅标语，用白石灰刷在一排行将坍塌的土墙上，读起来多少有一点令人费解：

农民有了钱，不去修犁头，却去买留声机，就会资产阶级化。

“佩佩，你知道这个标语是谁的话吗？”白庭禹笑道。

“是毛主席？”

“不，是斯大林同志。”

噢，原来是斯大林。我还以为是毛主席呢！看来，只要一天不学习，思想就会生锈，就会落后于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谭功达将那张地图折叠起来，这才发现，原来一直在磕碰他小腿肚子的并不是姚秘书的腿，而是当年他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一只公文包。他小心地将地图放入公文包，然后嘟囔了一句：

“车到哪儿了？”

“前面不远，就到普济。”白庭禹道，“要不要停一下，回家看看？”

白庭禹这一说，司机小王就知趣地放慢了车速。

“我看就不必了吧。”谭功达身体倚在靠背上，闭上了眼睛，“水库那边，事情闹得正急，我们还是加紧赶路吧。”

听他这么一说，姚佩佩就侧过身来，笑嘻嘻地抓过谭县长的一只胳膊，摇了摇，嗲声嗲气地说：“县长不回家倒也罢了，走了这么远的路，水也不曾喝一口，人家的肚子早就饿得直泛酸水了……”

这个姚佩佩，平常在县里做事，倒是细致周到、样样在行，只是说起话来莺莺燕燕、娇娇滴滴，还常喜欢在人身上拉拉扯扯、推推搡搡，即便是对一县之长的谭功达也是如此，弄得他一腔浩然正气找不到个地方发泄。他曾多次严加训斥，可惜这傻孩子不仅毫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常常弄得他哭笑不得。要是提拔她当个科长什么的，倒也合适。佩佩呀佩佩，只是你那一嘴吴侬软语，一身千娇百媚，自己还像个孩子似的，如何去约束下属？

“我看这样吧，”白庭禹接话道，“谭县长要学大禹治水，过家门而不入，可我们的肚子也实在饿得不行了。一路上尽嚼些压缩饼干，就像啃了黄沙煤屑一般。不如就在普济的烈士陵园那儿停一下，一来算是祭拜了先烈，二来也好找个地方吃口饭。”

“要说这辆破车，不停也不行了。一路上老熄火，气缸烧得直冒白烟。”司机小王一边附和，一边通过反光镜察看谭功达的脸色。他见县长未表示反对，就开始减速刹车。

吉普车停稳之后，小王从车上抄起一只铅桶，到路旁的沟渠里打水去了。白庭禹和姚佩佩也早已跳下车来。姚秘书一手揉着她那细细的腰肢，在马路边蹲了下来，看了看路边那一丛幽蓝色的花朵，随手摘下一朵，一边嗅着，一边走到白庭禹跟前，问他道：“这是什么花？这么漂亮！”

“嗨！你看你，又在作孽！”白庭禹笑道，“这可不是什么野花，这是蚕豆！”

等到谭功达从车上下来，三个人就一同穿过马路，朝对面的一间店铺走去。即便马路上没有过往的车辆，姚秘书还是用她那柔软的小手带住了谭功达的胳膊，惟恐他被车撞着。谭功达呼吸着山野里清新的空气和她身上令人沉醉的芳香，心里默念着她的名字。等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普济水库大坝建成发电，就给她安排个去处让她独当一面。团县委早已人满为患……妇联呢？那里倒是有一个副主任的位置空着，不过赵副县长几天前向自己推荐了县广播站的小朱。不如去县文工团！她肚子里倒也有些墨水，平时又爱唱唱跳跳，没准儿正合适。不过，白小娴也在文工团……一想起白小娴，县长不由得脸红气喘，心里一下子就乱了。

这样想着，他已随着白、姚二人走到了这家店铺的门口。

门外的路槛边坐着一老一少两个卖唱的。老人是个瞎子，坐在一张竹凳上，拉着胡琴，嘴里胡乱地唱着普济一带流行的旧戏文。那女孩挨着他坐在地上，乌黑的大眼睛怯怯地打量着眼前的这几个陌生人。脚边搁着一只破铁罐，内有硬币数枚。店内光线阴暗，一张四仙桌靠墙放着，板凳上一个白发老者，正伏在桌上酣睡。桌上放着一溜盛满茶水的玻璃杯，几只蜜蜂不知在什么地方嗡嗡地叫着。白庭禹推了那老头好几下，才把他唤醒。

“老伯，你这里有什么吃的？弄点出来充饥，吃完了我们还要赶路。”

老人懒懒地睁开眼，瞅了瞅眼前的这几个人，道：“我这里只卖茶水，不卖吃的。”说完仍旧伏下要睡。

“那就给我们下几碗面条也行，我们多付你钱。”姚佩佩说。

没想到她一提起面条，老头忽然来了气，抓过桌上的一块抹布，擦了擦眼屎，冲着姚佩佩怒道：“面条？呸！面条！姑娘，你是哪路神仙光降，这时候还想吃面条？你去外面看看，树上的树皮恨不得都叫人剥下来吃光了，你倒还要吃面条？这都是合作化闹的，还他娘的要修水库！麦子长在地里，还没抽穗呢！”

“那你说，”姚佩佩被他抢白了几句，也有点急了，“那你们这儿有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老人说着就咳嗽起来，咳嗽半天，就憋出一口浓痰来，只听得啪的一声，那口痰不偏不倚，正好吐在姚佩佩的脚边，害得姚秘书跳起脚来躲闪。

“那你们平常都吃些什么？”司机小王这会儿也来了，他扶着门框问道。

“屌！”老头拍了拍自己的裤裆，吼道。

一句话把白庭禹和小王都逗得笑了起来。姚佩佩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只装听不见，转过身去，看墙上的那幅年画去了。

“老郭，”谭功达皱起眉头，冷冷地说，“你也觉得这水库不该修吗？”

听到有人叫他老郭，这老头吓了一跳。他转过身朝谭功达看了一眼，脸色立即就发了灰，怔了半晌，满脸堆下笑来，大嘴一咧，连声道：“该修，该修，谁他娘的说不该修？这大坝一修，家家户户通了电灯，那该多好！我活了这把年纪，什么事没见过？可就是没见过电灯。大坝好！谭县长好！我怎么就没认出你来呢？合作化好！谭县长，原来是你们！你们几位先坐一会儿，我去去就来。”老头说完，就挪板凳、擦桌子，招呼这几个人坐下，一掀门帘，立即消失不见了。

时候不大，老郭从蓝布帘子后面倒退着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还有一碟红糖，外加一碟小菜。

“你们四个人，可我只有三个馒头。”老郭嘿嘿地笑着，“不瞒你们说，这馒头还是上个月我做七十大寿时剩下的，一直没舍得吃，你们将就着分了吧。”

谭功达拉过老郭一块儿坐下，边吃边聊。他问了问水库上的事，又问他一个人照看烈士陵园是不是忙得过来。老郭眨巴着他的小眼睛，字斟句酌地做了回答。两人正说着，只见姚佩佩指着那碟小菜道：“老伯，这是什么菜？怎么这么香？”

老郭笑道：“姑娘，你这是笑话我穷呀！这哪是什么菜，这是我腌的柳芽。”说完仍是嘿嘿地笑。

过了半晌，老郭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情来，在谭功达的手背上拍了拍，郑重其事地问道：“谭县长，毛主席他老人家，近来身体可好？”

一句话，问得四个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姚秘书紧抿着双唇，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偏偏司机小王煞有介事地接话道：“怎么不好？每天早上都去园子里打太极拳，吃饭香，睡觉甜，好着呢！”他这一说，害得姚佩佩再也忍不住了，噗的一声，将嘴里的柳芽喷得满桌都是。一向不苟言笑的谭功达也跟着笑了起来。佩佩很少看见他笑。

吃完了饭，白庭禹从口袋里摸出两元钱，递给老人：“这就算是饭钱吧，你可不要嫌少啊。”老头嘴里嚷嚷着，死活不要，可一只手就是捏着那钱不放，最后趁人不备赶紧塞到了裤子口袋里。

一行人告辞而去。谭功达因听见门口那瞎子的戏文中唱到了母亲的名字，出门时不由得止住了脚步侧耳细听，心中颇有不悦。

母亲秀米的生平事迹，在普济一带无人不知。省县的各级剧团早已将它改编成了三四个剧种，走村串巷，四处巡演，去年还被编入了小学课本。可这些事迹到了卖艺的瞎子口中，不知不觉就变了味，令人有麦秀黍离之感。那瞎子所唱，文辞考究，曲调悲切婉转，想必另有所本，却不能不涉虚妄。谭功达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渐渐地，心中一股无名火起，却又不便发作。那四五岁的女孩，骨瘦如柴，头发蓬乱，和着曲调的节拍，用一支筷子敲着破铁罐，那一溜清鼻涕，吸进去又流出来。瞎子旁若无人地拉着胡琴，慢悠悠地唱道：

见过你罗裳金簪，日月高华

见过你豆蔻二八俊模样

见过你白马高船走东洋

见过你宴宾客，见过你办学堂

到头来，风云黯淡人去楼空凄惨惨天地无光

早知道，闺阁高卧好春景

又何必，六出祁山枉断肠

如今我，负得盲翁琴和鼓

说不尽，空梁燕泥梦一场

谭功达心中凛然一震，鼻子发酸，竟然流下泪来。如同突然坠入深不可测的梦境之中，怎么也挪不开步子。他抬头看了看那个瞎子，又看了看那女孩。他的目光越过烈士陵园的森森翠柏和高耸的纪念塔，看见瓦蓝瓦蓝的天空中白云堆积，一群小学生正排着队，在纪念塔下唱歌。那歌声随着微风一阵阵地飘过来，他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了。

司机小王在马路对面不停地按着喇叭。谭功达一边过马路，一边玩味着瞎子戏文中“闺阁高卧”和“六出祁山”的出典和寓意，心里七上八下。这戏文仿佛是特地为他写的，让人意气顿消，萎靡不振。

到了车前，他听见姚秘书和白庭禹两人还在谈论着刚才的事，姚秘书笑得直喘气：“那老头，还以为我们和毛主席住在一个大院里呢！”

白庭禹正色道：“小姚，你可别笑老郭傻。那老头，精着呢！他前面说了一大通儿合作化的坏话，心里不踏实，就找个法子逗我们开开心罢了。”

谭功达接话道：“你们这些从大上海来的知识分子，可比不得我们这些苦出身。那些农民，看似木讷呆板，实则是天生的哲学家和外交家。他们肚子里的花花肠子一点也不比你我少。什么时候我们小看了农民，什么时候我们就要犯大错误。”

“可不是！”白庭禹笑着转过身来，对谭功达道，“老谭，你要是喜欢听戏，明天回到梅城，让文工团的白小娴专门给您演一场不就得了。”

姚秘书道：“白县长，老听你小娴小娴的，这个白小娴是谁呀？”

白庭禹明显地犹豫了一下。他白了她一眼，又看了看谭功达，对小王吩咐道：“时候不早了，开车。”

那吉普车就开足了马力，卷起一股漫天的尘土和煤屑，朝水库大坝的方向疾驶而去。

2

普济水库是谭功达提议修建的。一九三五年，燕京大学水利工程系的几个学生和他们的教授美国人罗伯特来到普济，做过一年多的水文调查和地质勘探，画出了详细的施工图纸，并在两年后给南京的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份修建普济水库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后因卢沟桥事件爆发，此事遂被搁置起来。

自从谭功达提出这个议案之后，大会小会开过十多次，响应的人寥寥无几。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在异想天开。尤其是主管工业和水利的副县长赵焕章，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的理由是：眼下连年饥荒，县财政入不敷出。刚刚上马的铜管厂、水泥厂都濒临倒闭，河道要疏浚，灾民要救济，军烈属要抚恤，学校要新建，教师要工资。这大坝一修，少不得要淹掉几个村庄，移民安置费从哪里来？他这么一说，县政府大小官员同声响应，把谭功达脸都气歪了。

他私下里还问过姚秘书。不赞成倒也罢了，这小妞还尽拿一些不着边际的风凉话来打趣他：“哟，谭县长，您随农业代表团去了一趟高加索，见识了斯大林集体农庄的电灯电话，回来就逼着我们修大坝发电，您若是去了莫斯科，还不得让我们去修克里姆林宫呀。”

谭功达被她的一番话噎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扑上去，掐住她那娇嫩细长的脖子来解气。不过，转念一想，又隐隐觉得这个小妮子颇不平常。毕竟是从大上海来的有文化的青年，她竟然知道克里姆林宫在莫斯科，看起来她似乎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傻。

他又去把那通讯员出身、现任县办公室主任的钱大钧找来问话。钱大钧过去常年跟着他打游击，一直伴随左右，人前叫他谭县长，人后叫他谭大哥，是谭功达唯一可以无话不谈的心腹知己。不料，谭功达说起建筑大坝之事，钱大钧略一沉吟，便用那“掏心窝子的话”好心规劝道：

“旧社会做官的人，只图地方太平无事。若遇紧急，能拖就拖，能混则混；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如果硬是蒙混不过去了，火烧到眉毛，也只是拆那东墙补这西墙，移那桃花接这梨木，引那北江之水灭这南山之火，只为保住头上的乌纱。为官一任，白银千两，任期一满，自顾升迁。管他冬夏春秋，冷热温凉。现如今，解放不久，百废待兴。就眼前这些鸡零狗碎、焦头烂额之事都不遑应付，何苦无风兴浪，做那吃力不讨好的事？水库大坝我是外行，却也知道那不是一个便宜的买卖。伤筋动骨，吉凶难测，万一弄出个三长两短，只怕是不好收场……”

一席话说得谭功达站起来又坐下去，坐下去又站起来，欲申斥，又无言。没等大钧把话说完，他就把桌子一拍，一声不吭，径自走了。出了门，这才在走廊里骂道：“呸！我还当你是个智囊，却原来也是一个獐头鼠目之辈。”

最后，他只得向他的老上级、住在鹤壁的老虎求援。老虎原名聂竹风，家在庆港，曾跟着他父亲宝琛，在陆家帮佣多年。谭功达刚参加新四军的时候，老虎已经是挺进中队的一个团长了。一九二六年，席卷梅城一带的大饥荒中，老虎扛着一袋大米，踏着深深的积雪，星夜来到普济，救了一村人的性命。这件事，老虎多少年来一直津津乐道：“你母亲直到去世之前，也没有弄清楚那袋大米究竟是哪儿来的。”

对于在普济修建大坝一事，聂竹风起先也极感踌躇，禁不住谭功达的软磨硬泡，最后只得说：“你要的钱，地委只能替你出一半，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工程技术方面我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不过老弟，这长江之水可不是闹着玩的，凡事可缓不可急。万一弄他个坝塌堤崩，水淹七军，咱们先小人后君子，你可不能指望我再来帮你擦这烂屁股。”

吉普车驰进水库大坝，山路也变得陡峭险峻起来。山上的猕猴跳下来挡道，司机小王左躲右闪，颠得姚佩佩一路大呼小叫。可白庭禹照样一路呼呼大睡，鼾声如雷。汽车进入一片茂密的山林，谭功达看着身边直呕酸水、脸色惨白的姚佩佩，又看了看村舍上空那一轮恹恹西沉的红日，眼前突然浮现出家家户户花放千树、灯火通明的美好蓝图来。想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桃源盛景，他的目光飘忽不定，渐渐地游离出一片恍恍惚惚的虚光来。

姚佩佩嗔道：“县长，我的头上被撞出了好几个大包，不信你摸摸。”说着就歪过头来，让县长查验。可谭功达根本没听见她说什么。佩佩见县长目光痴呆，与那《红楼梦》中着了魔的贾宝玉一个模样，知道他又在犯傻做美梦了，就推了推他，低声说：“县长，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谭功达经她这么一推，就听得前面隐隐约约传来一片哭喊之声。

吉普车刚刚在地上停稳，一伙披麻戴孝的农民呼啦一下围了过来。他们不顾民兵的阻拦，像潮水一般把吉普车围得水泄不通。谭功达他们几个人好不容易才打开车门，刚一下车，吉普车前面的挡风玻璃就被数不清的扁担和竹竿敲得粉碎。当地的几个乡干部眼见着县长驾到，想控制一下局面，却被人群冲散。幸亏几个身背钢枪的武装民兵拉出一道人墙，谭功达才得到片刻的喘息之机。

他早晨在电话中只听说大坝出了事，可没想到聚集了这么多人。谭功达对夏庄一带剽悍的民风早有耳闻，但没料到居民如此蛮横。他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可这样的场面，倒是第一次遇到。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姚秘书，起先手里拎着一只红色的皮鞋，还满地去找另一只，被人群一冲，连手里的一只也顿时不见了踪影。她使劲地抬起脖子，而谭功达的一只胳膊正抵着她的后脊梁。他的骨头还真硬！不知不觉中，她的双脚也已离开了地，随着人潮漂移沉浮。正在这时，她突然看见脑袋上出现了一个黑黢黢的家伙，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可等它到了近处，就吓出一身冷汗。

原来是一口黑漆大棺材。姚佩佩躲躲闪闪，最后很自然地依偎在了谭功达的怀里。她的头晕乎乎的。忽然，她听得人群中有人高声叫喊：“让那个狗日的县长出来说话！”心里不由得替谭功达捏了把汗。

她看见白庭禹副县长在司机小王的护卫之下，身先士卒，已成功地爬到了吉普车的顶盖上。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只铁皮喇叭，要对百姓们训话，来它一个长坂坡一吼，喝退百万雄兵：“大家不要闹，我是……”

他一句话没说完，只听得啪的一声，一枚石头打中了他手里的喇叭。白庭禹干笑了一声，似乎不以为意，清了清喉咙，高声叫道：“大家不要闹，我是白副县长……”

人群中有人高叫：“打的就是你个狗县长！”话音刚落，第二块石头疾飞而来，不偏不倚，正中白庭禹的下颏。白县长只得丢了喇叭来护他的下巴，双腿一软，从吉普车上滑了下来，捂着嘴嗷嗷地怪叫着，吐出一口鲜血来。

这时姚佩佩已经无可奈何地蜷缩在谭功达的怀里。谭功达感到佩佩一头秀发已经拂到了他的脸。佩佩。佩佩。我可不是故意的。她脖子里的汗味竟然也是香的。她的唇齿间水果糖橐橐有声。难道她在吃糖吗？佩佩，都什么时候了，难道你还有心思吃糖吗？谭功达拼命地试图与他的下属保持一点距离，折腾了半天，最后只得放弃，听之任之了。她的身体竟然这么柔软！浓浓的糖果的芳香似乎不是来自于糖块本身，而是直接来源于她的唇齿，她的发丛，她的身体……不远处一个武装民兵，手抱一杆枪被人群挤得在原地打转。谭功达的心怦怦地跳着，汗水早已将衬衫浸得透湿。眼看局面就要失去控制，谭功达忽然怪笑了一下，低声对那个民兵说：

“你他娘的手里拿的是什么？”

“报告首长，是枪。”

“废话！”谭功达骂道，“枪里有子弹没有？”

“有。”

“那你会不会放枪？”

“会。”

“那你他妈的还愣着干什么？打呀！”

“朝朝朝，朝哪儿打……”

“这个我不管。”

那个民兵脸色惨白，他艰难地转过身来，似乎想弄清楚首长的真正意图，可哪里还找得到谭功达的半个影子？那民兵也顾不得许多了，只见他刷的一声拉开了枪栓，举起那支半自动，朝天就是一枪。

枪声一响，空气似乎一下子被收紧了，四下里顿时鸦雀无声。那民兵一看这一招果然有用，索性将手中的枪横着端了起来。其他的民兵也朝他聚拢过来，枪口向外，子弹上膛。人群开始有了些松动，推推搡搡的，向四周缓缓退却。百姓中有一个胆大的，直着嗓子叫道：“大家不用怕，共产党的枪不杀老百姓……”他这一叫，人群退得更快。不一会儿的工夫，棺材前就腾出了一大块空地。谭功达见时机已到，一猫腰，从人群中钻了出来。

他整了整衣领，人们以为他要说话，谁知他竟然皱着眉头绕着那口棺材，踱起步来。差不多走了两个来回，这才慢条斯理地说道：

“夏庄乡乡长孙长虹在哪里？”

半晌，一个披麻戴孝的中年汉子躬着身子走到近前，垂手而立。谭功达看也不看他，大手一挥，对身边的几个民兵道：“绑了！”

随后，他又问：“普济乡乡长高麻子在哪里？”

一个五短身材的人快步走到谭功达面前，抬头对谭功达挤眉弄眼：“哎哎哎，伙计，不关我的事，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谭功达没等他把话说完，照例喝道：“绑了。”

姚佩佩仔细一看，这个姓高的乡长脸上果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坑坑。

“谁家死了人？”

人群中立刻走出四五个人来，身上披着白洋布和麻袋片，为首的一个长者走到谭功达身边，一个劲地作起揖来。

“老人家，死者是你们家什么人？”谭功达问他。

这时，站在老头身后的一个年轻妇女突然一把推开老头，将脖子一扭，大声道：“那死鬼是我短命的丈夫，怎么着？”

姚佩佩与这个女人一打照面，就知道她是个厉害的角色。谭功达打量了她一眼，语调明显地变得温和起来：“怎么死的？”

“人都死了，你还问这些鸟事干什么？”那妇人说。人群中一阵哄笑。旁边的一个老婆子手里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上前道：“死者是我的儿子，名叫王德彪。前日里大坝闹事，争执不下，人群推挤，我的儿脚底一个不留神，跌下山崖，摔死了。”

“你们几个人留下说话，其他的都散了吧。”谭功达说。

“大家都散了吧。”白庭禹跟着嚷嚷道。他的腮帮子早已肿起了一个大鼓包。

谭功达这才回过头来，看了看刚才那个鸣枪示警的民兵，拍了拍他的肩膀，低声道：“干得好！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3

白庭禹的老家就在离水库不远的夏庄，第二天又是清明节，在处理完水库大坝的械斗事件之后，他就提出回老家待几天。

此前，在大坝附近的工棚里开了一个干部会。在如何发落孙长虹、高麻子这件事上谭功达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说：“水库上的事情闹得这么大，完全是当地乡干部采取绥靖政策，姑息迁就的结果。高麻子倒也罢了，这个孙长虹应当就地免职。他本来就对修水库一事阳奉阴违，因为死者是他的外甥，他就蓄意偏袒，甚至带头闹事，故意制造事端，其险恶用心路人皆知……”

白庭禹表示，他完全赞同谭县长的意见。可说到后来，却是完全的不同意，至少在姚佩佩看来是如此。“这么点小事，夏庄、普济两乡的干部，本来完全有能力平息，根本用不着惊动县委。死个把人算什么？你们就惊慌失措，应对失当，终于酿成事端。若不是谭县长巧施苦肉计，挥泪斩马谡，这事如何收场？谭县长这么做，是基于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当真要撤你们的职！哪天不死人？死个把人，慌什么？你二人只有吸取教训，戴罪立功，方不辜负谭县长的一番苦心。”他这么一番话，当地乡、村大小干部立即随声附和，事情最终不了了之。谭功达正要发作，只见坐在一旁的姚佩佩不断地给他使眼色。他转念一想，在县委各级领导班子中，只有这个白庭禹还时常支持他，因此只能强忍下这口恶气，铁青着脸，一声不吭。

听说白副县长要回家看看，孙长虹立即让手下套上一辆驴车，在车座上铺了一床锦缎棉被，亲自赶车护送白庭禹回夏庄去了。谭功达他们几个仍旧坐上吉普车连夜赶回县城。

高麻子嬉皮笑脸，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一路与谭功达说笑。佩佩本能地觉得，这个满脸大麻子的乡长与县长的关系颇不一般。一直将他们送出了十多里，高麻子这才下车作别。最后，又将一大篓子新摘的杨梅悄悄地交代给司机小王。

高麻子刚走，天空滚过几道闷雷，大树晃动，忽然下起雨来。谭功达满脸不高兴地对坐在身边的姚秘书道：“哎，刚才开会时，你怎么老是朝我使眼色？什么意思？”

“我？”姚佩佩一脸无辜，吃惊道，“我何曾对您使眼色？要说眨巴几下眼睛，或许是有的，您误会了。要么是困了，要么是眼里进了灰……”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他们彼此看不到对方的脸。雨水落在路边的棉花地里，沙沙的雨声连成了一片。小王抱怨说，吉普车的挡风玻璃碎了，雨水淋得他几乎睁不开眼睛，加上车灯又暗，车窗外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清……这辆车在电闪雷鸣中老是熄火，走走停停，弄得谭功达心绪极坏。白天活蹦乱跳的姚佩佩这会儿也有点发蔫。谭功达故意找出一些话来逗她，她也假装没听见，不予理睬。

谭功达没话找话道：“我说要修大坝，你们还都不赞成。要是有了电，这公路两边都装了电线杆，再安上路灯，我们还用得着这么抓瞎吗？”

姚佩佩仍然没有接话。可我觉得黑暗挺好。只有在黑暗中，我才觉得自己是个人。谭功达颇觉无趣，最后，他只得直截了当地问道：“姚秘书，你睡着了吗？”

“没有。”黑暗中，姚秘书答道。

“你嘴里是不是在吃什么东西？”

“糖。”

姚佩佩张开嘴，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用舌尖托出一片扁扁的水果糖片来。可惜，谭功达什么也看不见。

“您要不要吃一块？”姚秘书问他。

谭功达没说要，也没说不要。佩佩从衣兜里摸出一只小锡盒，打开它，碰了碰县长的胳膊。谭功达犹豫了一下，将手在灯芯绒坐垫上用力擦了擦，从锡盒里捡出一枚糖块，塞到了嘴里。姚佩佩说，这糖果是她姨妈托人带给她的。

“听你说过，你的姨妈好像在上海，是吧？”

“不，她在香港。”

“你爹妈也在香港吗？”

“不在。”

“他们在……”

“他们哪儿都不在。”

姚佩佩嗓子喑哑地说。一道闪电划破天空，照亮了她的脸。谭功达吃惊地发现姚佩佩那惨白的脸上竟然满是泪水。在黑暗中，姚佩佩齉着鼻子道：“这车的帆布顶棚漏雨，弄得我满脸满头都是水。”

他用舌头裹动着那枚糖果，听着它在牙齿间留下的清脆的声响，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这个佩佩，到了晚上，完全就变了一个人。她就像传说中的两条青白巨蟒，到了中秋之夜，喝了雄黄酒，立即就现了原形，幻化出两条肥胖的蛇来。

“在梅城的这个亲戚是你什么人？”

“姑妈。”

“没想到，”谭功达想了想说，“你的社会关系还挺复杂的嘛！”

就在这时，司机小王一个急刹车，只听吱的一声，吉普车在马路上横了过来，差一点翻在路边的水沟里。借着微弱的车灯，谭功达看见不远处的马路中间，停着几辆三轮摩托车，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一个黑影正朝他们挥着手，另外几个人手里拿着电筒，身披雨衣，正快步朝他们走来。一个身背卡宾枪的人面容忧郁，将脑袋从车窗外伸进来，举起手电筒，朝他们晃了晃，低声命令道：

“证件！”

谭功达将自己的证件掏出来递给姚秘书，姚佩佩将它交给那个人。他用手电照着看了看，嘴里道：“嗬，还是个县长呢！”随后，他大概是看见了前车座上的那一篓子杨梅，随手捡起一粒，放在嘴里，一边吃，一边怪笑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姚佩佩看，末了道：“我们是省公安机关的，正在奉命抓捕一名重要的案犯。你，为什么哭？”

姚秘书吓了一跳，嘟囔着解释说，是吉普车的顶棚漏雨。为了证明自己刚才没有哭，她还勉强咧开嘴笑了一下。那人又用手电筒照了照谭功达的脸，似乎完全不把这个县长放在眼里：

“你知不知道这附近有一个叫做界牌的地方？”

“不知道！”

谭功达的声音表明，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他满脸发红，眼睛布满了血丝，伸手在腰间乱摸起来，就摸到了姚佩佩的一只手。他在乱摸什么？难道是摸枪吗？佩佩赶紧悄悄地拉了拉他的袖子，还抓住他的手使劲地捏了一下，暗示他不要激动。

姚佩佩和小王都赶紧发誓赌咒，说他们从未听说过“界牌”这个地方。那人肩上的卡宾枪管碰在吉普车的车门上铛铛直响。

“那好吧，再见。”那人笑了一下，伸手从竹篓里抓了一把杨梅，将门嘭地一声关上了。

吉普车开出去很远了，姚佩佩还是哆哆嗦嗦地浑身发抖，她的牙齿咬得咯咯响。谭功达关切地问她，是打摆子了，还是什么地方不舒服？佩佩缩了缩身体，心烦意乱地说：“我挺好，没什么事。”谭功达用手背碰了碰她的前额，凉阴阴的，没见有什么热度，也就放了心。她不时地回过身去，朝身后张望。她的神经系统太脆弱了。得找个机会和她好好谈谈。在上海的时候，她或许受过什么刺激……说起父母她就忍不住流泪，不知是什么缘故？刚才那几个陌生人怎么会把她吓成这样？我得找个时间和她好好谈谈。为了松弛一下她的神经，谭功达竟然一反常态，与佩佩开起玩笑来：“我说你在工地上朝我挤眉弄眼，你还不承认，可刚才是谁拽我袖子来着？”

姚佩佩没有吱声。车厢里弥漫着一股呛鼻的汽油味。窗外的雨变小了，司机小王显然在加速赶路。半晌，姚佩佩用胳膊碰了碰他，低声道：“刚才那个人打开车门查你证件的时候，你注意到他的脸了吗？”

“没怎么留意，”谭功达道，“他的脸怎么了？”

“他没眉毛。”姚佩佩说。

谭功达知道她又在疑神疑鬼了。

“他的嘴唇上好像涂着厚厚的口红，脸上还抹了一层胭脂和粉霜，让雨一淋，一塌糊涂……”过了一会儿，姚佩佩又说道。

“好端端的一个大男人，怎么会在脸上涂脂抹粉？那不成了唱戏的了？”谭功达笑道。

“要我说，刚才我们遇见的那几位，根本不是人。”

“那他们是什么？”

“鬼呀。”

司机小王听她这么说，也吓得浑身一激灵，侧过头来，对佩佩道：“姚秘书，你可不要吓我，把我吓得肝胆相照。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怕，就是怕鬼。”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姚佩佩自语道，“梦见阎王爷在清明节派鬼来捉我，为首的小鬼和刚才那人长得一模一样。界牌那个地方遍地丘壑，似乎也是梦中见过。”

谭功达哈哈大笑道：“你没听那人说吗？他们正在奉命追捕一名重要的案犯。”

“他们该不会就是来抓我的吧？”

“你又没犯什么罪，人家抓你做什么？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犯罪？”

谭功达苦笑了一下，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情来。他浑身上下乱摸了一气，似乎在找什么重要的东西。随后，他又从脚边拿过那只公文包来，在里边乱翻了一通。姚佩佩问他找什么东西，他也不说话，过了半天，他一面吩咐小王停车，一面对姚佩佩道：“佩佩，你身上可带着纸？”

“这会儿你要纸干什么？黑灯瞎火的。”

谭功达嘿嘿地干笑了几声，不好意思地说：“我说的是草纸……”

小王和姚秘书全都明白了，原来县长是要解手。

“前面不远就是梅城了，谭县长，您是不是先忍一忍。”小王建议道。

“这离县城还有多长时间？”

“最多也就是二十来分钟吧。”

“不行不行，”谭功达脸都红了，“二十多分钟，怕是憋不住……”

小王只得停下车来，对姚佩佩说：“姚秘书，你身上有纸吗？”

这时的姚秘书已经将身上的口袋都翻了个遍，最后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绣花的手帕来，两边看了看，递给谭功达，笑道：“县长，实话跟您说吧，我不是舍不得这块手帕……是我用过的，您要是不嫌脏，就凑合着使吧。”谭功达一把从佩佩手中夺过手帕，推开车门，说了句“我去去就来”，就窜下车去，立刻不见了踪影。姚秘书将手伸出窗外试了试，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司机小王从怀里掏出一支卷烟来，点着了火，胳膊靠在方向盘上，悠悠地吸着，与姚秘书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天来。小王是安徽滁州人，原来是华野的一名汽车兵，大军渡江之后，就留在了江南。姚秘书听到滁州这两个字，就说起了那一带的掌故风物，可惜小王既不知道欧阳修，也没听说过醉翁亭。姚秘书问他想不想家，为何不调回老家去工作。小王说：“要说梅城这地界，离滁州倒也不远，假如铁路修通了，也就是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她又问他成亲了没有。小王就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你看县长都四十出头了，还没成家，我哪好意思强人所难啊？”

姚秘书见小王用的成语全都不对头，不由得咯咯地笑了起来，弄得小王莫名其妙。她又问：“谭县长既然已这么大年纪，怎么也没说个人家？他倒是一点也不着急嘛！”

“嗨，怎么不急？你知道县长为什么不肯在普济过夜，连夜赶回梅城？就是为了明天一大早要去相亲呢！”小王道。

两个人正说着，谭功达就回来了，嘴里自言自语道：“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小王，开车。”

走了不多久，谭功达将一块软绵绵的东西悄悄地塞到姚秘书的手上。姚佩佩一看，是自己送给他的那块绣花手绢。

“怎么，你没用？”姚佩佩一脸不解地问道。

“这么好的东西，我想来想去还是有些舍不得。”

他们几个人回到县委大院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了。厨子老张和县办公室主任钱大钧都在食堂等着。钱大钧嘴里叼着一只烟斗，也帮着替他们打水洗脸。他说，听说县长要回来，老张早已把饭菜准备了。热了凉，凉了热，一直忙到现在。厨子也不说话，只是呵呵地笑着，招呼大家赶紧吃饭。谭功达与钱大钧一见面，两人就站在墙角边说起大坝的事来。末了，姚佩佩听见钱大钧附在县长耳边小声说：

“我这回又给你弄了个人来……”

姚秘书端坐在餐桌前，看着那一大盆白菜炖肉，明明肚子饿得咕咕叫，可嘴里一点胃口也没有。她又朝谭功达看了一眼，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他把手帕还给了我，那么他刚才在外面解手，用什么来擦屁股呢？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4

三四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谭功达记得那是除夕的前一天，他和白庭禹去棋盘街的梅城公共澡堂洗澡。天空抛抛洒洒地落着雪珠，浴室门外的队排得很长。好不容易排到窗口，里面坐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冷冷地喊道：“饺子煮不下了，你们等会儿吧。”那扇小木门啪的一声就关上了。

“什么饺子煮不下了……”谭功达不解地问。

白庭禹笑道：“在公共浴池里洗澡，就好比下饺子。她的意思是说，浴池里人满了。不要紧，我去想想办法。”

说完，白庭禹赶紧从边门绕进去，找浴室的负责人通融去了。时候不大，那扇窗户又开了。谭功达看见那女孩梳着羊角辫，脸上稚气未脱，脖子上围着一条深绿色的围巾。她从谭功达手里一把抓过钱去，很不耐烦地将两枚系着红穗带的竹筹朝他扔了过来。有一枚筹子在窗沿上蹦了两蹦就落在了雪地上，谭功达只得弯下腰满地去找他娘的！这小妮子岁数不大，脾气倒也不小！谭功达又朝她看了一眼，可小木门已经关上了。

一看浴池满了，排队的人群立刻就骚动不安，秩序大乱。好几只手从谭功达的头顶伸了过去，用力拍打着木门，嘴里骂骂咧咧。那梳着羊角辫的女孩也不含糊，呼啦一下又将门打开，冲着窗口的众人叫道：“你们敲什么敲？要实在等不及，隔壁的女宾部人倒是不多，你们去那儿一锅煮吧。”她这一叫，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喧笑。谭功达见这个女孩如此张狂，不由得怒火中烧，正待教训她几句，却隐隐瞅见这姑娘长长的睫毛湿漉漉的，似有泪珠抛落。就在这时，白庭禹已经回来了，道：“老谭，你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两个人洗完澡，从浴室里出来，就听到门口一片吵嚷之声。一个胖胖的汉子跳着脚，在售票口高声叫骂。围观的群众笼着袖子，远远地站在一旁观望。浴室的经理，一个中年女人正在那儿好言劝解：“这位同志，我们的员工态度不好，自然要严肃处理，可您也不能张口就骂人呀！”那大胖子道：“骂人怎么了？我骂她一句，她也不能用梳子来划我的脸呀，你瞧瞧我，好好的这张脸，划出这么长的齿印，破了相，落了疤，叫我到哪儿去找媳妇？不行！得叫她赔。”

围观的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胖子，你也别闹了。二一添作五，干脆，就让那姑娘嫁给你做老婆，这不就结了嘛！”又是一阵大笑。谭功达听说那姑娘用梳子划伤了人家的脸，就想凑上前去问个究竟。白庭禹拽了拽他，道：“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是你县长该管的？咱们找地儿喝两盅去。”

这是谭功达和姚佩佩的第一次照面。不过，他很快就把她忘了。

这年春末的一天，谭功达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之中，随手翻看着桌上的那本《唐诗三百首》。说来也奇怪，他一翻就翻到了这样的句子：

但见泪痕湿，

不知心恨谁。

眼前忽然又浮现出那张愤怒、悲伤而又充满稚气的脸来。窗外蜂飞蝶舞，柳絮满天。街上的梧桐早已绿了，风一吹，桐花伴着柳絮，飘飘荡荡，依依而飞。谭功达呆呆地望着那两句诗，可那姑娘的样子，他已经一点都记不起来了。眼下天气一天天转暖，梅城浴室眼看就要关门歇业，不如趁此闲暇去那儿好好洗个澡。想到这儿，就一个人走下楼来，骑上一辆自行车，朝棋盘街一路而去。

浴室门口空空荡荡。卖筹子的窗口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正在那儿打盹。谭功达左看右看，已不见那姑娘的人影。那老头还认得他是县长，当即堆下笑来，忙不迭地从桌上抓起一包烟来，双手递了过去。谭功达打开自己的烟盒，递给老头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两个人就隔着窗户说起话来。

老头道：“那小妮子叫个啥名字，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了，只知道她是从上海来的。这孩子说起来也挺可怜的，大概是刚解放的那一年吧，不知怎么，小小年纪，一个人从上海来到梅城，来投奔她的一个什么亲戚。是姑妈，还是姨妈，我就说不准了。这孩子疯起来，没大没小；可一旦不高兴了，能几天不理人。待人倒也厚道有礼。没事的时候，常见她一个人缩在墙角发呆。我们经理老想套她话，可她什么也不说。据说她在梅城的那个亲戚起先对她也挺好，后来不知怎的，那亲戚就嫌恶起她来了。这也难怪，这些年粮食这么紧张，多个人口吃饭，搁在谁身上谁都不愿意。到了去年冬天，那姑妈还是姨妈的就渐渐不愿意让她住了。说得好听是让她自食其力，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要扫地出门了。那姑娘年前就提着一个包裹，从亲戚家出来，找到我们经理说，她能不能不要工资，只求浴室让她有个落脚的地方，经理看她是个临时工，连户口也没落上，如何能让她落脚？就硬起心肠把她辞退了。”

“那女孩后来回上海去了吗？”谭功达问道。

“不曾。”老头将嘴里的烟丝吐出来，又喝了口水，接着说，“她没走，还在梅城。我听说，她又找了一份工作，好像是在西津渡的红星旅社当清洁工。那个旅社，生意虽不太好，可有的是空床位，可以管她住。”

谭功达一听见“红星旅社”这几个字，心头猛地一紧。这西津渡一带，原来是梅城妓院的集中之地。大小妓馆二十多家，红星旅社的前身正是赫赫有名的“西津渡四大肉铺”之一的秀枕楼。虽说解放后妓院的老板和为首的几个鸨母都被抓了起来，妓女们也大都被送去改造了，可那些梳头女、娘姨、跟班、仆役地痞、流氓打手蚁聚一处，那里暗娼出没，风化案时有所闻，秽腥肮脏之气尚未褪尽。前不久，县保卫部还在那儿破获了一宗私贩烟土的大案。那姑娘人生地疏，落到那样一个龌龊之地，谭功达不免有些替她担忧。心里这样想着，忽听得那老头道：“县长要不要先到池子里泡一泡？待会儿我来替你修脚搓背。”

谭功达从梅城浴室出来，回到县委大院，就派人将县委办公室主任钱大钧叫了来。谭功达将这个女孩的事对他约略说了说，吩咐他赶紧带几个人去西津渡的红星旅社查访一番。末了，又特地嘱咐道：“这女孩是我的一个亲戚。你不要惊动他们，只需了解一下大致的情况，我们再作计较。”

“好说好说。我这就去办。”钱大钧呵呵地笑着，领命而去，心里却道：这老谭，怎么忽然也怜香惜玉起来了？正如老话所说，一洼死水全无浪，也有春风摆动时……

天快黑的时候，钱大钧才从西津渡回来，道：“嗨，什么红星旅社！我把那旅社的各色人等喊到一起问话，问了半天都说没这个人。我只能沿着那西津古街一路明察暗访，最后在一个卖绒线的铺子里找到了她。”

谭功达听说那女孩去了绒线铺，心里倒也踏实了不少，问：“她在那里怎样？”

“我已经给你弄来了。就在外面走廊上站着呢。不如，你直接去问她？”

这个钱大钧，做起事情来就是容易过火，你交代他三分事，他不做出十分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常常错误地理解领导的意图，还自以为得意。赵副县长为此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过犹不及”，看来一点都不错。听他说已经把人给“弄”了来，谭功达的心里暗暗叫苦，只得让他把人领进来。

姚佩佩这一回脖子上换了一条红围巾。时令已是春末，她还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进了门，就满屋子东瞅西看，手里还拎着一个花布包袱。谭功达问她，包袱里装的是什么，姚佩佩这才瞥了他一眼，道：“行李呀！”

“你，你怎么把行李都拿来了？”

姚佩佩诧异道：“钱大哥叫我带上的呀，他让我收拾收拾东西，跟他走，其余一概不要问。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在绒线铺做了一个月的工，连工钱还没来得及跟他们算呢。”

谭功达怔怔地看着钱大钧。当着这女孩的面，又不便责怪他。那钱大钧正坐在办公桌前，跷着二郎腿，用一把裁纸刀削着指甲，笑道：“谭县长，这姑娘大老远来到咱们梅城县，姑妈又不愿意收留，我想她人生地不熟，窝在西津渡那么一个烂地方，时间一长，也不是事儿，我就自作主张把她给带来了，咱不妨替她在县里谋个出身，日后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谭功达气得脸色发白，心中后悔这事不该让钱大钧插手。不过事已至此，只得硬着头皮来和姚佩佩说话。谭功达照例问了问她的姓名、年龄、乡籍、识不识字，对方出于礼貌，一一作答。话语简洁，绝不多吐露半个字。谭功达又问起她父母，姚佩佩紧抿双唇，一声不吭。末了，谭功达对钱大钧道：“大钧，今天晚上你打算将她安顿在哪儿？”

“这好办，就先住我家。”钱大钧满不在乎地说，“我家有一间屋子空着，刚才已经托人给我老婆带了信，让她收拾床铺去了。”

第二天快下班的时候，钱大钧满头大汗地跑来了。一进门就将谭功达的茶杯端起来，咕嘟咕嘟喝了个精光。他摸了一下嘴唇，气喘吁吁地对谭功达道：“事情不太妙。”

谭功达知道他说话爱夸张，倒也不怎么着急，便问他什么事情不太妙。钱大钧说，他今天一大早就去和县里的各个部门商量落实姚佩佩工作一事，他去了民政局、民政科、工业办、妇联、学校、医院、幼儿园，甚至是机关的食堂，可都推说不缺人，“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人是你带来的，这个我不管。”谭功达气呼呼地站起来，收拾起桌上凌乱的文件，准备下班回家。

“我倒有个主意……”

谭功达正色道：“钱主任，谁不知道你主意多，凡事大包大揽？”

钱大钧道：“我琢磨着，既然一时也找不到个合适的地方，不如干脆就让她跟您当秘书得了。”

“我可不用她伺候！”谭功达一听火就上来了，“你要是需要秘书，只管自己安排，不用拐弯抹角。”钱大钧一看谭功达果然生了气，立刻满脸带笑，劝道：“要说您公务繁忙，还真需要一个帮手。那么多的文件来不及看，平时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

“我屋子里不是有个小杨吗？”

“可小杨不是开刀住院去了吗？”钱大钧道，“不妨你先让姚佩佩顶一阵，待小杨从医院回来，再另作安排。”

“这秘书的事她能做得了吗？”

“没问题，”钱大钧道，“我昨天晚上跟她聊了聊，这孩子要说还真不简单，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写、能画、能掐、会算。”

“这么说她还会算命？”谭功达冷笑道。

“你可别说，没准她还真……”

“行了行了。”谭功达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我看这么办吧，你还是先把她安排在你的办公室，干一段时间再说。我这里小杨不在，倒也落得清静几天。”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姚佩佩来县里上班的第一天，见到谭功达，就“亚叔”、“亚叔”地叫个不停，那样子倒是怪亲热的，可叫得谭功达脸上火烧火燎，浑身上下不自在。办公室的几个工作人员，都趴在桌上暗自窃笑。中午吃饭的时候，钱大钧将她叫到一边，嘱咐说：“你不要成天亚叔长、亚叔短的，谭县长虽说四十多了，并不怎么显老！何况还未成家呢。再说了，你张口亚叔闭口亚叔，人家还以为谭县长是开了什么后门把你安插进来的呢。不要说他不是你的什么亚叔，他就算你嫡亲的亚叔，在公开场合你也不能乱叫，这里是县机关，不是绒线铺，凡事都得讲个规矩。”

一席话，说得姚佩佩脖子一缩，舌头一吐，赶紧跑了。到了第二天，姚佩佩果然不叫他亚叔，而改叫他老谭了。钱大钧白天听她老谭老谭地叫唤，强忍着没说什么，等到下了班回到家里，这才训斥道：“你是怎么搞的？嗯？怎么能叫他老谭？老谭是你叫的吗？”

“你不也叫他老谭吗？”姚佩佩一脸不解。

“嗨，我能叫，你却不能叫。我跟他在一起出生入死二十年，别说叫他老谭，就是直呼其名也没什么不可以。你呢？你才多大年龄？给人家当女儿恐怕还只嫌小！这么简单的人情世故还要我一点点地教你吗？”

姚佩佩照例缩了缩脖子，不吭气了。

大钧的老婆、在县农机公司当会计的田小凤在一旁冷笑了两声，兀自嗑着瓜子，故意扭过身去，不看他们。自从钱大钧不跟她商量就把这么一个小姑娘领到家里来之后，小凤还没有跟她说过话。钱大钧来到厨房，见水缸里的水没了，锅灶都是冷的，就知道田小凤赌气故意没给自己做饭。他似乎已经预感到，田小凤隐忍了这么些天，正准备全线反击，今夜说不定就会来个总爆发。正在这时，谭功达的电话就追过来了。县长约他去朱雀桥边的一家酒馆吃饭。钱大钧夹起公文包，正待出门，田小凤哎的一声就叫住了他：“哎，你可算有地方吃饭了，我怎么办？”

她没有说“我们”怎么办，钱大钧就知道在她心里，那个小丫头根本就不能算个人。

谭功达叫了几个菜，正在饭馆等他。一看到他眉头紧锁、愁云密布的样子，钱大钧以为县长又在为水库大坝的事发愁了，没想到是西裕乡出了事。

在整个梅城县，西裕乡是最后一个建立合作社的乡镇。县里派去一个工作组，好不容易将初级社建立起来，可没到两个月，那些村民一夜之间纷纷退了社。原先交给社里的农具、耕牛、猪羊、首饰和锡器，甚至还有棺材，都被一抢而空。有一个村子，农民担心县里再次强制他们入社，就将钢钉打入牛腿，先把牛弄瘫痪了，然后杀牛吃肉。生产资料和公共物品卖的卖、藏的藏，就连棺材都劈了当柴火烧了。为首的几个还煽动群众到祠堂集合，张贴反动标语，呼喊反动口号，说毛主席是李闯王，自己进城当了皇帝，立马就把农民给忘了。还说什么，毛主席从西裕乡赚去的粮食，早已用船连夜运到北京，堆在中南海他们家的炕头，二十年也吃不完。工作组的干部出于一时的义愤，上前批评了他们几句，谁知他们竟然把县干部抓了起来，关在村里的猪圈里。

“你打算怎么办？”钱大钧问他。

“还能怎么办？”谭功达道，“明天一早，我就派人下去，将那些带头闹事的统统抓起来。”

“恐怕抓不得。”钱大钧沉吟道，“那个西裕乡是个穷乡僻壤，山脚下的弹丸之地，与外界隔绝，民风自然与别处不同。那里的人都不好对付，四七年我们打游击的时候，也曾想到在那儿建一个地下交通站，可建一个坏一个，害得我差一点把性命丢在那里。你要直接派人下去弹压，我担心会闹出大事来。”

“那你说咋办？”

“不急，”钱大钧道，“明天我亲自下去一趟，先摸摸情况再说。”

接着他们就聊起了筹建梅城县医院和种子站的事情来，随后又说起了农民夜校的推广，不知不觉夜就深了。临走前，谭功达忽然问道：“大钧，那个叫姚佩佩的小丫头，户口给人家落下了吗？”

钱大钧没有回答县长的话，犹豫了半天，反过来问他：“老谭，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有点那个……”

“怎么呢？”

“有点缺心眼啊。”钱大钧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笑道，“她平时上班时没有一刻消停过，东瞅瞅，西看看。说话做事都不知道个规矩、场合。那天赵副县长来找我谈事，无意中说错了一个字，这丫头就当面给人家纠正了过来，弄得赵副县长闹了个大红脸。这事就不去说她了。她总是掐着嗓子说话，娇滴滴的，弄得人家浑身上下不舒服。还有一点，她喜欢动手动脚，也不分上下级关系，见了谁都是拍拍打打。不过你还别说，这姑娘人长得倒也没得说，可惜……”

“可惜什么？”

钱大钧暗暗朝谭功达瞥了一眼，挤了挤眼睛，嬉皮笑脸地说：“可惜，年龄实在是小了点。”

谭功达假装没有听出钱大钧的弦外之音，嘴里道：“这孩子，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出身，自小没受过管束。时间长了，没准那点小毛病能慢慢改过来。哎，她在梅城不是有个什么亲戚吗？你查过没有？”

“查了。”大钧说，“是她的姑妈。住在江边的大爸爸巷，过去是个唱戏的。”

“你抽空去走访走访，替他们调解一下。如有可能，还让她搬回去住。常年住在你家里，也不是个事。”

“这倒也是。”钱大钧道，“为她这件事，小凤已经一个多星期不搭理我了。”

还没等到钱大钧去大爸爸巷走访，姚佩佩的姑妈自己就找到县里来了。这女人，五六十岁了，穿一件大红的绸面夹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一进门就朝姚佩佩的办公桌猛扑过去，嘴里心肝心肝地叫个不停，吓得姚佩佩四处躲闪。最后，那女人终于在墙角将她逮住了，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隔壁科室的人听到动静，都出来看热闹。姑妈一边哭，一边将佩佩的头强按在自己的胸前道：“这个死丫头，怎么招呼也不打就离家出走？我和你那可怜的姑爹一个月来找遍了梅城的大街小巷，你姑爹还差点跳了江。这些日子，水米都不曾沾过嘴，也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你要是有个好歹，我们也都活不成啦。这下好了，可算是找到你啦。你如今到了县里，高升了，也不知道前世里积了什么德……”

钱大钧见状，赶紧将他们让到隔壁的一间会议室里。姚佩佩的姑父在梅城中学当老师，看上去倒像是个读书人，脖子上中山装的纽扣扣得严严的，两鬓斑白，始终一言不发，只是不时朝钱大钧颔首微笑而已。按照她姑妈的意思，她让姚佩佩今晚就搬回去住。她说，如果佩佩嫌自己的卧室背阳阴湿，他们两口子可以将朝南的大房间腾出来；考虑到侄女有晚上读书的习惯，他们已经请木匠特地给她打了一个书桌，并且给她买了一个漂亮的台灯。钱大钧也在一旁帮劝，姚佩佩纵有一千个不情愿，事已至此，也只得应承下来。那老婆子将姚佩佩的手放在自己手心里拍了拍，站起身来，就要钱大钧带她去面见县长。她要当面拜谢这个大恩人。她特意带来了两只肥肥的大板鸭，外加一只熏火腿。钱大钧推说县长下乡去了，不过她送给县长的礼物他可以代为转交。那婆子这才千恩万谢，挽着老头子的胳膊，欢天喜地地走了。

这天傍晚，钱大钧下楼给谭功达送去板鸭和火腿，正遇上谭功达和赵焕章副县长为什么事吵得面红耳赤。仔细一听，还是为着西裕乡村民闹退社的事。赵副县长认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完全是县政府急功冒进、政策不当所致。初级社也好，高级社也罢，不能一刀切，更不能强制入社。那种一路小跑奔向共产主义的论调是极其荒谬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最后，他狠狠地瞪了钱大钧一眼，连招呼都不打，拂袖而去。

谭、赵二人在县里意见不合，县政府大院尽人皆知。两个人争吵怄气，也不是一回两回了。钱大钧本来就是谭功达的通讯兵，夹在两人当中，本想劝几句又不好开口，尤其是他手里还拎着板鸭和火腿，赵副县长一定会以为他是来给县长溜须拍马的，因此浑身不自在。谭功达脸皮紫胀，仰坐在沙发上，呼呼地喘着粗气。钱大钧免不了东拉西扯，插科打诨，半晌，谭功达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下来。他问钱大钧从哪里搞来的这两只肥鸭子。

钱大钧笑道：“哪里是我弄来的，是你的闺女让我拿来，孝敬她干爹的。”

“什么闺女不闺女的？你这张嘴整天就知道胡说！”

“您没听说？县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在议论，说县长最近认了个干闺女……”

谭功达知道他说的是姚佩佩，鼻子里哼了一声，冷冷地道：“闺女？！我如今连老婆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会有的，会有的。面包会有的，老婆会有的。”钱大钧笑道，“我一定帮您加紧张罗，加紧张罗……”

“这鸭子，我又不会弄。你还是拎回去吧。正好给小凤赔个不是。”

5

这天深夜，谭功达从普济水库冒雨赶回县城，一进食堂，就看见钱大钧叼着一只烟斗，正在那儿等他。

“我又替你弄了个人来。”钱大钧附在他耳边道，“明天上午十点，你们在梅城公园的望江亭见面。”

谭功达看见姚佩佩一边弄她那双皮鞋的搭扣，一边歪着脑袋朝这里张望，就赶紧拉着钱大钧走到了外面的院子里，说：“大钧，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不用再替我操心！这种事还要看缘分，强求不得的。何况传出去，影响也不好。这个人，我还是不见了吧。”

“那怎么行？我都已经跟人家敲定了。”钱大钧道，“成与不成，就这一次。”

“眼下这一大摊事，弄得我焦头烂额，还哪有心思去相亲呀……”谭功达犹豫了一下，只得说，“她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年纪？读过书没有？”

“不知道。”钱大钧说，“真的不知道。这个人我没见过。实话跟您说吧，是你弟妹小凤给介绍的。好像是她们农机公司同事的远房表妹。你好歹给小凤个面子罢。据她说，人品、脾气，都是没得挑的。”

第二天一早，谭功达烧了一锅热水，坐在大木盆里洗了个澡，换上干净衣服，朝江边的梅城公园走去。这个梅城公园，当年也是谭功达提议修建的。在县办公会议上，他一提出这个设想，赵焕章照例马上反对。赵焕章说，梅城虽说是个县城，可这里的人大都靠种地、捕鱼为生。这些百姓比不得大城市的人，会变着法子玩。整天忙于生计，一天到晚骨头都累得散了架，哪还有什么心思去公园健身？后来，在谭功达的坚持下，公园还是建了起来。可除了剪彩，谭功达一次也没来过。

这天是清明节，天朗气清，温煦宜人。可公园里除了几个放风筝的小孩之外，还真的看不到什么游人。当年栽种的银杏和垂柳因无人照管大多枯死了，公园四周的围墙也早已被人拆了运回去盖房子了，就连望江亭的顶棚和木柱也不知被什么人拆走了，只留下了亭子中央的一个石墩。看到当年的一番苦心如今化作了一片荒芜，赵焕章那张脸似乎正从残花败柳、断墙残壁中浮现出来，朝他发出冷笑。谭功达不禁有些怏怏不乐，他抬头朝望江亭一看，那石墩旁果然有人在等他，便不由得加快了步子。

石墩边坐着三个人，两个老婆子都已上了年纪，中间坐着那一个穿绒线衣的，大概就是那相亲的姑娘了。看到谭功达走近，三个人忙不迭地站起来朝着他眯眯笑。她们是从一个名叫界牌的地方赶过来的，离梅城足有二十多里。她们天不亮就出发了，头上的露水还未干透。谭功达一听说“界牌”这个地方，心里就是一愣！他不由得想起昨天返回梅城的途中遇到的那伙骑摩托车的公安……这么说，还真有这么个地方。谭功达的心里空落落的。

他在石凳上坐下，两个老妇人仍然在笑眯眯地盯着他看。其中的一个，嘴里镶着大金牙，一边端详着他，嘴里还念念有词：“不老不老，一点都不老，大婶你说呢？”另一个婆子也笑道：“不老不老。看上去，就和我们家的春生一般年纪。”随后，两个人就将谭功达丢在一边，凑在一起嘀嘀咕咕的商量起什么事来，不时地朝谭功达瞟上一眼，弄得谭功达坐也不是，走也不是，一时不知所措。再看那姑娘，生得娇小、单薄、小头小脑、低眉垂眼，身体像筛糠似的兀自抖个不停。眼下已是清明，天气回暖，可那姑娘穿着绒线衣还在那儿抖抖索索，谭功达便猜测她患有某种不足之症。看模样倒也周正，只是畏畏葸葸，不敢朝谭功达看。

两个妇人耳语了半天，镶金牙的那一位，这才对谭功达道：“姑娘姓柳，小名就叫柳芽，自幼父母双亡，因此跟着伯伯叔叔过活。我是她大婶。”

谭功达见她自称大婶，另一位想必就是大娘了。

“小地方人，没见过什么世面，遇上生人就吓得什么似的。不过你们俩日后一个枕头上睡觉、一个桌子上吃饭，有的是说话的机会。她的话多着呢。”大婶笑道，“不知大侄子贵降在几时？”

谭功达因没听清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只得笑了笑，请对方再说一遍。那大娘便抢过话来道：“她大婶是问你今年多大。”

谭功达便说了自己的年龄。

“哦，这么说是属狗的，比我们家柳芽大了一十八岁。”大婶道。

随后，她又让谭功达报一报自己的生辰八字。因谭功达出生在梅城的大牢里，只听说是七八月份，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哪个时辰降生的。见那大婶催逼得紧，他就胡编了一个时辰敷衍她。那老妇人嘴里嘟囔着什么，眯缝着眼睛，扳起指头，替谭功达算起命来。见那老婆子神神道道的，谭功达心生厌恶，暗暗叫苦，心里便盘算着如何从这里尽快脱身。

正在这时，忽听得那大婶把手一拍，咯咯咯咯地笑了起来，道：“巧了！真是天作之合，天作之合！大侄子命相虽说有几分凶险，可只要娶了我们家柳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十万个人中，保险还挑不出这么一对绝配。绝配，真是绝配！她大娘，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吧？”

大娘也笑呵呵的乐不可支，一个劲地点头道：“定下来好，定下来好。”

听他们这么一说，那姓柳的姑娘，心里一激动，就抖得更厉害了。谭功达见她双手、双脚、脑袋，甚至嘴唇都在瑟瑟发抖，连嘴角的一丝羞涩的笑容也在打战，就问她是不是觉得有点冷，还是身上哪儿不舒服。那姑娘也不答话，朝他浅浅一笑。

“看上去像是在打摆子，实际上什么病也没有，”大娘道，“她就好个抖。她没病，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在我们乡下，这样的人多了去了。”

大婶也笑着说：“你要是带她给大夫瞧瞧，大夫没准会说出一大堆谁也听不懂的词来。其实，这很正常。吃饭、做事、睡觉一点都不碍事。抖得凶的时候，说起话来，牙齿有点打架。要是比划着手势，你也能明白，她要说的是什么。”

谭功达只得苦笑。心里一会儿大骂钱大钧王八蛋，一会儿责怪田小凤。你们他娘的给我弄来了一帮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哪……

谭功达与她们一见面就处在被动的地位，被那两个老婆子忽悠来、忽悠去。谭功达清了清嗓子，想略微分辩几句，以便找个理由溜之大吉。不料，他还没来得及说话，那大娘笑盈盈地问他道：“大侄子在哪儿发财呀？”

谭功达听她这么问，就断定对方还不知道自己的县长身份，心里又暗暗地感激起田小凤来，看来她还没把我的这点老底漏给人家，便顺嘴胡编道：“我在一家工厂替人看大门。”

他这么一说，大婶哈哈大笑，把嘴里的一颗金牙连同黑黑的牙根都露了出来，“看大门的！哈哈……看大门的！大侄子你可真会说话！看大门的也有官大官小。要是说起来，毛主席也是看大门的。中国的地界这么大，全由他一个人看着呢。”

听着大婶的口气，话里的意思略带嘲讽，又仿佛是知道自己确切的身份的，只是没有点破。两个老妇人笑得什么似的，又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谭功达愣愣地坐在那儿，看上去就像一个傻瓜，由着她们在摆布，不知不觉早出了一身冷汗。别看这两个老婆子嘻嘻哈哈没一点正经，可要论智力，自己说不定还远远不是人家的对手，再这么纠缠下去，前景似乎有点不太妙。想到这儿，谭功达一脸严肃地站了起来，道：“难为两位老人家，大老远从乡下赶来，眼下时候不早了，不如去城里找个地方吃饭。至于婚事，还容我再考虑考虑。”

“哎哟，我说大侄子，还考虑什么呀，这事刚才不就定下来了吗？”大婶道，“吃饭呢，也用不着去城里下什么馆子，我们早就备下了。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钱要省着点花，俗话说得好，细水长流，恩爱白头，芽儿，你把昨晚亲手烙的那几个大饼子拿出来给人家尝尝。”

那柳芽一听大婶吩咐，就抖抖索索地从地上抓过一个帆布大挎包来，搁在膝上，抖抖索索地从里边取出一个铝制的饭盒来，揭开盖子，放在石墩上。又从包中摸索出一个搪瓷小茶缸，里边是腌制的泡菜，还有一只咸鸭蛋。她最后拿出的是几双筷子，一只军用水壶，一只空碗。柳芽将饭盒和茶缸推到谭功达的面前，又在那只空的白瓷碗里倒上水，端在他面前。随后，从那把筷子中挑出两根一样长的，架在碗上。忙完了这些事，她就抬起头来，大大方方地看着谭功达。

谭功达见这柳芽变戏法似的顷刻之间弄出这么一大堆东西，虽然手脚颤抖，倒也十分麻利。又见她器皿碗筷干干净净，不由得对这个姑娘心生了几分敬意。谭功达看她的绒线衣早已旧了，袖口的绒线脱了针，挂下几个线头来。又见她没穿外套——很显然，她家里也许已找不出比这更好的衣服来了，想到这个女孩年幼失去怙恃，这么多年跟着叔叔伯伯长大，也实在不易，鼻子一酸，心里就动了恻隐之心。姑娘见他怔在那里，就将那饭盒往他面前推了推，结巴道：“吃吃吃，吃吧。”

她的声音湿湿的。这是她今天说过的第一句话。谭功达认真地打量起面前的这个姑娘来：阳光照在她脸上，皮肤白皙细致，长长的睫毛遮掩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模样虽然平常，却也透出一股清秀动人之色，不禁心头一热。就算婚事不成，权当萍水相逢，也不可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意。他拿起筷子，夹出一块饼来，就着那碗白开水，一个人大口吃了起来。可转念一想，又觉得有些滑稽。仿佛他特地起了个大早，沐浴更衣，就是为了这块烙饼而来。

谭功达正想着，忽听得大婶对大娘道：“二十斤糖，你说够不够？”

大娘道：“怎么不够？我看是够了。”

“那么酒席呢？咱们家的亲戚又多，依我看怎么也得摆上个十桌八桌的。”

“十桌酒席怎么够？不成不成，咱柳芽也挺可怜的，自打出生的那天起，命道就不顺。依我说，这一回得好好替她热闹热闹，去去晦气。”

随后她们就开始商量被面、床褥、桌椅、马桶等一应陪嫁的嫁妆来，两个人就像说相声似的，你一句我一句，说得谭功达倒像做贼一般，心里七上八下。她们看上去是在耳语，声音也不高，但每句话都故意要让谭功达听得明明白白，似乎她们说得越多，商量得越周全，这门婚事就越是万无一失。只因人家在“悄悄地”商议什么事，谭功达又不便插嘴。尤其糟糕的是，刚才人家叫他吃饭，他也没有什么迟疑和谦让，而是抓起来就吃。这一鲁莽的行为，多少也支持了老人家本来很脆弱的信心。

谭功达如坐针毡，满脸灼热，不禁求援似的朝柳芽望了一望，那柳芽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朝他嫣然一笑，仿佛在说：你尽可以放宽心……谭功达定了定神，放下筷子，正要说话，两个老妇人突然站了起来，朝谭功达笑了笑。大婶说：“我们俩去园子里转转，你们两个正好说说话。”说完，拽了拽大娘的袖子。她们一路跳跃着，一眨眼的工夫，就双双消失在树木苇丛之中，不见了踪影。

四周变得十分静谧，天空湛蓝，没有一丝风。那几个放风筝的孩子吵吵嚷嚷，声音仿佛被中午静滞的空气压扁了，远远地传过来。从这儿可以一直看到滚滚东去的长江和江边大片的棉花地，看到江中打着补丁的帆船。谭功达吃着烙饼，不时抬头看一眼对面的柳芽，她也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目光已不像早先那么慌乱，脸上挂着碎碎的笑。等到他吃完了那张大饼，柳芽忽然对他说：“走吧，您快走吧。”

她的声音灰灰的，听上去像是在叹气。谭功达呆呆地看着她。要是真的和这个姑娘结了婚，没准也没什么不好……

“你走吧，”柳芽低声说，“待会儿大婶她们回来了，你又走不脱了。”她随之站起身来，开始收拾桌上的碗筷。

想到自己相了半天的亲，竟连一句话也没和她说过，谭功达就问她，现在在做什么。他又说起县里很快要开办一个聋哑人学校，问她愿不愿意来梅城工作。柳芽不说话，额前的刘海耷拉下来，遮住了她的眉毛。她的手又开始抖得厉害。谭功达看着她那单薄的、不断颤抖的身体，大为伤感，眼睛里不觉又沁出泪来。人一过四十，就会为某些莫名其妙的事徒生伤悲，不知何故。

谭功达心事重重地走下了亭子，很快离开了那儿。

当他走到公园门口，他不禁又回过头来，望了一眼。那柳芽已不在那儿了。亭子里空空荡荡，白云的浮影正使它变得黯淡。

6

这天早上，姚佩佩像往常一样推着自行车，来县里上班。刚走进院子，就看见司机小王拎着一只铁皮铅桶，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正在擦车。那是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车窗上遮着一层白色的纱幔。

“你又姗姗迟到了。”小王笑呵呵地对她说。

“你应该说姗姗来迟了。”姚佩佩替他纠正道，“你从哪儿弄来这么漂亮的小轿车？”

小王用手指了指办公大楼，说：“我哪有福气开这样的车？省里来人了呗。”

姚佩佩抬腕看了看表，今天迟到了足足二十分钟，待会儿，钱大钧大概又要啰嗦个不停了。姚佩佩上了楼，走廊里寂静无声，各个科室的门都开着，只是不见一个人影。她走到自己的办公室，发现里面也空无一人。她坐在桌前，拢了拢头发，倒了一杯开水，顺手拿起一本《灾情通报》翻了翻，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儿。她给县长办公室的杨福妹打了个电话，小杨的语调听上去也是怪怪的。

“你怎么总迟到？”杨福妹在电话中对她说，“人都在四楼会议室开会呢，你快去吧。”

“那你怎么不去？”姚佩佩问她。

“我？我得守着这部电话呀，我在值班。”小杨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姚佩佩懒懒地来到四楼的大会议室。还好，门是虚掩着的，一屋子的人都站在那儿唱歌呢。她松了一口气。会议似乎才刚刚开始，姚佩佩虽然不会歌词，也只得跟着那些人瞎唱了一通。等到那些人唱完了歌，姚佩佩心里猛地往下一沉，顿时觉得问题十分严重。原来，唱歌的人每人屁股底下都有一把椅子！歌声一停，所有的人都入了座，就只剩下姚佩佩一个人傻站在那儿了。她感到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她，心里怦怦直跳。主持会议的谭功达冷冷地瞥了她一眼，静默了一会儿，宣布道：“现在，我们开会……”

好在民政科的小汤在朝她招手。姚佩佩的脸红到了脖子根，身上的汗一下子就出来了，她赶紧猫下腰，三步并着两步窜到小汤跟前，两个人并排挤在了一张椅子上。

由于会议的气氛十分严肃，汤碧云想跟她说话，也只能装作记录的样子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一句话，然后悄悄地捅捅她的胳膊，让姚佩佩自己去看。佩佩用眼角的余光朝那张纸扫了一眼，见上面写的是：

怎么谢我？

姚佩佩也学着汤碧云的样，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主席台，装出一副认真听讲的样子，却在纸上飞快地写下了这样几个字：

请你喝羊杂汤怎么样？

碧云平常就爱吃个牛羊肉什么的，再加上她本来就姓汤，一张嘴成天喜欢胡说八道，因此他们科室的人都叫她羊杂汤，也有人叫她羊杂碎的，汤碧云也不以为意。小汤见佩佩取笑她，就偷偷地在她的腰上狠狠地掐了一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姚佩佩无法躲闪，只能装作没事人一般，忍痛不语。

正在主席台上说话的那个人，姚佩佩不认识。他身穿黑色的咔叽布中山装，神情肃穆，嘴角一颗大痦子。姚佩佩便在纸上向汤碧云问道：

正在讲话的这个人是谁？

碧云也在纸上回答她：

其外。

姚佩佩看着这“其外”两个字，心里直犯嘀咕，心想：这个人怎么叫这么个怪名字。姚佩佩随手翻了翻桌上的材料，终于在预先印发的与会者名单中找到了一个名叫“金玉”的人，想必他就是汤碧云所谓的“其外”了。她偷偷地笑了半天，又在纸上写道：

岂止是个“其外”，我看他分明是个“其中”。

汤碧云见了，略知其意，也在掩嘴而笑。

这个人说了一大段开场白，把那眼镜子取下来又戴上，戴上又取下，最后才慢条斯理地宣读省委的一个什么决定。按照省委的最新任命，鉴于原梅城县委潘晋仁书记一周前病故，由谭功达兼任梅城县委书记；钱大钧升任副书记兼主管文教的副县长；县长办公室的秘书杨福妹改任办公室主任。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中，小汤在姚佩佩的耳边悄声说道：“你们领导升官了，难怪他今天换了一件新衬衫。”

姚佩佩朝主席台上一看，见钱大钧坐在最边上，身上果然换了一件簇新的洋布衬衫，胸前的口袋里一下子插上了好几支钢笔。他的头发也梳成了“后倒式”，上面还似乎涂了一层油。

“可他怎么老皱着眉呀？”姚佩佩问道。

“他们都爱这样。升了官，心里头高兴，可又不能让旁人看出来，只能狠狠地皱眉头。”有了这句话，姚佩佩再仔细看了看钱大钧脸上的表情：可不？简直是哀痛得就要哭出来似的。突然，只听得呼啦一声，全场起立。嘈杂的掌声，忽然变得很有节奏起来。原来是省领导在宣布完决定之后就要离场了。那个名叫金玉的人，站起身来，笑容可掬地与主席台上的人一一握手，亲切话别。这个人因嘴角长着一个大痦子，再怎么笑，看上去还是有点凶。为什么所有的领导都有几分凶相？

当他走到钱大钧跟前的时候，两个人的胳膊就像被胶水黏在了一起，像荡秋千似的摇晃着，连姚佩佩都觉得手臂发酸。她看见金玉附在钱大钧耳边说了句什么，钱大钧就仰直了脖子，朝会场里张望，好像在寻找什么人。随后，钱大钧又趴在金玉的肩膀上又说又笑，那领导神秘地眨了眨眼睛，笑了笑，终于走下了主席台。可算是要走了！姚佩佩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不料，这个人在谭功达、赵焕章等人的簇拥下刚走到门口，突然来了个急转身，向人群挥手致意。于是，急风暴雨式的掌声又一次响起。趁着这个工夫，汤碧云不知从什么地方给佩佩搬了一张椅子来，悄悄地说：“看你的腰还挺细的，屁股却这么大！挤得我直往下掉。”

姚佩佩笑了笑，道：“中午我请你去清真馆吃饭。”

“算了吧，”汤碧云道，“你就别逗我开心啦。”

“真的。不骗你。待会儿会议一结束我们就去。”姚佩佩一本正经地说，“我上个月发的工资还一分都没花呢。”

“去什么去？你忘啦，今天中午全体工作人员要在食堂集中吃忆苦饭。”

一听说忆苦饭三个字，姚佩佩的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这忆苦饭，半个多月前不是刚吃过一回吗？怎么又要吃了？”

这时，谭功达等几个人在送走省领导之后，已经回到了会议室，在白庭禹的主持下，会议继续进行。

姚佩佩在县里已经待了两年多，可对这里的工作极不适应。没完没了的会议、下乡、培训，数不清的表格、剪报和文件弄得她整天晕头转向的。姚佩佩最怕下乡了。有一次，她被派到梅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闹双抢”，站在齐膝深的水田里学插秧，倒是觉得挺好玩的。可等到她走到田埂上，看见自己的小腿上竟然趴着五六只肥肥的蚂蟥，其中有一只居然一半身子已经钻到她肉里去了！当即两眼一黑，一头就栽倒在水田里……她不知道这个县到底有几个乡、几个镇、多少个自然村，就连县机关到底有几个下属单位都没有明确的概念。她常常因为送错了文件而受到钱大钧的严肃批评。

单单这些倒也罢了。可单位里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她能看得顺眼的。就连办公室一个普通的秘书都显得神抖抖的。你要跟他说句话，或问点什么事，人家不眨巴着眼睛把你琢磨老半天，是不会轻易回答你一个字的。可自己的那只手的确也犯贱，跟人说话时总爱在人家肩上拍两下。有一次，她差一点没把管收发的老童拍得背过气去。钱大钧为这件事不知道跟她发过多少次脾气了。姚佩佩又发誓又赌咒，暗中不知把自己的祖宗骂了多少回，从此变得沉默少语，不像以前那样咋咋呼呼的了。可这样一来，钱大钧又说她看不起群众，独来独往，自命清高，小资产阶级倾向严重。弄得姚佩佩一生气，把手里的铅笔往桌子上一摔，像个疯子似的，冲着钱大钧哭叫道：

“反正我怎么做都是不对的了？是不是？！”

她这么一叫，把钱大钧也镇住了。看到她泪眼婆娑的样子，大钧只得拍了拍她的肩膀，好言好语来哄她，谁知佩佩不依不饶：

“你不是要我不要跟人拍拍打打的吗？可刚才是谁拍我来着？”

办公室里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钱大钧也只得讪讪地笑。姚佩佩就知道刚才那句话又说错了，却又不知错在什么地方，心里又气又羞，只是拼命地绞着自己的衣角来解恨。

经过这件事，姚佩佩谁也不爱搭理了。没事的时候就一个人托着腮帮子，看着窗外的一棵大杨树，呆呆地出神。她觉得自己在县机关还不如当初在澡堂子里卖筹子自在呢。她一个人闷坐在办公室里，在那儿想着不着边际的事，想着想着就终于想出了一件要紧的事情来了。有一回，姚佩佩在随钱大钧下乡的途中，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别的县都有县长，有书记，为什么梅城县单有县长，没有书记呢？”

“书记是有的，”钱大钧道，“只不过他刚上任就病倒了，一直住在疗养院，因此你不曾见过。”

“既然他生了病，不管事，为什么上面不另外派个书记来？”

钱大钧想了想，脸上的表情渐渐地变得暧昧起来。他绕着弯告诫佩佩道：“假如我是你，不该问的事我就一个字也不会瞎问。”

姚佩佩赶紧冲他吐了吐舌头，扮了个鬼脸。

县里每过两个月，就会对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民主考评。考评的成绩就张贴在走廊的布告栏里。自打她来县里上班的时候算起，姚佩佩的名字每次都排在最末一名，每次都是“差”，或者“较差”。她只得过一次“中”。那一次得“中”，也不是因为她表现好，而是因为她得盲肠炎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

无论她怎样卖力地工作，无论她怎样不要脸地看到每个人都谄媚地微笑，她的名字永远都准时出现在布告栏的最后一位。到了后来，她索性懒懒散散，破罐子破摔，不去管它了。

终于等到一天，她在布告栏自己的名字下面看到了一个“垫底”：汤碧云。眼前不由得一亮，暗暗在心里笑了半天。心里那一阵畅快，就别提了。可笑完了以后，转念又想，在县机关，竟然有人比自己还差，这个人想必一定十分优秀。心里不禁暗暗地就崇拜起这个人来。这一次，姚佩佩多留了个心眼，没有咋咋呼呼地到处打听，免得人家看穿了她的心迹，说她搞小山头，自甘堕落。她利用往各个单位送文件的机会，明察暗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一个被称做民政科的科室里将这个隐藏得很深的坏分子给挖了出来，顺带着还掌握了她的绰号：羊杂碎。

姚佩佩找到汤碧云的那天，羊杂碎恰好被她的一个顶头上司——据说是一个长着黑笃笃小胡子的老处女骂了个狗血淋头，正坐在办公桌前哭鼻子呢。姚佩佩把她叫了出来，把自己单位里的每一个人都骂了个遍，借此轻易赢得了汤碧云的信任。两个人就坐在大院里的一丛海棠花底下互吐衷肠。两个人没说几句话就一拍即合，彼此沆瀣一气，相见恨晚。

我们是坏蛋。哈哈哈哈……

我们是落后分子……

我们是没人要的小屁孩……

哈哈哈哈……

因此……

我们是朋友。

两个人都觉得从此以后生活有了盼头。她们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们单位所有的人都起了一个外号。最后，姚佩佩颇为动情地表白道，要是汤碧云是个男的，她就毫不犹豫地嫁给他。对方也表示，自己的心里也正是这么想的。

正这么胡思乱想，主持会议的白庭禹忽然叫起了姚佩佩的名字，把她吓了一跳。“正说你呢，”汤碧云笑着望着她，“恭喜恭喜，你也升官了……”

姚佩佩仔细听了听，原来是县里的人事做了微小的调整：鉴于杨福妹升任县办公室主任，姚佩佩就被调到了谭功达的办公室，担任县长秘书，接替杨福妹的位置。会议一直开到中午十二点才散。

在去食堂的路上，姚佩佩满腹忧虑、心事重重。怎么偏偏把我调到他屋里去？怎么这么倒霉！苦楝树和紫云英花地上的乌云不会移走……永远不会。汤碧云不停地跟她开玩笑，佩佩也不理不睬，汤碧云见她又在胡思乱想，就推了她一把，说：“你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俗话说得好，官越大越好糊弄。”

“什么呀！他的脾气也够大的。还有，这个人不太爱讲卫生，老远就能闻着酸味。”佩佩道。

“这好办，”汤碧云一本正经地说，“你每天替他洗个澡。”

“放屁！”姚佩佩骂道，“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恶心的话来，呸呸呸，你干吗不去给你们小胡子大妈洗一洗，看她到底是男是女……”

两人正闹着，一扭头，看见谭功达和钱大钧两个人正朝这边走来。两个人正想溜，没想到钱大钧在身后叫住了她们。两人走到近前，谭功达目不斜视，连正眼都不瞧她们一眼，就走过去了。钱大钧眼睛盯着姚佩佩，却对汤碧云笑道：“羊杂碎，下午上了班，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说完，又朝姚佩佩看了一眼。那样子就像是第一次见到她似的。他的眼神怪怪的，似乎在给她使眼色，眉毛往上轻轻一扬，让人颇费思量。

所谓的忆苦饭，不过是由麸子、谷糠、豆渣等熬煮而成的稀饭。盛在一只大木桶里，清汤寡水的，用汤碧云的话来说，往那木桶上一趴，就能照出人影子来。姚佩佩硬着头皮，盛了一碗粥，和汤碧云两人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并排坐了下来。姚佩佩勉强喝了半碗，就再也喝不下去了。一阵阵的反胃，弄得她只想呕吐。

“豆渣是馊的。比猪食还难吃。”姚佩佩抱怨说。

“菜叶子也是黄的，像是在泥里沤过的。”汤碧云说。她在碗里搅了搅，挑出蚕豆来吃，等到她把为数不多的几粒蚕豆吃完，就将碗一推，筷子一丢，托着脑袋怏怏发愣。

“哎，你看钱副县长，倒是吃得挺欢的。我数过，他已经在喝第三碗了。”姚佩佩小声道。

汤碧云直着脖子，远远地瞅了钱大钧一眼，冷冷道：“他呀，升了官，心里头美滋滋的。假如有人让他把一缸泔脚水喝下去，他保险比谁喝得都快。”

过了一会儿，汤碧云对姚佩佩说：“上一回季度考评，你知道我的名字怎么会跑到你后面去的吗？”

“不就是思想落后，表现不好吗？”

“哪儿呀，就是那回吃忆苦饭，我没去，躲在女厕所吃饼干，被我们小胡子领导当场抓住了。”

“你们领导也吃得挺欢的。”

“她呀，你就快别提了。这人肥得像一只癞蛤蟆，脖子比脑袋还粗。咳嗽一下，身上的肥肉都要抖上半天。”汤碧云苦笑着摇摇头。

过了一会儿，姚佩佩道：“形式主义害死人。要说这时候，正是蔬菜上市的季节，又不是没有好青菜，干吗净往锅里放烂菜叶呀？”

“要不怎么叫忆苦饭呢？”

“这名堂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想出来的。”

“我现在一想到清真馆的生煎馒头，就受不了。”

“对呀，牛肉包子呀！”

“还有羊杂碎汤呀！”

“兰州拉面呀！”

“对呀，还有莲花酥呀！”

“荷叶饼呀！”

……

两个人正说得高兴，忽听得背后有人冷不丁接话道：“依我看——”

两个人回头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原来紧挨着她们身后靠墙的位置，还有一张小方桌。刚刚打饭的时候，姚佩佩还特地留意了一下，没人。不知什么时候，赵焕章副县长悄不溜声地坐在了那儿。

“依我看呀，清真馆最好吃的还要算是锭子锅盔，你们以为呢？”赵焕章道。

“是是是……”姚佩佩傻傻地笑着，拼命冲着赵副县长点头。

“好吃好吃，锅盔好吃，锅盔好吃……”汤碧云也连忙附和道。

看到两个女孩愣愣地望着自己，吓得面无人色，赵副县长用筷子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道：“不用担心。你们俩刚才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见。不过，以后说话可得留神。俗话说，隔墙有耳。”说完，端起饭碗，咕噜咕噜喝了个精光，站起身来，笑眯眯地走了。

7

第二天上午，姚佩佩和杨福妹办了交接，就搬到楼下办公去了。刚才，她忘了把茶杯带到楼下来了，只得上楼去取。钱大钧也正忙着挪窝呢，地上飘满了散落的纸页。姚佩佩取了杯子要走，听见钱大钧在背后说道：“小姚，你怎么把辫子给剪了？”仍然是似笑非笑，目光空洞。姚佩佩的脸一下就红了，“怎么样？好不好？”她拢了一下耳边的头发，问钱大钧道。

昨天晚上，她去理发店新做了头发，原来的羊角辫变成了现在的齐耳短发。姑妈一迭声地说不好，姑父说她不如以前好看了。早上上班时，她在门口碰到了汤碧云，羊杂碎似乎吓了一跳：“天哪！你一下子老了七八岁！”

“好啊好啊，这样显得更成熟。说真的，你搬到楼下去，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钱大钧笑道。

“谁知道是真是假！”姚佩佩笑呵呵地说了一句，转身就走了。

谭功达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一上班，他就把自己埋在一大堆文件和书籍之中，半天没有一丝动静。姚佩佩即便是伸长了脖子，也看不见他的脸。她从抽屉里取出那本《三国志》，胡乱地翻了几页，又读不下去。

今天早上，姚佩佩将新做好的一条裙子找出来，折腾了半天，最后还是没敢穿。窗外春已渐深，漫天的柳絮落在院中碧绿的草地上，让南风一吹，又飏起来，在窗前流连不去。不时有絮花飘到屋子里来，弄得她鼻子直痒痒。槭树和洋槐长出了新叶，阳光暖烘烘的，蒸发出雨后的湿气，带着泥土味，熏得人浑身倦怠，昏昏欲睡。

大约九点钟的时候，白庭禹摇头晃脑地走了进来。他是个好脾气的老头，永远都是笑呵呵的。他看见姚佩佩一个人坐在窗前打盹，就走了过去，把她手里的那本书拿过来翻了翻，道：“怎么样，挺困的吧。这个季节人最容易犯困，泡杯浓茶喝喝就好了。”随后他转过身去，对谭功达说：“小王已经在下面等着了。老谭，我们走吧。”

“就来就来。”谭功达支吾着，一边收拾着桌上的文件，一边站了起来。

白庭禹看了他一眼，一下子就乐了。他又扭过头来，看了看姚佩佩，笑道：“哟嗬，你们两位是约好了的还是怎么的？怎么都把头发给理了？”

姚佩佩这才发现县长也理了发，而且人家理的是眼下颇为时髦的小分头。虽说看上去比原来年轻多了，可毕竟怪里怪气的，有点滑稽。姚佩佩抿着嘴只想笑，可又不敢笑出声来，赶紧扭过身去，假装看着窗外。这时，谭功达已经从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绕了出来，径直走到姚佩佩的跟前，小声道：“小姚，你这儿有梳子吗？借我用用。”

姚佩佩手忙脚乱地在提包里乱翻了一通，只找出一把篦子，问他要不要。谭功达也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一把夺过来，对着墙上的一面小方镜，像模像样地梳起头来。末了，又把篦子还给姚佩佩，嘴里狐疑道：“咦，你这是什么梳子？怎么是滑的呢？”

姚佩佩终于忍不住，捂着嘴噗噗地笑了起来。

“这是篦子。”白庭禹道，“过去的女人不常洗头，用它来篦虱子。”

谭功达哦了一声，又对着镜子，半蹲着身子，整理起衣领来。

姚佩佩来到县里这么些日子，还从没见到过县长打扮得这样光鲜：藏青色的中山装，雪白的衬衣；裤缝烫得笔挺，皮鞋锃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而且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樟脑丸的香味。别说，还挺好闻的！他的脸一定是用力洗过了，反正看上去比原先白了不少。

“县长莫非是要去相亲？”姚佩佩笑着问道。

“谁告诉你的？”谭功达诧异地转过身来，飞快地看了她一眼，“别胡说，我和白县长去粮管所办事。”说完，又像是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对姚佩佩交代说：“噢，对了，我的桌上有一份刚刚签了字的文件，你待会儿替我送到民政科，交给罗主任。”

随后，两个人神秘兮兮一阵风似的走了。空空荡荡的楼梯间很快就传来了他们杂沓的脚步声。哼！这么急！就像是跑去救火似的。接着，她听见了吉普车马达的轰鸣，姚佩佩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心里道：这也难怪，这人年过四十还找不到个老婆，这一回看起来真是有点发急了。谭功达一走，姚佩佩托着下巴，乱七八糟地想了一会儿心事，正想靠在椅子上小睡一会儿，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电话是县文工团打来的。对方似乎是一个唱小生的，说起话来不男不女，听上去怪别扭的。那人问：“县长出发了没有哇？”姚佩佩说：“走了。”那边的电话就挂断了。

这么说，县长刚才是去文工团。既然是去文工团，那刚才谭功达为什么要说去粮管所呢？可见这个人连说谎都不会。如此说来，县长的这个对象说不定就是文工团的某个女演员，说不定……这么一步一步地推想下去，姚佩佩忽然自己也烦了：嗨，人家去相亲，我在这儿瞎操什么心呢！

这时，她忽然听见有人在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姚佩佩一转身，看见一个瘦巴巴的老头正站在门口，讪讪地笑着，冲着她又点头又哈腰，还朝办公室探头探脑，四处张望。

“怎么，县长不在呀？”老头问道。

姚佩佩想了想，说：“县长到粮管所开会去了。”

老头哦哦了两声，转身要走。姚佩佩叫住了他，问他从哪里来，找县长有什么事。老头笑着自我介绍说，他是县信访办的主任，姓徐。他说，有一件棘手的事不知如何办理，因此特来向县长请示。姚佩佩一听说他有棘手之事，便赶紧请他到屋里，让他在靠墙的一张木椅上坐下。老人谢了半天，这才坐下说话。

“今天早上，也就是九点来钟吧，信访办来了一位乡下妇人，手里拎着一个青布包裹，怀里抱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一进门就嚷嚷着要见县长。我问她姓甚名谁，家在何处，因何事要见县长，妇人道：‘这个不消跟你说得，等见了县长我自与他说便了。’口气还挺硬，我反复盘问，方知她是夏庄人氏，头一天就已动身，到了天黑时分才赶到梅城。母子俩就在大街上露宿一晚，今天早上才一路问到县里来了。我再三问她有什么事，她也不说，只道是县长家亲戚。我又问她是县长家的什么亲戚，妇人冷冷道：‘这不关你的事，你带我见了县长，自有分晓。’我见她前言不搭后语，衣衫肮脏，蓬头垢面，便不敢贸然带她来见县长，但也不知如何发落。我说：‘你既是县长家亲戚，可知道县长姓什么？叫个什么名字？’妇人先说是姓张，又改口说姓朱……”

“这倒也不难，”姚佩佩笑道，“等会儿待县长回来了，您老让他们俩厮认一下不就得了？”

“使不得！使不得！”老徐一个劲儿地摆手道，“这年头，以各种名目到县上撒泼打滚的人可多了，无非是告状、要钱两件事。让县长见了反而不好办。再说了，这妇人一口咬定是县长的什么亲戚，恐怕是八竿子也打不着。不可能的呀！”

老徐说，自己虽说在信访办兼管收发，可闲来也去县志办公室帮忙，整理个材料什么的。县长家的事，说起来复杂，可他比谁都清楚：“他们家没有任何亲戚。县长家的人全都死光光了，一个都不剩了。”

听老徐这么一说，姚佩佩立即就来了精神。平常在县机关，有关县长家事的传说版本很多，错讹百出，大多离奇虚幻，极不可信。她曾经为这事问过钱大钧，他也是笑而不答。今见徐主任人老话多，谈兴正浓，便问道：“县长的身世到底是怎么回事？连我也还不太明白呢。”

“唉，你小小年纪哪里能知道？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说来话长。”老徐道，“他娘在梅城监狱里生下孩子，是庚子年的仲夏，我记得是七月三日。天气又热，那孩子奶水不足，溽暑正烈，加上那监狱本是个肮脏污秽之地，一个名叫梅世光的狱卒……”

“哎，我听人说，他妈陆秀米可是这一带数一数二的大美人呢。”姚佩佩打断了老徐的话，好奇地问道。

“这个，各种文献中都没有记录。人家都这么说，反正我是没亲眼见过她。县志办还藏有她早年的一张小照，是当年她在日本穿着和服拍的。相片毕竟年代久远，已经看不太清楚了。不过，那眉眼长得跟县长一般无二，你要是想知道她长得什么样，瞅瞅谭县长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我听说，县长原来不叫现在的名字，好像姓梅？”

“那狱卒名叫梅世光，也无妻室儿女，因见这个孩子眼看着气息微弱，奄奄待死，便动了恻隐慈悲之心，悄悄地将他带到狱外，请了一个奶妈，硬是把他给养大了。”

“那他，怎么又姓了谭呢？”

老徐顿了顿，笑道：“这里边另有一段缘故。在普济一带，有一对父子，做爹的名叫谭水金，儿子名唤谭四。两人在普济河上，靠摇船摆渡为生。陆秀米自日本回国，风云陡变，革命军兴，谭四便跟着秀米创办普济学堂，暗中联络同志，以图大举。因叛徒出卖，秀米兵败被俘，谭四亦死于清兵乱枪之下。待到秀米在狱中生下了孩子之后，普济人闻听，便都猜测这孩子是谭四的骨血。可事实究竟如何，现在已无从知晓。这些猜测，本是妄人耳食之谈，可谭水金却信以为真。你想呀，谭水金老年丧子，余下这点骨血，且不说真假，老谭家的香火，仅此一脉。到了那步境地，也由不得他不信了。他便四处查访，打听孩子下落。当他最后在浦口找到那孩子的时候，县长那会儿已经六岁了。谭水金执意要将孩子带回普济抚养，狱卒梅世光自是不让，两家争来争去，就闹着要打官司。最后经人从中调和，双方各退一步，那孩子姓了谭，但仍归梅世光抚养。从那以后，县长的名字就叫谭元宝。功达这个名字是解放那一年县长自己改的。要说元宝这名字在过去的乡下十分常见，可是到了今天，毕竟封建气息太浓。你想想，现如今这陆、谭、梅三家人都死绝了，除了县长本人再也没有旁人了，你说这会儿从哪儿冒出个亲戚来？”

“那您打算怎么办？”姚佩佩都听傻了，张着嘴看着老徐。

“信访办的几个同志商量着，替她凑几个钱，打发她回去便了。我想，为慎重起见，还是等县长回来再说。”说完，老徐就站起身来，告辞而去。

8

县文工团设在城西山坳中的一座花园洋房里。据说，这座围着黑铁栅栏和卫矛的建筑最早是一位英国女传教士出资修建的。后来，一度是梅城监狱的所在地。辛亥之后，陆秀米曾在这里被关押一年零六个月之久。花园四周，树木簇掩，山石拱卫，显得极为幽僻。如今，县文教局、文化馆和文工团都在这里办公。

谭功达的吉普车抵达那里的时候，文工团的团长已经在门口迎候多时了。他的身边还立着一位白发长者。

团长介绍说，这位老人当年在监狱的厨房当伙夫，已经七十多岁了，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据他说，他曾见到过令堂大人。”团长这一介绍，那老头就不停地点头道：“见过的，见过的。”

这是一座三层楼的红砖建筑，园子很大，修建了中国式的水榭、曲廊和石砌小径。园子中间有一座喷泉，一尊铜制的天使雕像。地面由碎砖铺成，砖缝中长满了青草。由于刚刚下过一场雨，喷泉池中的水还是满的，只是漂浮着一层厚厚的绿锈。那座雕像有些歪斜，不远处钟楼的指针早已锈坏，永远停在了八点一刻。园中的一株合欢树下，花瓣落了一地。谭功达不喜欢这个地方，觉得到处都显得阴森森的。

三楼的一扇窗户开着，从里边传出手风琴的声音，反复演奏着同一个旋律；有一个老生演员正在吊嗓子，他唱的是《三家店》里的“打登州”。每唱一句，都会传出一片叫好之声，弄得谭功达心烦意乱。几个人一声不吭地沿着花园四周的回廊转了一圈，团长就请县长上楼参观，说：“我们，是不是去看看当年县长您出生的那个房间？”谭功达明显地犹豫了一下，皱了皱眉，对身边的白庭禹道：“不看了吧？”白庭禹赶紧道：“既然已到了这儿，还是看看吧。人家还专门请来了向导……”

二楼的走廊里光线阴暗，有一股淡淡的霉味。楼道里搁满了演戏用的道具和杂物，鼓、戟、枪、旗、锡箔刀、戏服和髯须堆得到处都是。白发老头侧着身子挤到谭功达身前，介绍说，当年陆秀米被关押期间，待遇优厚，除了不能出门之外，她基本上是自由的。这么大的房子，就关着她这么一个囚犯。食堂的厨子、伙夫、杂役，加在一起一共有十一个人，都来伺候她一个。梅城统领龙庆棠还隔三差五地派人给她送点心来，甚至他本人还专门到狱中来看过她几次。那时的监狱不像现在，他常常看见秀米在院子里的喷水池边晒太阳，坐在藤椅上读书。“我呢，那时还小。心里想，一个人要犯怎样的罪才能被送到这么好的地方来？龙庆棠毕竟是读过书的人，待人倒也和善，没有对她动过刑，从头到尾都待若上宾……”

团长见谭功达脸上渐有不豫之色，可这老头越说越不着调，团长赶紧拉了拉他的袖子，老头立即就不吱声了。

几个人走到走廊东头的一个房间门口停了下来。谭功达看见那扇平板木门是拱形的，门上缀着一条细麻绳，绳子的一端系着一个桃核，除此之外并无他物。

“这是圣芳济各会修道士的传统，”团长说，“一切都显得朴素简单。”

谭功达伸手拉了一下那桃核，门就开了。这是一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地板有几处已经坍塌了，房子似乎有点漏雨，墙上的石灰都起了皮。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小书桌、一把木制圈椅。紧挨着墙边的地上有一张木板，这大概就是母亲当年的卧床了。床头的墙上，有一个壁龛，里边有一盏小油灯。

“我记得墙旮旯里原先还有一个净桶，”白发老头补充说，“其余的，都是当年的样子，原封未动。”

看着这个陌生的房间，谭功达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四十年前。一个风雨之夜，母亲在这张木板床上生下了他。一个头戴簪花的老妇人从狱卒手里接过孩子，出了房门。他的母亲，仿佛仍然坐在窗前的圈椅上，回过头来，朝他寂然一笑。妈妈，妈妈。她的一生都像一个谜，她的形象由数不清的传说和文史资料堆砌出来，在他看来，却像流云一样易逝，像风一样无影，像正在融化的冰一样脆弱。妈妈。妈妈。除了“陆秀米”三个字，那个被戏文和高耸的纪念塔所固定的形象，跟你脸上碎碎的笑容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个教科书上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豪杰与你的寂寞和忧伤又有什么关系？从时间上来推算，母亲去世时年龄与谭功达现在的年纪大致相仿。而她从梅城出狱回到普济的时候，最多也不过三十岁。她为何突然之间发了禁语誓，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僧侣和哑巴？在蛰居普济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她每日只是侍弄园中的花草，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这个不合常情的举动在谭功达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中一定隐藏着某种他现在仍不能知晓的秘密。他翻遍了所有的关于母亲的资料和回忆文章，却找不到任何答案。

母亲生前最后一个伴侣，名叫喜鹊，按理说应该知道更多的情况，可她也只留下了一本薄薄的《灯灰集》。这些诗虽然稚拙、不事雕饰，许多地方不合韵律，可也不是粗通文墨的谭功达所能轻易理解的。苦读这本诗稿，带给他的是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普济一带的风光景致、农事稼穑，到了她的笔下，也能含咀英华，绮怀伤情，让人生趣顿消。多少年来，谭功达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恐惧：自己不管如何挣扎，终将回到母亲的老路上去，她所看到并理解的命运将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谭功达轻轻地带上门，回到阴暗的走廊里。向导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打发走了，团长和白庭禹正在小声地商量着什么。看到谭功达神情黯然，眼中飘出一缕如梦清光，白庭禹误以为他是为即将与白小娴的见面感到局促不安，就笑着安慰他道：“老谭，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紧张？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这就好比说你要去参加一场考试，而你预先就偷看了答案。”

“答案？什么答案？”谭功达慌忙问道。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老谭是一根筋，你还不相信。”白庭禹对文工团长打趣道。

团长也笑了起来，他解释说：“白副县长的意思是说，您和白小娴之间的事是板上钉钉的。不管你们初次见面情形如何，有情人终成眷属。只要您看她顺眼，她就跑不掉。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您只管轻装上阵，就当是走个过场吧。”团长似乎是北方人，说起话来总是您您的。

“哦，原来你们说的是这回事！”谭功达勉强笑了笑，问道，“我们待会儿在哪儿见面？”

“就在我的办公室如何？虽说在一楼，可是拉上灯芯绒窗帘，外面的人看不到里边。”团长说，他看了一下手表，“不过，白小娴现在正在练功房上课，我们不妨先去办公室坐一会儿，让你先熟悉熟悉作战环境，待会儿一下课，我就派人把她叫来。”

“要不，我们先去练功房看看？”白庭禹建议说，“谭县长只见过相片，真人一回也没见过呢。”

“也好。”团长道，同时看了看谭功达，“那我们就去练功房看看吧。”

他们三人穿过走廊往西，走下楼梯，绕过一片小树林，来到后院的一幢简易的木板房前。透过敞开的大门，谭功达看见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在一个秃头教练的指导下，正在练习空翻。而女孩们则一律在窗下的木杠上压腿。看到三个人走进门来，姑娘们全都扭过头来，好奇地朝这边张望，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秃头教练见状赶紧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团长朝他摆了摆手，道：“你们继续练功，我带两个客人来观摩观摩。”教练冲着他们鞠了一个躬，又气喘吁吁地跑开了。

“条件是简陋了点儿，”团长对谭功达道，“不瞒您说，这地上的垫子都是草编的。在上面再铺上一层棉布就完事了。噢，对了，为了改善文工团的条件，我给县里是打过一个报告的，一直没见批下来。艰苦一点不算什么，可没有海绵垫子还真的不行。学员要是一个跟斗翻下来，闪了腰或是摔断了腿，那也不是闹着玩儿的。”

“好说好说。马上批，马上批。”白庭禹笑呵呵地答复说。

对于这个问题，谭功达显然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飞快地瞥了团长一眼，似笑非笑地道：“你说没有海绵垫子就不能练功，这也太夸张了吧？哪一天等你的演员们到了真正的舞台上，难道还要在舞台上铺上垫子才能表演？嗯？”团长见谭功达话中有话，而且深知他平常就不喜欢文艺工作，只得讪讪地笑了笑，不再提报告的事了。他凑到谭功达跟前，朝窗口那边指了指，低声道：“那个穿黑色紧身衣，脑袋上打着红色蝴蝶结的女孩，就是白小娴。”谭功达点点头。

实际上，他早就注意到她了。她的个子比一般女学员要高一些。修长匀称，皮肤白皙。她汗涔涔的，正侧着身子，将脑袋往脚尖上压。初一看，一点都不像是从乡下来的姑娘。谭功达一看她的脸，立刻就吃了一惊，像是被锋利的锥子扎了一下，身体软软的，难以自持。古人说的倾国倾城之貌，虽有夸张之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然，何以我一看到她，身体就摇摇如醉？

白小娴的照片，白庭禹一个月前就送给他了，他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每次看到她的照片，谭功达都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可是一见到真人，比照片还是要漂亮不少。谭功达的汗顿时就下来了，心也快跳到了嗓子眼。作孽啊作孽，这真是作孽。天哪，太过分了。我的眼睛怎么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她。谁家的孩子？竟能长成这个样子？这个时候，他再想起刚才在楼道里白庭禹跟他说过的考试和答案的一番话，心里就是一阵狂喜，也觉得是莫大的安慰。他转过身来，看了看白庭禹，而后者也得意地朝他微笑、颔首，似乎在说：“怎么样？”

不一会儿，秃头教练宣布下课，学员们各自收拾自己的衣物，准备离开。谭功达看见白小娴怀抱着一堆衣服，用一块毛巾一边擦汗，一边快速地朝门边走来。一看到白小娴朝自己走过来，谭功达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兀自愣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白小娴走到门边，见有几个人堵在门口，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怒气冲冲地对谭功达道：

“让开！”

白庭禹看见白小娴怒目横眉的样子，就知道事情不好。他赶紧上前，一把将她拉住，压低了嗓门向她介绍说：“这位是谭县长。”

“我知道他是县长！”

白小娴一甩手，差点没把白庭禹带个跟头，她再次对谭功达吼道：“你让开！”

谭功达看见她嘴唇上布满了细细的小汗珠，额前的刘海也是湿漉漉的。空气中有一股好闻的汗味。他本能地往后靠了靠，白小娴一侧身，就钻出了门，大步流星地走了。白庭禹和谭功达面面相觑。对于这样的突发事件，团长显然也缺乏准备，等到他回过神来，再张罗人去把她拦住，哪里还有白小娴的人影？

秃头教练见状上前献计说：“白小娴一定回宿舍去了，要不要我去宿舍把她叫过来？”

白庭禹低声道：“不用了。”他转过身来，对愣在那儿的舞蹈演员喊道：“大家排练得很好！啊，很好！基本功很扎实，啊，很扎实。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啊，再接再厉。”他总算硬着头皮，说完了这几句话，学员们也就散了。

等到练功房门口只剩下他们三个人的时候，团长说：“不如先去吃饭，在鸿兴楼。吃完了饭，我亲自给小娴去做做思想工作，保管……”

“不必了，”谭功达道，“我们下午还有一个三级干部会。”

白庭禹见谭功达受了惊吓，一副心绪不宁的样子，也只得对团长说：“要么这事就先这样了，以后再说。我这个侄女，样样都好，就是那臭脾气，跟我嫂子一模一样。我们告辞了。”

团长见白县长这么说，只好闷闷地把他们送到门外，挥手作别。吉普车扬起灰尘，不一会儿，在坑洼不平的巷子里消失不见了。

因县机关还没有举行大型会议的场所，下午开始的三级干部会被安排在梅城中学的大礼堂举行。时间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谭功达让小王将车直接开到梅城中学，他和白庭禹就在马路对面随便找了个小饭馆吃饭。

白庭禹特地要了一瓶高粱酒，说是给谭县长压压惊。

“我看这事还要斟酌斟酌，”谭功达说，“别的且不论，这年龄的确是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也没有。俗话说好事多磨，这么点小事你不必放在心上。”白庭禹劝慰道，“不瞒你说，我前些日子回老家，就是为了这事。我把这门亲事与哥哥嫂子三头六面都说清楚了。他们哪有不愿意的？虽说到了三十四五岁上，夫妇二人才有了这么个宝贝疙瘩，一味骄纵，百般疼爱，一听说这件事，我那嫂子顿时眉开眼笑，拍着手说道：‘要是结成了这门亲，我们悬了五六年的心就可以放下了。’他们是被土改和镇反吓破了胆，哈哈，说起来也怪可怜的。”

“他们有什么好害怕的？莫非你们家是地、富、反、坏？”

“反、坏倒也说不上。不过我们私下说说，她家跟这个地、富略微还沾点边。”白庭禹道，“我们家祖上世代在长江淮河上贩盐，做的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家中广有田产。我十八岁出去参加革命，自然与这个家庭划清了界线。可我的哥哥就不同了，他是长子，这么大的一个家私，虽经分家析产，临解放时，划在我哥哥名下的田产少说也有两百亩，不是地主是什么！到了五二年划定成分的时候，土改工作组顾念我革命多年，多方做工作，最后给他家定了个中农。成分虽说划定了，可我那哥嫂经过这么一折腾，就落下一个心病来，担心一旦翻出旧账，说不定还得来个人头落地。因此一有风吹草动，便风声鹤唳，肝胆俱颤。”

“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白慕尧。”

谭功达一听白慕尧这个名字，忽然想起来，他此前曾一连收到过三封匿名信，都是举报土改工作组徇私枉法，白慕尧划定成分不当的。在这件事情上，白庭禹虽然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可私底下做了多少手脚，也不难想见。不过事已至此，碍着白庭禹的情面，他也不便再说什么，只是道：“这么说，白小娴本人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

“怎么不知道？”白庭禹喝了几杯酒，脸红得像鸡冠似的，“我从夏庄老家回来的当晚，就去找她谈了话。”

“她当时怎么说？”

“嗨，这种事，”白庭禹支吾道，“这种事，哪有姑娘家一问，就愿意的？免不了要推三阻四一番。嘴上说不愿意，心里头没准乐开了花。这女人的心要是硬起来，简直就不能算人！可是再烈的马，你骑上它溜一圈，没有不驯服的。别想这么多了，这都是女人惯常的小心思，你哪懂这个！我这个侄女，脾气的确有一点，可心地纯良，天真无邪，你们结了婚，日子一长就好了。”

谭功达一个人喝着酒，心里闷闷不乐。揣测白庭禹话里的意思，可见小娴心里不情愿。不情愿倒也罢了，刚才她敢于当面顶撞自己，还不是嫌我老？想到这儿，他心里又莫名其妙地恼怒起来。他倒是想打退堂鼓，可他一想起白小娴那张桃花带雨、娇艳欲滴的脸来，心里又有点不甘心。半天呆在那儿，始终没有说话。正在踌躇间，忽听得白庭禹道：“你回家后，赶紧将屋里屋外收拾收拾，别弄得像个狗窝似的，让老人看了心里寒碜，后天一早我就带他们过来。”

谭功达不由得一愣，诧异道：“你，你带什么人过来？”

“怎么，钱大钧没跟你说吗？他怎么把这事也给忘了！我哥哥嫂子想来县城一趟，一来与你见个面，二来呢，也想在县城逛逛，买点东西。他们今天晚上到，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

“这件事大钧倒是跟我提起过，是我没在意。”谭功达的神情有点恍惚。他想起来，前天中午，钱大钧来他办公室的时候，谭功达正在跟新成立的县科委的几个人谈沼气试点的事，他隐约记得钱大钧特地将他叫到门外，还问他要不要添点什么家具，等到他送走了科委的人，心里还一个劲儿地纳闷：大钧这小子，怎么忽然神秘兮兮地跟我说什么家具？

9

谭功达的家离县委大院不远，四周大树环绕，显得十分幽僻。这房子里原先住着一个寡妇，姓冯。丈夫常年出门在外，十多年没有音讯，不知死活。因冯寡妇长得颇有几分姿色，日子一久，就不免招蜂引蝶，做起那皮肉生意来。五二年的时候，梅城“三反”工作组派人将她传到街市口参加批斗会，这寡妇死活不依，最后几个年轻人用麻绳套住她的脖子，像牵着一条狗似的，死拖活拽把她弄到了门外的巷子里。围观的人把巷子围得水泄不通，场面渐渐有些失控，更有当地的几个泼皮无赖也混迹其中，跟着起哄。他们推推搡搡，骂骂咧咧，三下两下就把冯寡妇的衣裤扒得一干二净。那冯寡妇虽是个私娼，倒也颇有节操，回到家中，当晚就悬梁自尽了。

据住在隔壁的信访办的老徐说，那天早上他赶去帮着收尸的时候，这寡妇的桌上还留有半截没有烧完的蜡烛。旁边的毛边纸上写有小诗一首，只是不能断定是否就是自尽当晚所写。诗曰：

花开若有思，

花盛似欲燃。

一夕风雨至，

狼藉不可看。

因她窗下有一棵海棠树，咏的似乎就是海棠。老徐说，墙上有一帧小照，是冯寡妇年轻的时候拍的，鼻梁上还架着玳瑁眼镜，可见还是个读书人。这个冯寡妇是从外地来的，平常不跟人搭话，对她的来历，左右邻居一概不知。人倒也挺好，见到人总是笑嘻嘻的，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不敢正眼瞧人。冯寡妇死后，她的这间屋子就作为无主房，划拨给县干部们住。本来这房子就阴森森的，再加上一个吊死鬼，干部家属都说这房子晦气，不吉利，挑到最后还是没人敢要。最后，谭功达只得自己搬了进去。

谭功达刚搬进去的时候，还记得院中的大刺槐树下，有一辆生了锈的儿童自行车。在那时的梅城，这辆自行车可说是稀罕之物，似乎在见证着这个寡妇的来历颇不一般。另外，她或许还有过孩子。那孩子是夭亡了？还是去了别处？也无从打听。槐树旁有一个井台，院中的竹篱已经朽坏，邻居家的鸡常到院子里来啄食，那畦小菜地也已荒芜了。一间灶房通过一个小天井与正房相接，一律是砖墙明瓦。房间不大，却也敞亮精致。客厅里有扇小木门，通往后面的小跨院，进深很窄，碎石板的地面中间有一簇天竺。四周砌有高墙，墙外遍地芦荻，一条大江。江面上过往船只的汽笛声，时时可闻。

这天晚上，谭功达开完了三级干部会，回到家中，夜已经很深了。忙碌了一整天，又困又乏，未及洗漱，便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半夜里突然下起雨来。雨点密密地打在瓦棱上，飒飒有声。朦胧中，他觉得雨从朝东的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他脸上。床上的帐子也被风吹得鼓起来，裹在头上，拂之不去。他想着要起床把窗户关上，可就是睁不开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得窗外有女人的声音，嘿嘿地笑着。谭功达吓了一跳，心里道：莫非这房子真的闹鬼不成？这一吓，他立刻就醒了过来。等到他手忙脚乱地将脸上的帐子撸掉，睁开眼睛一看，原来天早就亮了。

田小凤站在窗外，笑得直喘气。

“谭县长，你晚上睡觉也不关窗，这床都要给雨水漂走了！”

谭功达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看见大床四周果然积了一地的水。他赶紧跳下床来，趿着鞋，跑去院中开门。

“睡得还真沉啊！”钱大钧手里托着一只烟斗，在门外冲着他微笑，“我们都快把这院门拍烂了，也没把你拍醒。”

他的身后还站着七八个年轻人，全是女的，都咧着嘴冲他笑。她们都是县机关各科室的职工，钱大钧带着她们给县长收拾屋子来了。

“我这破屋子，待会儿自己拾掇拾掇就行了，怎么能占用大家的休息时间？”谭功达揉了揉眼睛，打着哈欠道。

钱大钧道：“反正我们闲着也没事，就当作是义务劳动吧。”

这时，田小凤也已经绕到院门前来了。谭功达看见她腰间扎着一条花布围裙，腆着大肚子，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一摇一摆，便对钱大钧笑道：“怎么，小凤又有了？”

“可不，都六个多月了。”钱大钧笑了笑，“当初你要不挑三拣四，早早成了家，这孩子也该满院子乱跑了。”

田小凤接话道：“谭县长，我们家大钧给你介绍的对象，少说也有一打了。高不成低不就的，没有一个入得了你的法眼。可白县长头一回当红娘，你就忙着布置新房了。可见这姑娘人品相貌……”

钱大钧冲着老婆又摆手，又递眼色，小凤这才把说了一半的话噎了回去。谭功达讪讪地笑着：“八字还没一撇呢，八字……”

“这收拾屋子的事呢，就交给她们年轻人去干，由小凤统一指挥。我们进屋聊聊天。哎，对了，包子呢？”钱大钧回头看了看，问道。

一个身穿灯芯绒马夹的女孩赶紧过来，将手里的一个纸兜递给谭功达：“我们在路上买的，还是热的呢。钱副县长料到您还没吃早饭呢。”

“是啊，钱副县长一心惦记着谭县长没吃早饭，”另一个女孩子道，“至于我们有没有吃过早饭，他就不管了。”

本来想开个玩笑，可话一出口，她自己听着都觉得别扭，加上田小凤一连白了她好几眼，她脸一红，愣在那儿，有点发窘。

谭功达见状赶紧将手里的包子递给她：“那就一块吃，一块吃。”

“我已经吃过早饭了，刚才我是开玩笑的。”那女孩道。谭功达见她有些面熟，就问道：“你是哪个科的？叫什么名字？”

“羊杂碎。”钱大钧笑道，“就她嘴碎，有名的落后分子。”

他这一说，大伙全都笑了起来。

一进屋，钱大钧就踱着方步，几个房间来回乱窜。一会儿说这个该扔，一会儿说那个该换，哪面墙上应挂幅字画，哪个桌上应摆个花瓶，末了，他抬腕看了看表，嘴里嘀咕道：“这个姚佩佩，怎么这会儿还不来！”

“怎么，你把她也叫来了？”谭功达嘴里吃着包子，嘟哝道。

“叫了。昨天下班时恰巧遇见了她，她答应要来的。她这个人，成天懒懒散散，这会儿说不定还在床上睡大觉呢。”

“叫她来做什么？她是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

“你可不要小瞧了她去，”钱大钧道，“人家是从上海来的，家里又是大资本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本来我让她来，是为了让她帮着看看这屋子的布置，要不要添点家具和摆设。”

“你怎么知道她家是大资本家？”

“嗨，也就一周前吧，从上海的市三女中来了两个干部，他们是来做外调的，想了解一下姚佩佩在梅城的情况。她家那摊子事，说起来话就长了。”

两人正说着，忽听得门外一阵欢声笑语。谭功达一愣，笑道：“说到曹操曹操到。恐怕是佩佩来了，我出去招呼她一声。”说完将吃了一半的包子搁在桌上，飞快地跑了出去。

谭功达来到院外一瞧，哪儿是什么姚佩佩？原来是信访办的老徐，手里捏着一团细麻绳，替他扎篱笆来了。那老徐年纪大了，刚一蹲下，身子往后一仰，便是一跤，逗得那几个女孩子笑翻了天。院外的大道上下了一夜的雨，地上落满了花瓣，风一吹满地乱飞。远处河滩上的青草地绿油油的，四下里空空荡荡，并不见一个人影。

钱大钧他们忙到天黑才走。

谭功达里里外外转悠了一遍，看到屋里屋外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事事都停当，顿时觉得神清气爽。竹篱修补好了，杂草拔除了，井台冲洗得干干净净，院中的碎砖石在墙角堆着，就连那畦菜地，也新翻了泥土。老徐的妻子从家里匀了一点菜籽，替他种上了。她还对谭功达说：“等到下个三两场雨，到了麦收时分，新娘子过了门，你就可以吃上自己园子里的青菜了。”

屋子新糊了窗纸，有一股淡淡的尘土气和肥皂味。唯一遗憾的是帐子洗得晚了些，手一摸还是潮的，但田小凤走前还是张罗着给他挂上了。谭功达搬了一个小马扎，坐在院中的井台边，看着天空如洗，月上梢头，心里就有一种阒寂之感。耳畔似乎仍然回荡着那帮女孩的说话声，仿佛她们仍未离去，仍在他的屋子里，进进出出。女孩们成群结队，花枝招展，唧唧喳喳，又别是一番情趣。何等恬谧！何等安稳！何等美妙！等到她们一走，心里怎么忽然缺了一块？这又是什么缘故？

这的确是个问题。

第二天上午九时许，白庭禹就把他的哥哥嫂子给带来了。白慕尧夫妇满脸带笑，手里大包小包提着礼品。女人笑着说，不过是乡下的一点土产，他们第一次上门，也是个小意思。

白庭禹道：“老谭，我还有点事，就不进去了，你们一家人好好聊吧！”说完转身要走，又回过头来对谭功达说：“知道你不会生火做饭，我在鸿兴楼订了一桌饭，中午十二点我再来喊你们。”

谭功达将两人让到客厅的桌边坐下，就忙着摆杯子沏茶。那女人将头上的一块宝蓝方巾取下，攥在手里捏着，抬头满屋子乱看，一会儿便道：“房子倒是挺宽敞的，收拾得也干净，一看就知道我们谭县长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就是，太素净了点。”说完，笑眯眯地望着他。谭功达从口袋里摸出一只烟匣子，用指甲弹开，递给白慕尧。白慕尧慌忙连连摆手，一迭声地说：“不会。不会。”那女人瞥了丈夫一眼，对谭功达笑道：“他平常是抽烟的，只是见到生人拘束。要让他多说一句话，也怕要咬到舌头根子。”随后她用胳膊碰了碰白慕尧道：“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既是县长让你抽，你就抽呗。”白慕尧嘿嘿地笑了两声，这才从烟匣中取出一根烟来，叼在嘴上。

白慕尧看上去不善言辞，五十好几的人了，可依然高大健壮。谭功达再将目光移向另一边，端详起那个妇人来。这一看，不觉暗自吃了一惊。这个女人与白小娴长得一模一样，竟然是用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难道白小娴以后也会变成这个样子？也像她一样眼袋松垂、红肿，双下巴，肥鼻梁，一笑起来满脸都是褶子？昨天在文工团见到白小娴时，那张脸带给他的超凡脱俗之感立即荡然无存。他在脑子里将白小娴衰老的过程飞速地盘算一遍，不禁悲从中来，大为伤感。那女人见谭功达两眼放出虚光，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看，不知是何缘故，开始还忍着，脸上浮着一丝僵冷的笑。到了后来，见县长那眼神越发的呆滞起来，不知不觉红了脸，心里暗想：他这样咧着嘴，一个劲地盯着我看，像笑不像笑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莫非他是个花痴？再一想，自己也是五十岁的人了，也不太可能……

凭着女人的直觉，她见这个未来的女婿虽说四十出头，可眉宇间依然有一股英武之气。目光如梦，勾人心魄。要是再年轻个几岁，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要坏在他手里……就像昨晚小叔子反复提醒的，这人看起来的确有几分呆傻之气。不过，既然人家是个县长，呆傻一点倒也不碍事。

想到这儿，便对谭功达道：“小娴这孩子，别的都好，就是脾气有点倔。听说前天在文工团，她还当面顶撞县长来着，实在不像话！不光是对你，她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只怪她爹，从小把她给宠坏了。”

谭功达忙道：“这也难怪她。只是我与她年龄差得太大，怕是她心里不愿意。”

“愿意愿意，”女人道，“哪有不愿意的！我们昨天跟她磨了一天的嘴皮子，她嘴上没说什么，心思倒像是有几分活了。本来我们想今天把她一块带来，可她们团一大早下乡演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那女人又道：“等到过了年，小娴就二十岁了。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就在正月的年头上，替你们把婚事办了。”

谭功达未置可否地笑了笑。

女人接着道：“小娴在家里是老二。上头，她还有一个哥哥，原本跟着他爹做生意，上山西，下两广，倒也去过不少地方，人也忠厚可靠。可一解放，生意不让做了，只能在家里拽牛尾巴。那小的呢，今年也十六了，打得一手好算盘。在几个孩子当中，就数他最聪明伶俐。我们今天见了面，定了亲，往后就是一家人了。我们……我们也有话直说，看看县长能不能开开金口，发句话，给两个孩子在县里安排个工作。”

“恐怕不行。”谭功达说。

他还想跟她解释几句，忽见那女人把大腿一拍，说：“哎哟，这有什么不行的？一个是县长，一个是副县长，都是我们自己家人，你们俩发了话，哪个敢不依？这点小事，哪有个不成的道理！”

谭功达见她第一次登门，就自说自话，提出这样非分的要求，日后若是与小娴成了亲，仗着翁姑的权威，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因此心中颇有不快。又一想，这妇人话里话外，多多少少还有一点以白小娴作交换要挟的意思，心里顿时又添了几分厌恶，只得将脸上的笑容收敛，正色道：

“这个，不行。真的不行。”

“要是县长觉得一下子安排两个人有点为难，我看这样也行，”女人勉强笑道，“你不妨先替我那个大的找份工作，小的就等几年再说。退一万步说，若是县里有困难，就安排在乡里，做个乡长副乡长什么的，替你在下边跑跑腿，倒也还合适。”

“不论是县里还是乡里，都不行。这干部的任免，都有一定的规章和程序，不能由哪一个人说了算。”谭功达冷冷地回绝了她。

那女人见谭功达不依不饶，一味推托，竟然完全不通人情世故，心里即刻凉了半截，变了脸，气得说不出话来。心里又不免替女儿担心起来：这个人果然是个呆子！怎么让这种人做了县长？也真是天晓得。若是在有人的场合，你装装样子也就罢了，这里又没有外人，你他娘的装什么清正廉洁！想到这儿，又气又羞，心头一股无名火起，把白庭禹千叮咛万嘱咐“端端说不得”的告诫忘到了九霄云外，冷笑了两声，道：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人家一个洗澡堂卖筹子的丫头算个什么东西？你怎么就没事找事，倒是巴巴地替她安排了工作，还给她落了户口？怎么到了自家人头上，却连个回旋的余地都不给！”

她这一嚷，让白慕尧和谭功达都吃了一惊。那女人也自觉把话说过了头，心中有了几分胆怯，便微微侧了侧身，脸涨得通红。

谭功达听她说出这样的话来，知道她本是个厉害难缠的角色，若是一时间闹起来，弄得街坊邻居知道，也是个笑话。再说，姚佩佩那档子事，她必定是从小叔子口中得知，如果一时发作起来，那就连带着白庭禹的脸面也不好看。愣了半天，将心头的火气压了压，赔着笑，低声道：“这事容我回头和白县长商量一下，怎么样？”

谭功达虽说松了口，那女人仍然火气未消，郁郁不乐。几个人一时无话，都觉得有点尴尬。

几个人说了一会儿闲话，谭功达就问起农村合作社的事来。他这一问，坐在那儿始终不怎么说话的白慕尧忽然开口道：“合作社？不是已经停了吗？”

“停了？！”谭功达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大声道，“谁让你们停的？”

“如今不是，不是又时兴单干了吗？”白慕尧也是满脸疑惑。

那女人道：“是这样的，归合作社的田又都重新分给了个人。我们家还分得了两亩水塘。今年初春刚刚下了五百多尾鱼苗，到过年的时候，就可以下网去捕了。到时候我们就给县长挑大的送些过来，让您尝尝鲜。”

谭功达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再三压了压心头的火气，又问道：“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

“听村里的干部说，好像上头又有了什么新的精神……”白慕尧道。

“哪个上头？是乡里，县里，还是省里？”

经谭功达一阵逼问，那女人才觉察到谭功达脸色不对，同时也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赶紧拽了拽丈夫的袖子，笑道：“这个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又不是当官的，哪里晓得这些事！”

“二位少陪，我去去就来。”谭功达冷冷地撂下这句话，腾地一下站起身来，去里屋打电话去了。

等到谭功达抓过话筒，才想起来今天是星期天，县机关没人上班。他往钱大钧家里打了个电话，电话是田小凤接的，她说，刚才白副县长把大钧叫出去了，不知道有什么事。随后，田小凤笑着问他：“相亲的事是否一举成功？岳母大人有没有夸我们屋子理得好？”谭功达没有心思与她开玩笑，就哼哼哈哈地支吾了几句，把电话挂了。

等到谭功达打完电话，从里屋出来，白慕尧夫妇已经离开多时了。

10

这天晚上，汤碧云请姚佩佩去清真馆吃饭。姚佩佩骑着自行车赶到饭馆，汤碧云已经找好了座位，在靠窗的一张小方桌前等她了。一见面，碧云就拉了拉她的袖子，神秘兮兮地冲着她道：“快坐下，快坐下，我要告诉你一件稀罕事。”

“什么稀罕事？莫非是你找着对象了？”姚佩佩笑道。

“去你的，你才有对象了呢！跟你说真的，”汤碧云往她跟前凑了凑，低声说，“我告诉你，你干爹那边的事，黄了。”

“什么干爹湿爹的，你别胡说！”姚佩佩皱着眉头，过了半晌，道，“他不是乐不颠颠地跟丈母娘厮会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黄了？”

“嗨，打起来了。”汤碧云掐着嗓子，接着说，“也不知道为个什么事。听说，县长那丈母娘可凶了，把咱白副县长的脸都给抓花花了。”

“究竟是谁跟谁打起来了？你把话说说清楚。”

“是县长的丈母娘跟白副县长打起来了。”她这一叫，站在她们身边等着点菜的服务员实在是忍不住了，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那县长的丈母娘不是白副县长的嫂子吗？”

“对呀。”

姚佩佩朝服务员看了一眼说：“我们俩先坐着说会儿话，一会儿再点菜。”

服务员朝她笑了笑，赶紧离开了。

汤碧云这才说起今天中午发生的事来。

“我下午陪妈妈去县医院看病，拿完药出来，碰巧看见给县长开吉普车的小王。我问他一个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发什么呆，小王就说，他带白副县长来治伤。白副县长怎么了？我问道。小王说，叫人给打了呗。我就说，是谁吃了豹子胆，连县长也敢打。那小王就不说话了，只是坐在那儿一脸坏笑。后来被我逼问不过，只得将我带到楼梯口，悄悄地告诉我说，白副县长跟他嫂子打起来了。我心里说，这小叔子跟嫂子较什么劲啊，再说白副县长的嫂子不是去县长家相亲了吗？

“小王说，具体怎么个情况，他倒也不太清楚。反正一家人中午在鸿兴楼吃饭，吃着吃着就吵了起来。小王说，本来他是坐在外间的散席吃饭，听到房中吵骂声越来越高，只得硬着头皮进去劝解，就见那白庭禹正站在那儿发脾气呢！小王说，跟白副县长这么多年，还从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他指着自己的哥哥嫂子骂道：‘你们俩算他妈的什么东西！啊？算他娘的什么狗东西！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们自己的样子，怎么能那么跟县长说话！你以为县长是你们家看门的吗？啊？怎么千叮咛万嘱咐都没用，难道我早上跟你们说的话都是放屁吗？’

“他这一骂，白副县长的哥哥倒还好说，那妇人哪里是个惹得起的角色？顿时就站了起来，操起桌上的一盆肉丝糊糊朝她的小叔子脸上狠命地掼了过去。白副县长一缩脖子，那菜盘嗖一声就打他脑袋顶上飞过去了，砸在门框上，摔了个粉碎。白副县长这会儿也不管什么嫂子不嫂子，指着那妇人的鼻子喝道：‘你要再敢在这里撒泼，我马上叫人把你抓起来，关到监牢里去！’那妇人一听，哇哇大哭，嘴里骂骂咧咧地喊着：‘反正老娘今天也不想活了！’说罢，横着身子朝白庭禹猛撞了过去，说要与他同归于尽，吓得那白庭禹绕着桌子打转，嘴里喊道：‘小王小王，你快替我拦住这个泼妇！’可哪里拦得住，等到饭馆里的人把他们俩拉开，白县长的脸早就花花了，满脸都是血印子。

“小王说，大概是白慕尧夫妇和谭县长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本来白副县长安排谭县长中午和他们一家吃饭，可打了半天的电话，谭县长也没肯过来。所以我想，你干爹今天大概是出师不利。”

汤碧云绘声绘色地讲着那件“稀罕事”，可姚佩佩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只是歪着头看着她，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倒是汤碧云本人呵呵呵呵地笑个不停。

“哎，你怎么一点也不笑？”碧云对佩佩说。

“我没觉得有什么好笑。”佩佩懒洋洋地托着下巴，似乎正在想她自己的心事。汤碧云尽管意犹未尽，见姚佩佩心情不佳，只得住了嘴，招手喊服务员来点菜吃饭。过了一会儿，汤碧云又说起昨天去给县长收拾房子的事来。她问道：“昨天上午你怎么没来？钱大钧和谭县长都追着我，问佩佩怎么不来，我还替你撒了个谎，说你病了。”

“你用不着替我说谎，我就是不想去。那钱大钧要给他的顶头上司拍马屁，我却犯不着。”

“你没去倒是对了。我们几个人屋里屋外忙了一整天，累得像狗屎一样，连水都没有喝上一口，到现在我的腰眼还一阵阵酸痛呢。”

“活该！人家打了个唿哨，你就屁颠屁颠地跑去了，活该！”姚佩佩笑道。

不过，汤碧云说，她虽然卖了一天的苦力，倒也不是一无所获。至少，她在无意中又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姚佩佩知道，羊杂碎这个人平常就是一惊一乍的，见了风就是雨，也没去追问她什么“重大秘密”，只是低头吃饭。汤碧云憋了半天，决定自己将这个秘密说出来。

“佩佩，你知道县长为什么四十好几还没有找到对象吗？”

“要么是没遇上合适的；要么是遇上了合适的，人家又觉得不合适。不外乎这两种可能。”佩佩道。

“瞎扯！”汤碧云说，“县长虽说四十多岁了，可人长得并不难看，也不怎么见老，看上去就像三十来岁。加上他的县长身份，还有钱大钧、白庭禹之流争先恐后地替他拉皮条，他要是成心想找，不要说一个，就是十个二十个也易如反掌。

“昨天上午，他请我吃包子时，我还仔细瞅了瞅他的脸，你别说，那张脸倒也有几分英俊，那皮肤倒也挺细致白嫩的呢。”说完就咕咕地笑了起来。

“那照你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姚佩佩笑道。

“这个人哪，百分之百是个花痴。”汤碧云煞有介事地说，“绝对是个花痴！”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花痴？”

“我们街上就有这么一个花痴，是个开豆腐店的。平常倒也挺正常，只是不能让他瞅见年轻漂亮的女孩。一见到女孩，他的眼珠立刻就不会转了。那眼神我记得最清楚，就跟你干爹一模一样。那天我们去了七个女孩，我们在院子里干活的时候，谭县长也会出来看看，和我们说说话。他有时候看看树啦，有时候看看天上的云啦，可眼睛一旦落到哪个女孩身上，立刻就发了呆，渐渐地就沁出一片青光来。这就是典型的花痴眼神。我小时候一直跟豆腐店的伙计在一块玩，绝对不会看错的。这种人不会专门喜欢某一个女孩，而是天底下所有的女孩他都喜欢。他四十多岁没娶上媳妇，原因就在这里。我妈妈说，就是天底下的男人都死光了，也千万不能嫁给这号人！”

她这一说，把姚佩佩笑得伏在桌子上喘不上气来。等她笑够了之后，便对汤碧云道：“这么说，那天他也盯着你看来着？”

“那当然。”汤碧云为了证明自己的花痴理论，只好连自己也牺牲了，“不过，他最喜欢的是县妇联的小曹，还有广播站的小朱，还有，对了，党办的小芹。小芹是个腼腆的姑娘，被他看得实在不好意思了，就对谭功达说：‘县长，你在看什么呢？’谭功达吓得一激灵，这才清醒过来了，笑道：‘噢，你吓我一跳，我在看老徐编篱笆呢。’小曹她们几个你捏我一把，我捏你一把，都在那儿偷着笑。谭功达还在那发愣呢，嘴里道：‘小曹，你们有什么好笑的事，说来我听听！’我们当时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就连老徐也背过身去，掩口而笑。”

“你就爱胡说八道，”佩佩道，“编出这么一件事情来，逗我开心！按说，人家县长也没得罪你，你用不着这么刻毒吧！这话要是传到白小娴耳朵里，那岂不是坏了人家的好事？”

“你怎么反而替他说起好话来了？我妈妈说了，花痴是最不能同情的，你一同情他，就着了他的道了。”碧云认真地说。

“不过他平常在县里对待女下属倒是挺严厉的，不像你说的那么不堪吧。”

“嗨，那是装的。”汤碧云道，“你想想看，明明是个花痴，可非得装出一副正经样子来，可见他的心里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据我所知，这花痴可有许多种……”

“好了好了，快别胡说了。”姚佩佩道，“我笑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怎么样？你现在开心了吧？我就不信不能把你逗乐。”

“原来你还真是逗我玩啊！”

“不是我成心逗你，你和他在一个办公室，时间长了，你自己就能看出来。”

两人吃完了饭，又说了一会儿闲话，汤碧云问她愿不愿意陪她在街上走走。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戏票来，撕给佩佩一张，道：“明天晚上八点，在梅城中学礼堂。为了搞到这两张戏票，前天我和钱大钧磨了半天的嘴皮子。”

“什么戏？”佩佩问道。

“新排的《十五贯》。是省里来的剧团，只在梅城演三场。”

两个人说着话，沿着黑暗的街道，高高低低地往前走。街上空寂无人，没有一盏路灯。两边商铺的木排门都已关上，昏暗的灯光从狭长的门缝中挤出来，横铺在大街上，远远看上去，整条街就像一张放倒的梯子。她们走到供销社门口，姚佩佩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站住了，问她道：“碧云，那天在食堂门口碰到钱大钧，说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跟你商量……”

“怪了，”汤碧云在黑暗中哆嗦了一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喃喃道，“我正琢磨着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你就来问我了。你说怪不怪？”

“他找你什么事？”

汤碧云半天没有吱声，尽管姚佩佩看不清她的脸，可仍能感觉到她的心慌意乱。有一条溪流不知在什么地方潺潺地流淌。更远一点的树林里，传来斑鸠的鸣叫。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汤碧云说着，一个人朝前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对姚佩佩道，“你觉得钱大钧这个人怎么样？”

“到底是什么事？你这么吞吞吐吐的。”佩佩有点急了，抓住她的一只胳膊，用力摇了摇，似乎要把她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摇出来，“你这个人，没边儿没影儿的事，你说起来就唠叨个没完，可到了节骨眼上，却又吞吞吐吐。不过，你要真的觉得不方便告诉我，也就算了。我不会逼你的。”

“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又何尝不想告诉你？说实在的，我心里也还没把握。告诉你，只是白白地让你担惊受怕罢了。”

“我害怕？”姚佩佩诧异道，“这事与我有什么关系？”

“算了，还是不说了吧，我对钱大钧，是发过誓的。”

犹豫了半天，汤碧云终于没有将这件事情说出来，两个人在梅城棉纺厂的门口恹恹地分了手。

第二天上午，在四楼会议室召开了干部会。县委办公室主任杨福妹特地把姚佩佩叫了去，让她担任会议记录。一进会议室，佩佩看见白庭禹的脸上果然涂满了紫药水，乍一看就像是个唱戏的刚刚化完妆。

会议由杨福妹主持，中心议题是讨论谭功达提出的关于在梅城县开凿大运河的建议。从白庭禹、钱大钧脸上错愕的表情来看，这个方案还是第一次提出来。除了杨福妹之外，谭县长并没有事先与干部们通气。

按照谭功达的设想，梅城地处江南，春夏两季雨量充沛，到了五六月间，往往河水暴涨，形成洪涝灾害。而入秋之后，雨水稀少，河底干涸，又往往赤地千里。常年来，农民饱受旱涝之苦，因此他“昨天想了一个晚上”，若能开凿一条人工运河，将梅城的各个乡村连接在一起，干旱时能引长江水灌溉良田，到了夏天洪水肆虐的季节，也可以排涝泄洪。这样一来，必能一劳永逸，确保连年丰收。而且，“假如这条河挖得足够宽的话，还能过往船只，水路交通势必大大改善。”

谭功达刚刚说完，赵焕章就将手里的红铅笔高高地举起来，要求发言。

他说，在梅城县，开挖这样一条劳民伤财的运河，不仅不可能，而且不必要。梅城一带，长年风调雨顺，旱涝之灾，并不像谭县长估计的那么严重。实际上他本人曾专门查阅了县志办的水文和气象资料。较为严重的洪灾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是在二十年前的一九三六年，而且还是因长江决堤所致。而旱灾则更为罕见，有明确记载的旱灾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的一九一九年。因此，在梅城开凿运河无疑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再说了，普济水库大坝的修建已经让县财政出现严重赤字，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而三四年后，发电机到底能不能打出几片火花来，眼下还说不准。任何一个方案的提出，都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承受能力，经过科学的论证和决策，“绝不是凭哪个人晚上做了一个梦，心血来潮、胡思乱想一通就可以决定的。”

他这么一说，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姚佩佩看见谭功达脸色铁青，手里的一支笔不停地在纸上写写画画。赵焕章见没人吭气，便有几分得意，又接着道：“至于说到水上交通，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又不要去扬州看琼花，干吗要学那隋炀帝！只要多翻翻史书，就能算出来，当年隋炀帝修建京杭大运河死了多少人？再说，梅城地处丘陵，虽无崇山峻岭，小山包倒是不少。本来人多地少，再去挖条大河，不知要坏掉多少良田。”

这时，钱大钧有点坐不住了，斜着眼睛看了赵焕章一眼，鼻子里哼哼了两声，冷笑道：“某些人，竟敢担保梅城不会出现旱涝灾害，如果明年就出现百年未遇的洪灾，谁能负得了这个责！谁是隋炀帝？有话就明说，不要仗着念过几本书，就含沙射影！”

钱大钧说完，白庭禹立即插话说：“功达同志的这个提案，我完全同意。有些人对此有顾虑、有抵触，甚至公然反对，这也很正常。可要把谭县长比作隋炀帝，那是不对的，不厚道。说隋炀帝挖大运河死了很多人，这恐怕也是事实。可哪天不死人呢？哪个人又能不死呢？关键要看死的是什么人，还有，这人是怎么死的。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当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留下好多废弃的旧河道，稍加疏浚，还是可以利用的。再加上梅城水网密布，沟壑纵横，这个工程也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至于说人手不够，劳力缺乏，完全可以把挖河的时间安排在冬春之间的农闲季节。况且，县乡各级干部，都可以发动起来。我们的有些干部，啊，有些干部，成天坐在办公室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肚子里长满了草，脑子里生满了锈，也真的应该出去见见阳光，活动活动筋骨啦！”

其他干部见状，纷纷表态支持。随后，杨福妹提议表决。姚佩佩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没有举手的就只剩下赵焕章一人了。他的眼睛红红的，僵坐在椅子上，嘴里还叼着一根烟，烟灰落了一身，也不去掸拂。

会议不到十一点就结束了。

干部们离开之后，姚佩佩开始收拾桌上的茶杯、烟缸和散落的文件，当她走到谭功达座位前时，看见县长的桌前搁着一张便条，上面压着半支铅笔。便笺上有几行算数公式，与她上周在谭功达办公室的桌子上看到的大致一样：

44-19=25

44-23=21

21-19=2

姚佩佩捏着这张纸，凑在窗前的阳光下，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她摇了摇头，笑了笑，将便笺揉成一团，顺手扔进了纸篓里。

11

谭功达来到梅城中学的礼堂，省锡剧团的《十五贯》已经快开演了。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座位，竟然是礼堂最后一排的边上。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座位了。谭功达使劲地伸长了脖子，也只能看见女报幕员盘在头上的高高的发髻。谭功达正在心里犯嘀咕，白庭禹怎么偏偏给他挑选了这么个位置，忽然发现自己的身边坐着一个身穿黑色连衣裙的女孩，同时他也闻到了一缕兰花的淡淡香气。

白小娴装着没有看见他的样子，也直着脖子朝舞台上张望。她手里托着一包瓜子，头发湿漉漉的，似乎刚刚洗过澡。即使是礼堂的灯灭了之后，他在黑暗中仍能瞥见她的脖子，那么白，那么长。谭功达贪婪地呼吸着那缕香气和发丛中的气味，喉咙里咸咸的，浑身的血直往脑袋上涌，不觉中有些微微的眩晕。这个白庭禹！事先怎么也不跟我通个气？他使劲地定了定神，环顾了一下剧场，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白小娴就把手里的纸袋朝他递了过来，眼睛却不看着他，嘴里道：“吃不吃？”

谭功达笑了笑，将满手的汗在裤子上擦了擦，从纸袋中抓过几粒瓜子。最初的尴尬总算过去了。他嗑了几粒瓜子，开始意识到白庭禹的巧妙安排和一番苦心。这是剧场里最为隐秘幽僻的处所：从白小娴往右，有五六个位子都空着，事先必然经过周到的考虑。而且由于紧挨着出口的太平门，如果他们对戏文没有兴趣（在这种场合，看戏通常并不是最重要的目的），他们可以随时选择离开……

果然，不一会儿，白小娴就自言自语道：“唉，我最烦看戏了！坐在这种鬼地方，什么都看不见！”

虽然这话不是对着谭功达说的，可因为旁边没有第二个人，谭功达就很自然地低声问道：“小娴，你喜欢锡剧吗？”

“不喜欢，”白小娴道，“你呢？”

“我？我也不喜欢。”谭功达嗫嚅道。

“走？”白小娴扭过头来，对他说。

“走！”谭功达根本不敢看她的眼睛，低声答道。

他们两个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走到太平门边，推了推，门是锁着的。旁边一位戴袖章的工作人员客气地对他们说：“这个门要到散场的时候才会打开。如果两位想离开的话，可以走正门。”

他们俩一前一后出了大门。刚从礼堂高高的台阶上下来，就看见姚佩佩和汤碧云两个人手拉手，正气喘吁吁地朝这边跑过来。一看见谭功达，两个人都站住了。

“谭县长。”羊杂碎甜甜地叫了他一声。

姚佩佩则一只手按着腰，扭着身子不停地喘息。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晚？”谭功达问。

“戏开演了吗？”碧云道，同时不住地拿眼睛朝白小娴身上看。

“开演了开演了，你们俩快进去吧！”

“那县长您，您怎么不看了？”姚佩佩一脸坏笑地问他。

“我觉得坐在里边，心里，嗯，有点发闷，就出来转转。”

“噢……”汤碧云仍盯着白小娴看，一直看到后者不好意思地背过身去，“那，那我们就进去了。”

说完拉着姚佩佩就跑。她们上台阶的时候，姚佩佩的一只鞋掉了下来，她又踮着脚，一级一级地跳下来捡。

“刚才的那两个人是谁？”白小娴问。

“嗨，我们机关的两个疯丫头！”谭功达说，不由得又回过头去朝礼堂门口看了看。门廊的顶灯已经熄灭，门外早已空无一人。

时间刚过八点，梅城街道上已经是黑黢黢的了。他们沿着大街朝北走了一段，谭功达就提出是不是去他家坐坐。白小娴想了想，道：“都说你那屋子闹鬼，我可不敢去。”谭功达又说：“那就去我的办公室怎么样？”小娴没有吱声。

他们两个人走到县委大院的门口，谭功达心里又有点后悔。这么晚了，黑灯瞎火的，自己却带着一个姑娘去办公室，倘若门房的常老头问起，他又怎样去解释呢？好在大门是开着的，看到谭功达和白小娴朝这边走过来，老常一缩头，假装没有看见，避免了他想象中的尴尬。

谭功达领着白小娴来到三楼的办公室。拉开灯，一眼就看见姚佩佩那件深蓝色的工作服挂在墙上，两只白色的袖套搭在椅背上。

白小娴不等他招呼，就坐在了靠墙的那条长椅上，仍旧嗑她的瓜子，同时抬起头来，好奇地打量着房间的一切。谭功达问她要不要喝点茶，小娴连声说要。她嗑了太多的瓜子，这会儿的确有点渴了。谭功达看了她一眼：“那你还嗑！”

果然，白小娴立刻就不嗑了，朝他笑了笑，露出两排细小洁白的牙齿。

谭功达办公室里没有待客的茶杯。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过自己用的积满茶垢的玻璃瓶子看了看，上面隔热用的尼龙丝网已经脱了线。他看见姚佩佩桌上有一只白瓷杯，很精致，上面还有红色蜜蜂的印花图案，就把佩佩的杯子涮了涮，给白小娴沏了茶。热水瓶里的水已经有点凉了，茶叶泡不开，可白小娴说她并不在意。

她从谭功达手里接过杯子，在手里转了转，道：“这是谁的杯子？怎么这么讲究？”

谭功达说：“是办公室一位同事的。看上去稍微干净一点。”

白小娴笑道：“我不忌讳这个。”说完一仰脖子，咕咕地把水喝了个精光，抹了抹嘴巴上的茶叶末。

谭功达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他觉得，自己一路上的担心都是多余的，白小娴并不像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暴戾。在说了不多的几句话之后，两个人仿佛已经相识很久似的，一点都不生分和拘束。谭功达拉开椅子，坐在姚佩佩的办公桌前，手指轻轻地弹敲着桌子上的玻璃，对白小娴道：“你父母，后来就回乡下去了？”

白小娴嗯了一声，随后道：“他们只在乡下待了一天，第二天下午又连夜赶到县城来了。”

“他们又来做什么？”

“还不是给我叔叔吓的！”

白小娴说，父母跟叔叔吵完架，当天下午就赌气回夏庄去了。两个人在家里硬挺了一天，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最后就雇了辆驴车，赶到县城来了。他们找到了白小娴文工团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夜。两个人也不敢叫醒门卫，就在门口的小树林里凑合着过了一夜。等到天亮，白小娴出来跑操的时候，才在操场边一棵杨树下看到了他们。母亲一见白小娴，当场就嚎啕大哭起来，口口声声说，我们这个家就算完了。她父亲的脸色也是黄黄的，站在一旁不吭声。文工团的学员们都围着他们看。白小娴只得将他们带回自己的宿舍，这才慢慢从父亲的口中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母亲道：“这下好了，我也是一时昏了头，一口气把两个县长都得罪了！你叔叔还口口声声说要派人来把我抓起来，虽说白副县长原是你嫡亲的叔叔，可眼下闹翻了脸，他那种人，扛枪打仗的出身，什么大义灭亲的事做不出来！”

父亲在一旁灰着脸，木讷道：“抓我们倒也不至于，可我就是担心我们家的那个成分，村子里的那些穷棒子、讨饭鬼，一天到晚都不给我们好脸色，昨天在村头碰见村长，我给他递上一支烟，他连说戒了、戒了，就远远地走开了，脸色难看不说，走了几步却又偏偏回过头来瞪了我一眼，你说怪不怪！”

母亲哭道：“我这张嘴就是狗改不了吃屎，就是该打！跟你叔叔处久了，眼睛里就不拿他当个县长看了，由着性子胡闹，这下可怎么办哪？”

白小娴看见父母两人为了这点事慌得六神无主，尤其是她那父亲，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似乎在等着自己替他拿什么主意，心里也觉得十分凄惨，眼中不觉也落下泪来。

“我们两个老不死的，当真被他们抓了去，倒也罢了；可你这么小，好不容易有了这么好的前程，却眼看着又断送在我们手上。”母亲说，“如今我们这两张老脸也不好意思再去上他的门，求你叔叔了……”

母亲的话没说完，白小娴已经知道了她的意思。她胡乱宽慰了他们两句，将他们带到街上一个小旅馆住下，随后就去南道湾，找她叔叔去了。

白小娴一路琢磨着，叔叔这会儿也许正在县上办公，婶子是个慢性子的人，好脾气，要是先把婶子说活络了，事情就好办了。没想到那天白庭禹刚好发烧，躺在家中休息。一看见叔叔那张涂满紫药水的脸，她就明白父母为何那么担心了。

白庭禹一听小娴来了，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没说她父母一个不字，倒先做起自我批评来了。他说那天自己太不冷静，冲撞了哥哥嫂子，这会儿后悔都来不及了。白小娴见叔叔的气已经消了，心就放了下来，把父母连夜来县城的事略略一说，白庭禹慌道：“你看你看，我发了点脾气，他们果然就吓成这样。你赶紧去将他们俩接到家里来住，我当面向他们赔罪。”后来，他又让婶子跟她一块去。

白小娴临走之时，白庭禹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把小娴叫到里屋的书房里，跟她说了半天的话，最后把一张戏票塞给了他。

“你叔叔跟你说什么？”谭功达问道。

“还能说什么呀？”白小娴红了脸，“他，他让我嫁给你呗。”

她这么一说，脸一下子就涨得通红。谭功达连正眼都不敢瞧她，半天无话。这时候，我若冲上去一把将她抱住，死不松手，她会不会闹将起来呢？会，还是不会？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谭功达一直犹豫不决，心里盘算了好多遍，偷偷地看上对方一眼，小娴也在那儿捏着裙子的一角，低头沉思，若有所待。谭功达的心一下子就乱成了一锅粥。

在姚佩佩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块墨绿色的绒布。在绒布上端，有一帧小照，照片有些发黄发旧，上面还有些茶渍。

相片上，一对夫妇抱着一个小女孩。女人穿着翻领裘皮大衣，男的西装笔挺，神采奕奕。照片上端有一行发白的小字，写着：

民国二十八年除夕姚佩菊周岁纪念

如果照片上那个胖嘟嘟的婴儿就是姚佩佩的话，谭功达不难算出，佩佩今年果然只有十九岁，与小娴一般大。原来她的本名叫姚佩菊，而且她竟然是除夕那天生的。

白小娴见对方盯着桌子发呆，便从椅子上站起来，道：“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过了十一点，大门就进不去了。”

谭功达只得起身，送她下楼。两人走到门外，谭功达隐隐就见一个人怀里夹着文件包，正从四楼下来。走廊里灯光昏暗，他没有来得及看清那人是谁，那人一见到他们，冷不防也吃了一惊，赶紧脑袋一缩，又慌忙回到四楼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