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A，逮捕令为何没能执行，它此刻是否依旧有效，我无论如何都想弄个清楚。凡是自己能做到的，我都想试试。我愿意竭尽全力做到极致。只有尝试去做了，才能明白这个案子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闻言，就像我那位曾经担任过检察官的叔父一样，A也劝道：“逮捕令为何没能执行，这个问题我也不清楚。诗织小姐身为受害人，应该向总部好好要个说法。不过你一个人去，恐怕也得不到认真的答复，最好是由律师陪你一起去。”

在我面前，横亘着一堵高墙，让我连继续发声都感到困难。一个势单力薄的人、一个受害者眼前，矗立着庞大的组织，阻拦了去路。

然而，即使是在这庞大的组织里，也存在有心之人。并且，一直比任何人都更近距离地关注着案情的进展，鼓励我：“你应该发声抗争。”

被自己的无力感打败，认为“或许已山穷水尽”，濒临崩溃边缘的我，因为A的一番话获得了拯救。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不是一场以整个警察系统为敌的战斗。

只有部分高层人士，才是我抗争的对象。而在组织内尽职尽责从事调查的警员，并无过错。

“我不想去批判整个体系”，A的这句话也给我很大震动。身处体制之内，A却保持了正直的道德感。对我说出如此坦诚的意见，必定需要莫大的勇气吧。

不过，假如仅凭高层的一句话，就能推翻法院的决策，让逮捕得不到施行，让所有的调查埋葬于黑暗，那么，这就是个必须彻底质疑的问题。倘若法律机构不能正常行使本身的职能，我们身为普通市民，又该相信什么，该怎样继续生活才好呢？A也对这一点表示了悲哀。

关于逮捕令的确认，就是一场时间战。实际情况怎么样，我并不知道，只想尽快赶在期限截止之前查清楚。

问题在于，能否找到值得信赖，并和我一起进行这场抗争的律师。毕竟对律师来说，将矛头指向警视厅，不会有任何利益。

我决心靠自己的力量寻找律师。打了东京第三律师协会的咨询电话（专为犯罪受害人开辟的热线），一名女律师聆听了我对案情的陈述。这位女律师，西广阳子女士，当即回应了我的约见请求：“马上见面谈吧！”

就在同一时期，听了我的经历之后，开始针对“二次强奸”展开新闻调查的同事，也向采访中结识的一位专做性犯罪案子的律师谈了我的情况。她把这位律师，即村田智子女士介绍给我，说：“打个电话试试吧。”

恰好当时我已把案子委托给了西广女士，出于问候和婉拒的目的，我拨通了村田女士的电话。谁知，西广和村田两位律师从以前就认识，她们之间是协作关系，一直合力帮助那些卷入性犯罪案件的女性受害人。两位律师一致反馈：“临逮捕之前在现场突然把行动叫停，这中间绝对有猫腻。向其他律师，以及熟悉警视厅内部情况的人打听，结果也是人人都说这种事闻所未闻。接下来去警视厅提出质询时，最好组团前往。”

于是，两位女士一起成了我的代理律师。

后来一问我才得知，西广女士当时听了我的情况，据说十分震惊：“竟然真有这种电视剧一样的案子。”

在A警员为我提供了真诚的建议之后，两位律师也带着疑问，向警视厅发起了挑战，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

几日后，我与两位律师一起前往警视厅，就逮捕令的问题向警员提出了质询。在此之前，每次穿过警视厅戒备森严的大门时，我都是孤身一人，而这天，却有两名律师的陪同。来之前我还有一丝怯意，此时此刻，内心却顿觉有了底气。

刑侦一课的警员们，翻来覆去都是同一套说辞。不过，关于逮捕令，我却了解到一些新的信息。

“逮捕令上周已经归还签发单位了。今后没有申请新逮捕令的打算。”

虽是个无法接受的结果，不过，从警视厅得到明确的答复，这还是头一回。总算也在自己的心里，划下了一个句号。

另外，我也得知，逮捕令的有效期限当初果真设定得比较长。

之后，山口的辩护律师曾几次联系西广女士，试探性地询问我有没有改变心意，是否愿意庭外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