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到底算怎么一回事呢？曾经尊敬、信赖的人，却对自己做出这等超乎想象的恶劣行径，我为之思绪混乱；而自己究竟是怎样，以及为什么去的那家酒店呢？无法唤醒与此有关的记忆，也让我困惑不已。我在空茫的大脑里试图搜索一个出口，相同的思绪却如旋涡，不停兜转。对父母那边，我已经汇报说，估计会去TBS华盛顿分局担任制作人，剩下只需要把签证谈妥就行。我必须向父母知会接下来的进展。今日的遭遇，无论如何不能找他们商量。

混乱之中，我唯有独自蜷缩在寂静的房间里。

大约七八点钟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我慌忙应答，对方却是山口。因为尚未把此人的号码登入通讯录，所以也不知道来电为何人，就条件反射地接起了电话。山口用一种与之前毫无变化的商务口吻，说道：

“我这儿有个黑色化妆包，是你忘记的吧？”

“我的东西都拿回来了。”我答。

“哦，那也许是别人忘记的。签证的事儿，我回头再联络你，拜。”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面对操着过去那种上下级口吻打来电话的山口，我未及细想，也站在和过去相同的下属身份用敬语做出了回应。

“好的，我明白了。失礼了，再会。”

那时候，我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山口是TBS华盛顿分局的局长。并且，由于长期在政治领域里游走，据说不仅结交了许多有权势的政客，甚至还认识不少警察。

不止如此。我每天通勤的路透社，主要业务是向各大媒体发送新闻消息。当然，TBS也是十分重要的大客户。况且，路透社的办公地点就设在赤坂，毗邻TBS总局。

假如我独自一人去警局报案，控告山口，那么将来究竟能否在新闻界继续工作，也成疑问。TBS就如同山口的一面保护盾。甚至，他可能反咬一口，告我名誉侵权。倘若如此，我到底该如何保护自己呢？

想来便胆战心寒。

以往我也曾多次窥见过日本的新闻报道现场，完全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

我大概过于天真了。就算被如此践踏、欺凌，或许也该咬牙忍耐。没有一点这样的承受力，这份工作或许将难以为继。就像着了魔似的，这样的念头从我头脑里掠过。

但是，假如我接受了这种欺凌，也许会迷失自己吧？

每当身体的这里或那里涌起疼痛，我就不得不意识到一个身心皆遭到重创的自己。我的心意始终摇摆不定，无法冷静下来梳理思绪。

这时候，妹妹发来了讯息。

当天是周六，妹妹求我带她去一家当时很红的咖啡店，说是此刻已经坐上电车了。我想，自己现在这副行尸走肉的模样，不能给妹妹看到，会让她担心。今天，就暂且把发生的事搁置一边不去理会吧。总之，先按原计划，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过个周末，没准儿真的会像做了一场噩梦，全都烟消云散呢。我拼命要求自己这样想。

如今想来，假如当日我不那么做，恐怕会活不下去的。

我考虑，赶在妹妹来之前去趟医院，我担心会有怀孕的可能，总之打算先开点事后的紧急避孕药。

当时，时间尚早，我想在医院开门前还可以休息一小会儿，可随后却根本睡不着。

等意识过来时，发现自己又陷入了昏昏沉沉的放空状态。正迷糊的时候，毫不知情的妹妹到了。虽说心情低落到几乎不想下床，在妹妹面前，却不得不振作精神，拼命掩饰，不让她有所察觉。

望着与平日全无两样的妹妹，我感到一阵恐惧袭来：假如这孩子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该怎么办呢？我想，幸好，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让妹妹先去附近的服饰店逛逛，自己去了最近的一家妇科诊所。那是间干干净净的小医院，行医范围以婚前的健康检查为主。在前台问了一下，被告知没有预约就无法接受诊疗。

我极力恳求：“总之情况紧急，请先给我开些事后避孕药吧。”才总算进了问诊室。

接待我的，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短发女医生。

“是什么时候避孕失败的？”

女医生口气冷淡，丢给我一句话，就在电脑后面头也不抬地往处方笺上打字，态度拒人千里，让我无从开口。大概也怪我自身精神状态欠佳吧。不过，假若当时女医生能望着我的眼睛，问一句：

“您哪里不舒服呢？”

仅仅是这么一句，之后的情形或许会完全不同吧。这么想的我，是不是太天真了？

通常，紧急状况下，会在次日早间以前服用事后避孕药（Morning-After Pill）。正因如此，在这一阶段，其实有机会将性侵受害披露出来。只需一个简单的提问，有的受害者就会在这里获得救助。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制作一份自检表，在给来访者开具避孕药处方的时候，交由受害人自行填写，这种方式岂不很好？假如妇科诊所里也备有“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包”，也就是当强奸发生时，为了接受必要的检查而事先采集证据的一套工具，那么，就可以在最早的阶段给予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