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不再说话了。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堂·迪亚戈问。

“我只有一夜，”扬说，“就一夜来说，故事已经讲了很多。这就是我所能讲的关于雨果画作的一切。也许还有更多，但我说不清了。也许我不谙于结尾的艺术。大概你听过的东方故事每每都有一个精彩的结尾。”

“东方故事的结尾都大同小异。”堂·迪亚戈说，“经过无数的冒险与考验以后，主人公凭借智慧与勇气，得享富贵，一生幸福，直到迎来最后一个客人，她便是友朋的分离者，宫殿的毁灭者，以及坟墓的建造者。”

他们默默回味着最后的三个词。

“天快要亮了。”扬说。

堂·迪亚戈起身望向窗外，天色混沌，还没有日出的迹象，然而那种夜之将尽、拂晓迫近的气氛，人凭本能就察觉得到。堂·迪亚戈背对着扬，忽然感到自己的手被他的手握住。啊，就算之前多么冷静，到这个时刻，任谁也无法从容不迫，无法不抓紧身边的什么东西。堂·迪亚戈感到自己的手触到了一块暖热的地方，感到了那里纷乱的、绝望的搏动。他意识到，这是真正的心跳，是还活着的人的心脏。这是扬抓住他的手，贴在了自己心口——谁知道那颗心还能跳动多久呢？堂·迪亚戈惊讶地转过头。在幽暗的天色和跃动的火光之间，他看见扬抬起头，看见淡金眼睑下的幽黑眼珠，让人想起故事中倒吊在餐桌上的鹿的眼睛。沉默比乞怜更好——尽管这生灵将忍受被刺穿，被剖开，被探入，被掏尽，随着屠戮的节奏轻颤，在火和一桌子丰盛的残羹冷炙中间，成为被吞下的肉。

堂·迪亚戈听到扬嘴里只念着一个名字：“圣扬。”他不是在呼唤自己的修道院。说到底，这修道院本来也不属于他。说到底，修道院的一切将在白天交付法庭、任凭处置，就像他本人一样。扬是在用自己的语言呼唤圣约翰，呼唤自己的守护圣人。圣约翰从无始无终的时空俯视他们。他熟悉每个叫他名字的人。如今他已不是任人放逐的老人，更不是懵懂瞌睡的少年，而是在天地间任意往来的圣徒。他叹息道，活人的躯壳纵然脆弱不堪、转瞬即逝，却轻易囚禁了他们的心灵，阻隔了它们的往来相通。啊，那些活着时就用肉体感受过永恒的人，那些额头贴在心口、手指嵌入肋旁、箭簇刺进心房，从而获得至福的人，怎能理解为肉体所困之人的悲哀呢。在圣徒眼中，这些躯壳的接触往往如此肤浅；纵使肉体有时候感受得到彼此的深入，然而藉此真正心神交融的人，从来也没有几个。科隆的约翰也听到了这叹息。他的心沉落在遥远的莱茵河底，就算是拿它当饵的鱼，子孙也已多如繁星。西班牙的约翰也听到了这叹息。他把自己关在斗室里，草拟起诉书，感到每写一行字，身上就刺痛几分。他摸了摸自己的胸口，苦修衣下面的旧痂渗出浓稠的血。他深知用笔划去一人的生命，自己的血肉也要被剜去一块。而西班牙征服者听到了佛兰德的约翰的叹息，听见他低声说：“也许人人都要在心上寻找一个这样敞开的伤口，打开通往这道伤口里面的路；这么一来，也许人们就能心意相通……”他的每一声叹息都引来了无数回声。这是千梦圣母的叹息，是贝居安女孩的叹息，是一万一千零一个少女的叹息，是忧郁画家的叹息，是失去心的人的叹息，是心碎的人的叹息。我们抱紧这个讲故事的人，就像同样拥抱千梦圣母，拥抱贝居安女孩，拥抱一万一千零一个少女，拥抱忧郁画家，拥抱失去心的人，拥抱心碎的人。如果我们知道，拥抱他就是拥抱所有这些人，消灭他就相当于消灭所有这些人，是否就会在痛下杀手之前慎重考虑了？如果我们能洞悉，人们曾在哪个时刻达到过怎样的契合，如果他们自己知晓曾在什么时刻达到过这样的契合，如果能攫住孕育、飘忽、深藏的所有念头跟思绪，加以描绘，加以传达，或许故事就不会满是失落和遗憾。

天明时分，雪停了。两个人恰好都靠在窗边。佛兰德的冬日早晨似乎比夜晚还冷。透过窗台的积雪，光线映亮了屋子，壁炉、幕帘、灰墙、桌椅、杯盘，一切忽然显得单调、苍白而寒酸，仿佛夜晚施加的魔法失了效力。征服者终于看清了佛兰德人的面孔。他们终于看清了彼此的面孔。外面走廊上传来了跺脚和喧哗的声音。

“我该走了。”西班牙人说。

“上帝保佑阁下。”扬依然这样说。他看着西班牙人穿戴整齐，走到了门口。

堂·迪亚戈的手已经搁在门把手上，却转过身来，捡起扔在角落的圣髑匣。堂·迪亚戈捧着它说，“你说过，这颗心现在任我处置了。”

“是的。”扬答道。

堂·迪亚戈毫不犹豫地取出里面装圣物的小玻璃瓶。说到底，金圣髑匣不过是躯壳，而圣物不过是难以觉察的一小块。

扬眼看着堂·迪亚戈脱下外套，扯开衣领，把它跟自己的十字架项链串在一起。

“我将戴着它出海。”西班牙人说。

啊，出海，无论这颗心的主人，还是无数曾亲吻抚摸它的人，还没有谁真正见识过大海。它会贴在西班牙人胸前，一直下到奥斯坦德港口，再继续它没有安歇的旅行。也许这就是它本身的意志。

扬探身到堂·迪亚戈胸前，最后一次拿起那颗心吻了吻。

“再见。”

“再见。”

他们轻描淡写地告别，尽管每个人都清楚他们不会再见。

我们不知道扬的命运，不知道他怎样受审讯，怎样为自己辩护。也许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无力为自己辩护，就像许多佛兰德人那样，令人不忍心猜测他的结局。他也许被遗忘在某个黑牢，也可能断送在绞索甚而柴堆上。堂·迪亚戈回到海上，没有再踏上过佛兰德的土地。跟水兵们喝得烂醉时，他往往吹嘘自己在新大陆的冒险，却绝口不提那片土地，尽管他心口始终跳动着一颗来自佛兰德的心。他不会像乌兰斯匹格那样说：先人的骨灰在我心口跳动，而是说：“某人的心脏在我心口跳动，我无法说出他是我的什么人，有太多无法命名的事物。”堂·迪亚戈死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争夺丹吉尔的某次战斗。在城门下，他的尸体被烧得焦黑，我们无法确定哪种死亡更加疼痛和灼热，只知道他心口洒满另一颗心的余烬，和他自己的残骸混在一起，几乎无从分辨。

至于胡安修士，我们不知道跟堂·迪亚戈比起来，他的命运结束得更美满还是更凄凉。他晚年辞去了宗教法庭的职务，隐居在托莱多，一心钻研叙达修斯的故事，希望为一千多年前的祖先写传记。他将叙达修斯的故事改了又改，但由于缺少另一位友人的资料，故事永远无法完整，就像永远见不到月球的背面。祖先无可更改的命运，使他心急如焚，活像是在观看一出戏剧，明知眼前的主人公即将走向不幸，本人对此毫无察觉，而自己在下面干着急却无能为力。这部传记终究没有完成。胡安死时默默无闻，在焚烧他散乱的手稿时，人们找到了这样的几行句子，仿佛他在与笔下人物直接对话：“罗马即将覆灭，高耸的城墙和水渠必将倾颓，狐狸在石缝间筑巢；而你，你所关心的仅仅是不知何时、不知从何方到来的回信；你可知道不会再有道路，不会再有信使，大道上散落着恺撒头像的银币，也不会再有人捡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