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响了两三声，我拿起听筒，听到一阵嗡嗡声，还有远处难以辨认的噪声。我不报任何希望，重复了几次“喂”，只是为了让卡塞尔塔知道：我在这里，没有被吓到。我最后挂断了电话。我坐在厨房的桌子旁，从耳朵上取下车厘子吃了起来。现在我知道了，接下来的所有电话，只会是纯粹的呼唤，就像口哨声，像过去男人在街上打唿哨，通知妻子他们马上要回家了，可以下面条了。

我看了看表，那时候是晚上六点十分。为了防止卡塞尔塔再次强迫我听他的沉默，我拿起听筒，拨通了菲利波舅舅的电话。我已经下定了决心，会让电话一直响下去，但菲利波舅舅马上就接了。他听到是我的声音，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热情，好像我让他很厌烦。他说他刚到家，很累，有点感冒，想躺一会儿，他还装模作样地咳嗽了一下。在我的要求下，他才很不耐烦地提到了卡塞尔塔。他说他们谈了很久，但没有争吵，他们突然间意识到，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吵架的理由了，阿玛利娅已经死了，生活已经过去。

他沉默了一会儿，让我说话，希望我有所反应。我没说什么，他又继续唠叨着老年、孤独的生活。他告诉我，卡塞尔塔被他儿子赶出了家门，只能自己管自己，没有地方住，连狗都不如。他儿子先是偷走了他存的所有钱，然后把他赶出了家门，幸运的是，阿玛利娅对他很客气。卡塞尔塔向我舅舅坦白，那么多年后，他和阿玛利娅再次重逢：她帮了他，他们互相陪伴，但彼此都很谨慎，很客气。现在他像个流浪汉一样，这里住两天，那里住两天。即使是像他这样的人，也不应该过那种日子。

“他真是个好人。”我评论道。

菲利波舅舅的态度变得更冷淡了。

“总有一天，你要原谅周围的人。”

我问：“那缆车上的女孩呢？”

我舅舅变得很尴尬。

“有时会发生这种事，”他说，“你现在还不知道，但以后你也会体会到，老年真的很可怕，很残酷。”他又说：“还有更龌龊的事。”最后，他不再掩饰自己的敌意，说：

“他和阿玛利娅之间从没发生过什么。”

“也许你说的是真的。”我承认。

他抬高了嗓音。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那些事？”

我反驳道：

“你们为什么要相信我？”

“你当时才五岁。”

“是呀。”

菲利波舅舅吸了吸鼻子，嘀咕了一句：

“你走吧，回罗马吧。别折腾了，事情已经过去了。”

“照顾好自己。”我建议他，然后挂断了电话。

我盯着电话看了几秒钟。我知道它会再次响起：在某个地方，卡塞尔塔正在等着电话线空出来。没过多久，第一阵电话铃声就传来了，我下定决心，匆匆出去了，没有锁门。

外面没有云，也不再刮风，一道白色的光让圣母马利亚大教堂看起来像一幅图画。周围充斥着广告牌、庸俗的玻璃墙，教堂显得十分渺小。我向出租车走去，但中途改变主意，走进了淡黄色的地铁站台棚子。行人窸窸窣窣地从我身边走过，仿佛是逗孩子开心的剪纸。方言中的污言秽语——在我脑子里，唯一声音和意义相吻合的污言秽语——因为具有侵犯性，它们很黏稠、充满享乐的真实感，会在脑中具体化成一种令人厌恶的性行为。方言之外的任何表达，在我看来都无关痛痒，往往是愉快的，可以说得出口，不会引起那种恶心感。我走在地铁站，方言的脏话变得柔和，真让人意想不到，那些语言就像落在一台老式打字机的滚筒上，发出格外响亮的声音。我下到加富尔广场地下通道时，一阵热风吹到了我身上，金属挡板在起伏，自动扶梯的红色和蓝色混合在一起。我把自己想象成那不勒斯纸牌中的一个人物：宝剑8，那是个佩戴着武器的女人，她安静地向前走着，已经准备投入到危险的游戏之中。我把嘴唇咬在牙齿之间，直到感到疼痛。

一路上，我一直在看身后，没看到卡塞尔塔。为了看清楚两个黑魆魆的隧道之间那个空荡荡的月台，我混入了一群正在等待的乘客中。地铁到站时，里面挤满了人，但一到加里波第广场站昏黄的氖光灯中，车厢很快就空了下来。我在终点站下车，上了一段台阶后，站在老烟草厂旁边，在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城区的外围。

这里有一种城乡接合处的气息，多年来已经变成了奄奄一息的郊区。那些建在尘土飞扬的乡村中、低矮的白色楼房被摩天大楼淹没，拥挤的交通和蛇一样开过的列车让人窒息。我很快向左转，朝一个天桥走去，那里有三个通道，中间的通道因施工被挡住了。我记得，这里以前有一条特别长的通道，基本没什么人走，而且头上不断在震动，火车在那里调车。我在散发着尿骚味的隧道里慢慢走了不到一百步，那里一边是有些渗水的墙壁，另一边是一道落满灰尘的护栏，防止行人被密集的汽车撞到。

从阿玛利娅十六岁起，通道就一直在那里。她去送做好的手套时，不得不走过那个阴凉的隧道。我一直想象，她会把手套带到现在我身后的地方，那是一家旧工厂，可以看到屋顶上的瓦片。那里现在挂着标致汽车的标志。但实际上，事情当时肯定不是这样。毕竟一切已经物是人非，那些石头没有变，而我母亲的步子和姿态，没有在石头和阴影之间留下任何痕迹，可以帮我回忆。在那条隧道下，阿玛利娅一直被无业游民、小贩、铁路工人、泥瓦匠追赶，他们吃着夹着西兰花和香肠的面包，喝着酒壶里的酒。心情好的时候，她会讲那时候的事。他们经常并肩追赶她，在她耳边低语，企图触摸她的头发、肩膀、手臂。有些人一边说着淫秽的话，一边试图拉住她的手，她会低着头加快步伐。有时她会突然大笑起来，无法控制自己，然后跑起来，甩开那些跟着她的人。她奔跑的样子，似乎是在做游戏，她在我的脑海里奔跑。我穿着那么不得体的裙子经过那里，有没有可能，我不再年轻的身体里依然承载着她？她十六岁的身体，穿着自己做的花花绿绿的裙子，正在利用我的身体经过这条黑乎乎的隧道，小心翼翼地避开水坑，跑向隧道尽头的黄光？现在那里有一家不合时宜的美孚加油站。

也许最终来说，那两天我没有喘息的机会，一直在外面奔波，只是在完成一次移植，把一个头脑里的故事，移植到另一个头脑里。那就像我母亲出于喜爱，给了我一个健康的器官。我父亲也曾在那段路上追过她，当时他才二十出头。阿玛利娅讲述说，听到他跟在身后，她感到很害怕，他不像其他人那样，谈论她的外表，奉承她。他讲了自己的事：他吹嘘自己能力非凡，说他想为她画像。也许是为了向她证明她有多漂亮，他有多厉害。他提到在她身上看到的颜色，他说了那么多话，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我母亲从来不看那些骚扰者的脸，他们说话时，她一直要忍住笑。她告诉我们，她只瞥了他一眼，就立刻明白会发生什么。我们三个女儿并不理解，不明白她为什么喜欢我父亲。在我们看来，父亲一点儿也不特别，他不修边幅，当时已经发胖，秃顶，也不怎么爱洗澡，松松垮垮的裤子上沾满了颜料，每天总是为贫穷的日子咆哮。他总是对着我们大喊大叫，说他辛辛苦苦挣的钱，都被阿玛利娅糟蹋了。然而我母亲就是看上了这个没有工作的人，告诉他，如果想和她说话，就来家里，她不会偷偷和别人做爱，她从没有和任何人做过爱。当她说出“做爱”这两个字时，我张着嘴听她说，我喜欢那一刻的故事。要是故事停留在那里，没有后续就好了，那就没有后面的遗憾。我记住了那些声音和图像。也许，现在我出现在这个通道里，就是为了让声音和图像再次凝结，在我的脚步中，在阴影中，再次浮现当时的情景。我母亲在成为我母亲之前，被那个男人追赶，她会与之做爱。那个男人会用一个新姓氏覆盖她，会擦除她之前的生活。

我再次确认，卡塞尔塔没有跟踪我，我加快了脚步。我来到了之前居住的城区，尽管一些细节消失了（在我经常玩耍的灰绿色池塘上，一座八层楼建筑拔地而起），但我仍然可以认出这个城区。一群孩子在凹凸不平的街道上大喊大叫，就像以前每年夏初的情景。在窗户大开着的房子里，现在也回响着同样的方言叫喊声。建筑布局还和之前一样，缺乏想象力。几十年前的几家可怜店铺居然还在，比如我为母亲买皂液、碱液的那家底层商店，仍然像多年前一样，在那座破败的楼下开着一道小门，现在那家店铺门口展示着各种扫帚、塑料容器、桶装洗涤剂。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感觉自己找到了记忆中的巨大洞穴，它像一把破伞一样向我靠拢。

我父亲住的那栋楼离这里只有几米远，我就是在那所房子里出生的。我穿过大门，在低矮简陋的建筑之间转来转去，脚步笃定自如。我进入一个布满灰尘的大门，大厅里的瓷砖凹凸不平，没有电梯，台阶上的大理石有些发黄脱落。那套房子在二楼，我至少有十年没有进去过了。爬楼梯时，我在脑子里重新构建了一下房子里的格局，以便在进入那个空间时，不会感到太大的冲击。这所房子有两个房间和一间厨房，门开在一个没有窗户的走廊上。房子左边最里面是餐厅，形状不规则，那里有一个放银器的柜子，但我们家从没拥有过银器，还有一张用于节日聚餐的桌子和一张双人床。我和两个妹妹就睡在那床上，晚上我们仨总是要争吵一番，决定谁应该做出牺牲，睡在中间。这个房间旁边是狭长的洗手间，有一道很窄的窗户，里面只有一只马桶、一只移动式搪瓷净身盆。然后是厨房，那里有一个水池，我们早上轮流在这里洗漱。厨房里有一套很快就过时的白色陶瓷炉灶，挂锅的地方有大大小小很多铜锅，阿玛利娅总是把它们擦得锃亮。最后是我父母的卧室，旁边是一个令人窒息、没有灯的储物室，里面全是无用的东西。

我父母亲的房间是禁止进入的，因为空间太小了。双人床对面是一个中间带镜面的衣柜。右手边的墙上有一张梳妆台，上面有一面长方形镜子。在另一端，在床和窗户之间，我父亲的画架就放在那里，这是一个很结实、很高大、底座很厚实的架子，已经被蛀虫咬得不成样子，上面挂着一块脏兮兮的、擦画笔的破布。在距床边几厘米远的地方，有一个箱子，里面胡乱地放着颜料：白色颜料管最大，也是最容易辨认的，即使里面的颜料用完了，已经卷到了有螺纹的颈部。许多小颜料管也很引人注目，有的是因为有着童话里贵族般的名字，比如“普鲁士蓝”，有的让人联想到毁灭性的灾难，如“锡耶纳焦土红”。箱盖是一张活动的硬纸板，上面有一个装着画笔的笔筒，另一个容器里装着松节油，那像一摊五颜六色的海湾，画笔会把它搅和成流光溢彩的大海。那片地上的八角形地砖，被画笔长年累月滴下的颜料覆盖了，变成了灰色。画架周围都是一卷卷准备好的画布，是我父亲的雇主提供的；这些人在付给他几里拉后，会把那些画卖给街头小贩，都是些在人行道、城区市场、乡村集市上卖东西的人。屋子里充满了油彩和松节油的味道，但我们都已经闻不到了。阿玛利娅和我父亲在那个房间里睡了近二十年，她从来没抱怨过。

然而，让我母亲抱怨的是，我父亲不再为美国士兵画女性肖像，或画海湾的景色，而开始绘制半裸跳舞的吉卜赛女人。我当时不到四岁，那段记忆很模糊，更多的是听阿玛利娅讲的，而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卧室墙壁上挤满了色彩鲜艳的异国女性，其中还夹杂着用红色画笔画的裸体素描。吉卜赛女人的姿势，大多是我父亲仿照一些女人的照片画的，那些照片藏在衣柜的一个箱子里，我经常去偷看，有些画是按照红色草图画出来的。

我很确信，那些红色的速写，画的是我母亲的身体。我想象着，他们晚上关上卧室门，阿玛利娅会脱掉衣服，摆出照片上那些裸体女人的姿势说：“画吧。”我父亲拿出一卷有些发黄的纸，剪下一块，画了起来。他画得最好的是头发，他不会画裸体女人的脸，在脸上空荡荡的椭圆形上，他用高超的技艺，画出了头发的造型，那和阿玛利娅的长发梳理出来的发型很像。我在床上想入非非，无法入睡。

父亲画完了吉卜赛女郎，我敢肯定阿玛利娅很清楚，吉卜赛女郎就是她。虽然没她那么漂亮，比例有些失调，颜色混乱，但确实是她。卡塞尔塔看了那幅画，说画得不好，不会有人买的。他看起来很反对，阿玛利娅插了一句，说她同意卡塞尔塔的看法，随后发生了争执。她和卡塞尔塔联合起来，反对我父亲，我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传出来，在那些楼梯上回荡。卡塞尔塔离开后，我父亲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用右手在阿玛利娅脸上打了两下，先是用手掌，然后用手背。那个动作我记得很准确，它像波浪一样，先上去再退回来，我第一次看到他做这个动作。她跑到走廊尽头，藏到储藏室，想把自己锁在里面。我父亲拳打脚踢，把她拉了出来，一脚踢中她的腰部，让她撞上了卧室的衣柜。阿玛利娅站起来，把墙上的画都撕了下来。我父亲追上她，抓住头发，用她的头撞向衣柜的镜子，镜子碎了。

吉卜赛女郎很受欢迎，特别是在乡下的集市上。四十年过去了，我父亲仍在画那些吉卜赛女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变得很熟练，画得非常快。他把白色画布固定在画架上，快速勾勒出轮廓，然后上色，身体很快变成了古铜色，闪着红色的光芒。腹部拱起，乳房膨胀，乳头挺立着，同时会出现明亮的眼睛、红唇、浓密的乌发，梳着阿玛利娅的发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发型已经过时，却很迷人。几个小时后，画就完成了。他取下固定它的图钉，把它挂在墙上晾干，在画架上放上一张白色的新画布，从头开始画。

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一些陌生人，拿着那些画着女性身体的画，从家里出去，他们通常会用方言做出很粗俗的评论。我不明白，也许没什么好明白的，我父亲怎么会把那些动作大胆诱人的身体，交给那些粗俗的男人呢？而他有时会带着一种杀人放火的愤怒，守护着这具身体。为什么他要我母亲摆出那些恬不知耻的姿势，而因为一个微笑或眼神，却又会变得毫不怜悯，像畜生一样施暴？为什么他任凭那具身体成百上千的复制品出现在街上，出现在陌生人的房间里，却对原版充满了占有欲和忌妒心？我经常看着阿玛利娅在缝纫机前埋头干活，直到深夜。我想，当她这样一声不吭、忙忙碌碌时，她是不是也在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