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恩甘巴

毒木圣经  作者:芭芭拉·金索沃

比柯基传教站,1965年1月17日

站在旱季清晨的迷雾中,周身寒冷。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吧,也许只是因为我的血液太稀薄。以前,当我们抱怨佐治亚州北部凛冽的寒冬时,父亲通常就会这么指责我们。当然,这儿没有冬季,赤道就不偏不倚地穿过我们的床。阿纳托尔告诉我,去外面的灶间捅一捅火,就等于从北半球跑到了南半球。所以我现在确实当算作有阅历[原文为“worldly”,意为“有阅历、老成”,同时“world”亦有“世界”之意,与前文南、北半球呼应。]之人了,尽管如今已几乎不可能离开传教站。

真相直白而又苦涩:正是今天这个日子令我寒彻骨髓。我试图不去注意日期,但盛开的一品红却冲着我咆哮说,无论如何,那个日子已然临近。一月十七日我会早早醒来,心痛不已。那时我为何要自鸣得意地说:“谁有胆量跟我一块儿出去?”正如我对她的了解,她最最受不了的就是被别人称为胆小鬼,更何况还是被她的姐姐。

那个周年纪念日,我们家过得一片阴惨。早上我杀了一条蛇,用大砍刀把它劈成碎块,再把三段蛇身扔进树丛。那是条大黑蛇,雨季快结束时,它一直在后门逡巡。阿纳托尔走出来,看着我的杰作,弹了弹舌头。

“那条蛇根本就没伤到我们,贝埃内。”

“对不起,可是我今天早上醒过来,就想着一报还一报。”

“什么意思?”

“意思是那条蛇在错误的一天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它吃了很多老鼠。现在,老鼠会跑进你的木薯堆里去了。”

“是黑老鼠还是白老鼠?我想我分辨不了。”

他看着我,看了很长时间,想要琢磨明白我的用意。最后,他问:“你凭什么认为自己的悲哀这么特别呢?基兰加的儿童每天都在死去。此时此地,也有孩子奄奄一息。”

“哦,我怎么把这事 给忘了呢,阿纳托尔。她只不过是那天离世的无数人当中的一个,更何况还有伟大的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我敢肯定从长远看,露丝·梅完全无足轻重。”

他来到我面前,抚摸着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十分蓬松凌乱。要是我还记得要当一个称职的刚果妻子,我会用头巾把头发包起来。阿纳托尔用衬衫下摆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我的眼睛。“你以为我不记得小妹妹了吗?她拥有一颗像獴一般的心。勇敢,聪明。她是基兰加所有孩子的头儿,其中还包括她的大姐姐们。”

“别谈她了,去干活吧,温达姆博蒂 。”我把他的手推开,瞪了他一眼。别再提她了,我也不会去说你的卢蒙巴。他就像这条可怜的蛇一样被大砍刀砍碎,碎块被扔进了伊丽莎白维尔一座废弃的房子里,而我那可憎的故国竟还为之欢欣鼓舞 。我腾腾腾地走入灶间,听见老鼠早已跑进了木薯堆,正是对我怨怼之情的回敬。

这是我和阿纳托尔不得不苦苦熬过的一天。我听别人说悲伤可使人亲近,但我和他心里的悲伤却迥然相异。我的悲伤是白色的,毫无疑问,而且还是美式的。我念念不忘露丝·梅的时候,他和其他刚果人却在秘密地为早已丧失的独立举办举国哀悼日。我还记得,多年前,蕾切尔因她那条绿裙子上烧出一个洞而真心地号啕大哭,而与此同时,就在我们门外,赤身裸体的孩子们却因空空的腹中烧灼的胃洞而凋谢。那时我真的怀疑过,蕾切尔的心是否只有顶针那般大小。我想他今天也是那样看我的。除此以外的任何一天,我都可以像我的老朋友、那些本笃会修女那样,祈祷在侍奉更大的荣耀时,让自我意志丧失殆尽。但一月十七日,在我这颗自私的心中,却只念着露丝·梅。

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我注视着阿纳托尔拎起书包,以他特有的脊背挺直的坚定步态,沿路朝学校走去。阿纳托尔。我对造物的第一篇祷告应验了。我们俩至少在身体上因各自囚室的石壁而得以保全。但心灵上的改变,我们仍在挣扎着去理解。我已经彻底失去了孩提时代的那些祷告所用的语言。于是,我的头脑里回荡着自身广大的静寂。而阿纳托尔却找到了塑造信仰的新语汇。

他的处境和我的一样怪异,却也堪称幸运——我们都同意这一点。如今,大多数异见人士均遭处决,或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但在一九六一年,蒙博托的军队才刚刚组织起来,仍有不少漏洞。刚开始的时候,阿纳托尔靠和两个百无聊赖的卫兵用瓶盖当棋子下棋打发日子,他们允许他读书、写东西,只要不逃跑就行。他们都喜欢阿纳托尔,很过意不去,说自己还要养家糊口:蒙博托的副手每天清晨过来清点囚犯人数的时候,会给他们几个子儿或一点大米。清点结束后,他就能到院子里遍体疮疤的芒果树下教课。不管是卫兵还是囚犯,随便哪一天,只要有人想学点儿东西,他就会教他们读书认字。卫兵们会帮阿纳托尔弄到书,不辞辛劳、想方设法地将他的信寄往各个国家。他就在蒙博托的眼皮子底下,发现了伟大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夸梅·恩克鲁玛的著作,以及安哥拉的年轻医生阿戈什蒂纽·内图的诗歌。于是他和他们通起信来。内图和阿纳托尔差不多同龄,也是从传教士那儿受的教育。他曾留学国外研读医学,回国后开了家诊所,好让他的同胞获得适当的治疗,但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一天,一帮白人警察把他拖出诊所,打得半死,然后押入了监狱。民众走上街头要求释放他,却遭到机关枪扫射,如被伐断的树木般成批倒下。不仅如此,葡萄牙军队还四处将村落焚为平地,以抑制内图的人气。然而,他一出监狱,民众便纷至沓来,和他一起在安哥拉组成了反对党。阿纳托尔受内图的榜样鼓舞,一直在谈论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某个地方与他相逢。我简直无法想象,毕竟对他们来说,就连现在继续通信都会很危险。

当然,阿纳托尔最忠实的狱中通信者乃是班加苏的一名修女,这把他的狱友都逗乐了。通往拯救的长木板!他们就是这么取笑他的,意思是最后的希望。但直到去年秋天我们重逢的那个时候,我对上帝并无多少信心,而且见谁跟谁急,顾不上拯救别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已经受够了“贫穷、贞洁、顺从”这种话,现在要旧装换新颜,让自己成为阿纳托尔的妻子。一辆医疗疏散吉普把我伪装成尸体,一路历经险阻,将我运到了比柯基。那是科基拉维尔郊外一座废旧的橡胶种植园。我的心上人,经历了三年并无正式指控的牢狱生活,最终获释,他正等在这儿,让死人复生。

我们选择比柯基,是寄希望于阿纳托尔能在这儿找到他认识的人——以前的朋友或橡胶业从业者。但大多数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离开了这个国家。不过还是有惊喜的:他见到了伊丽莎白姨妈,他母亲最小的妹妹。十年前,她来这儿找他。那时阿纳托尔已经离开了很久,但伊丽莎白在传教站找了份工作,生了个孩子,之后就没离开过。对阿纳托尔来说,此前的人生一直背负孤儿的身份,现在却既有了亲戚又有了妻子,变化不可谓不大。

传教站如今已成了一座鬼镇,农业站也几近荒弃。辛巴们虽未在此地安营扎寨,却仍将欧洲人的地盘清理得干干净净。种植园里到处都是残砖碎瓦。(在我的想象当中,是那些橡胶工人被砍掉的幽灵之手把这里拆除的。)仅剩下的一栋楼里有座图书室,正是阿纳托尔小时候当用人时自学英语读写的地方。在我的请求之下,我们就在那个房间里成了婚,由村长主婚。婚礼既非基督教式,亦非班图族式。我祈求上帝的赐福,并给母亲带去了一束红色的九重葛。伊丽莎白姨妈在我们肩头披上了传统的婚纱,叫作恩佐勒,这种漂亮的超大缠腰布象征了百年好合,还可以当床单用。

在鼎盛时期结束之后,种植园主的宅院里有部分房间曾被用作军队的库房、产科医院和山羊厩。如今的计划则是用来作学校。科基拉维尔的部长颇为欣赏阿纳托尔,所以对他坐过牢的记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仍聘他当该地区中学的校长。我们还想推出农业拓展项目,培训以前在橡胶种植园工作的工人种田、自给自足。我自愿去诊所干活,一名几内亚医生每个礼拜会从科基拉维尔过来一次,给婴儿打疫苗并看诊。尽管我们吃尽了苦头,但去年秋天,阿纳托尔和我仍是风雨同舟,高声宣讲着“独立”。我们说出这个词的时候,会抬眼望天,仿佛那是一只神奇的鸟儿,我们可以呼唤它,让它自空中下凡。

之后发生了很多事,让我们的希望日趋渺茫。但每件事都发生得太快,犹如魔术师在变戏法——外国黑手轮番在幕后操纵,白人国王换了一个又一个。黑人只是被推上台前的面孔。蒙博托的美国顾问甚至在这里发起过一次选举,后来却恼羞成怒,因为当选者竟另有其人:得票最多的是安托万·基赞加,卢蒙巴的副官。于是,他们就派军队闯入国会,重新选了一次,好扶蒙博托上台。

“如果美国人想教我们民主的话,那这堂课实在是太有意思了。”阿纳托尔评论道。

“刺激得让人大气都不舍得喘上一口。”我也赞同。

他说我有多重人格:说林加拉语时,甜美、母性;讲英语时却尽是嘲讽。我告诉他:“尽瞎说——我说法语的时候,还是扫雷舰呢。那哪种人格让你最恼火?”

他吻了吻我的前额。“最让我恼火的是,我竟然这么爱我的贝埃内。”他最真的真理。可那就是我吗?当邻居或学生们问我的国籍时,我告诉他们我来自一个早已不存在的国家。他们都相信。

最近几个月,政府发给我们的薪酬日渐缩水,从接近于零沦落至彻底为零。我们告诉共事的人们,不必仅仅因为缺少资金就气馁。但我们知道,哪怕是在私下里抨击蒙博托,都会冒脑袋被砸开的风险,这自然会让我们气馁万分。我们靠自己能找到的东西过活;听说有朋友们的消息时,总会先深吸一口气。我的老朋友帕斯卡和阿纳托尔的其他两名学生,在南边的一条路上被军队杀害了。帕斯卡的背包里装了一公斤甘蔗和一把打不响的二战时期的手枪。我们是在圣诞节那天听说这件事的,当时法因坦和赛琳·福尔斯前来拜访我们。他们现在住在基贡加,在他们之前说过的那座万巴河边的传教团医院里。能看见他们,我自然很高兴,但每次重逢都会带来可怕的消息。他们离开后,我哭着入了眠。我几乎已经忘了帕斯卡,忘了他分得很开的眼睛和粗野的微笑。如今他悄然步入我的梦中,猛地推开一扇扇窗子,让我措手不及。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胆举动,让路上的某个军官注意到了他们?会是因为我愚蠢地教给了他某个英语单词,才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吗?就像我们无知地让家里那只鹦鹉学会了脏话,害它一命呜呼。

这就是与我们同生共息的那种疯狂和恐惧。我们的邻居既害怕蒙博托手下的士兵,也害怕蒙博托的反对者,辛巴们。后者犹如狮子般在刚果北部寻衅猎杀。辛巴们迁怒于所有外国人情有可原,但其行为却日益离谱。我们在短波电台上收听到各种暴行,之后又在蒙博托的官方新闻播报里听到更夸张的版本,很难知道何者为真。大多数时候,我想的是我们要吃什么,让看管孩子这件事占据我的头脑。我的确不怎么害怕辛巴,尽管我是白人。阿纳托尔极受尊敬,我和他的联姻能保全我的性命,不过或许也不能。正义的行事方式充满神秘。

父亲仍继续惨淡经营着他的“耶稣是班加拉 ”教堂。福尔斯夫妇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父亲在某种狂躁的状态下,一路步行或搭便车到达了基贡加的传教站,嚷嚷说自己体内满是毒素,火烧火燎地让人难受。他声称自己生吞了一条活蛇。传教团的医生给了他奎宁和驱虫药。花钱可以让蛲虫滚蛋,但绿曼巴蛇却不太可能被驱走。可怜的父亲。如今,他已彻底离开了基兰加,没入丛林,或已在雨中融化。有时,入夜之后,我会想,也许他已经死了,而我还不知道。在黑暗中,这种想法摧人心肝。于是我躺在那儿,醒着,酝酿着搜寻他的计划。但到了白天,满腔的怒火又将我搡至截然不同的方向,咆哮着告诉自己再也不要去理会父亲。我没法独自行动,即便有人相助,也不值得去冒这个险。我很清楚现在他对我来说就是个危险。

他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个危险,且向来如此,我想道。当年法因坦和赛琳回基兰加见到我们那个走入歧途的传教据点时,想必已是大惊失色。我们就睡在他们住过的房子里,却与他们以前的朋友反目成仇,甚至将他们的鹦鹉逐出家门,任其自生自灭。而基贡加的那个传教团医生想必也已发觉父亲是个奇葩——一名头发蓬乱的牧师,肚子里竟然还有条蛇。那位医生明知危险,仍和家人继续留在这里。法因坦认为,他们来自南部某个地方,佐治亚州或肯塔基州。我希望能去拜访他们,用自己的母语,用我舌头上生出荆棘前就已知晓的英语,与他们交谈。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思乡,美国披着传教士的伪装降落到我家门阶上。还有别的人也没有回去,像我一样。但他们似乎都理直气壮,觉得就应该留在这儿,那是信仰扎下的根——法因坦·福尔斯便是一例,还有那些偶尔现身的陌生人,他们问我能否帮个忙,传个信息,或代为保存一盒药品,直到找到船把药品送往上游。我很高兴能为他们做一顿饭,在地上弄个铺位,就为了能听一听他们的故事里流露出的善意。他们和父亲实在不像。没有了他的上帝,我日日承受着空虚,所以,能听听这些男人柔声讲述他们在茅草苫顶的棚屋里组织医疗团队、和村里的妇女一起蹲着栽种大豆、为学校安装发电机等种种事迹,确实是种安慰。他们冒着被蒙博托发现的危险,忍受着穷乡僻壤种种难以想象的寄生虫,留在了这里。在昂德当夫妇和他们的同类逃离这个国家后,他们不忍看到这里的儿童只能坐以待毙、忍饥挨饿。正如福尔斯修士很久以前对我们说的那样:有这样的基督徒,也有那样的基督徒。

但形形色色的来访者终究难得一见,大多数时候,日子完全一成不变地过着。我觉得,如果说这种生活无聊,听起来实在好笑。若我小时候试过去想象如今在丛林里的这般生活,应该会被这种冒险经历惊呆吧。我现在倒也是挺呆的,却是因为艰难生活的单调乏味。到了晚上,我们就瘫倒在床。我成天在大豆田、灶间、集市、诊所,以及我在农业学校开授的营养班之间来来回回。每一天,我都在怀疑自己吸收的信息不及给出的多。而卡路里肯定是入不敷出的。我们有木薯和甘薯可以填饱肚子,可是蛋白质比钻石还要稀有。为了一个鸡蛋、几把豆子、一只珍贵的鸡或几条新鲜的河鱼,我整天都要讨价还价。要不然就搭个顺风车去科基拉维尔的集市,在罐装火腿这样的宝贝前驻足凝视,那可要花一大笔钱哪。有时,我还真买了下来!但今年冬天,阿纳托尔的体重下降了。我则瘦得更厉害,八公斤。降速奇快,让我着实有点害怕。或许,我又感染鞭虫了吧。圣诞节期间,我很确定我已经怀孕了,但如今又很肯定并没有在怀。或许我就是因为这个才体重下降的吧。不过还是不向阿纳托尔提这事为好。如果可能的话,不去多想反而更好。

我正在逐一失去家人。父亲已然失去,不管他在哪儿。而蕾切尔,我只会更唾弃她,要是我知道要朝哪个方向喷射怒火的话。想必是在南非。我猜她终于采到了富矿,就是她那位极具白人品质、唯利是图的丈夫。我没法找到可靠渠道给母亲和艾达写信。蒙博托的邮政部长是蒙博托老婆的亲戚,去年一年,他已停发了邮政职工的工资,这样他就能用这笔钱给自己在提斯维尔盖栋豪宅。如今得花大笔的钱贿赂,或通过私人关系,才能向国外寄信。至于寄来的信件,我只能认为它们都堆在了利奥波德维尔的某个地方,等着被检查是否能从信里搜刮到钱或值钱的东西。

如果说民众因这些不清不楚的损失——信件、工资、某位步行回家的朋友——而震惊莫名,他们也都不会去提及。除了忍受,这儿的民众还能怎么办?他们只消瞅一眼蒙博托手下那些警察所穿的外国制造的昂贵制服,就会明白自己心里的想法是万万不能外露的。他们知道究竟是谁在给蒙博托撑腰,也知道在远达天边的某个地方,极其宏大的规则已然制定:白人和黑人的性命乃是截然不同的货币。当三十个外国人在斯坦利维尔被杀时,每个死者都以某种方式和实实在在的金钱捆绑到了一起,他们得到的是像比利时法郎这样的金本位硬通货。但一个刚果人的生命就像百无一用的刚果纸币,你大可以一抓一大把或把它装满一大桶,堆到生意人的手里,却仍旧买不了一根香蕉。我这才明白,我身边的男人女人一向都很清楚,他们的整个存在对大多数白人而言,还不如一根香蕉来得实在。当他们抬眼看我时,我能从他们的眼里读出这一点。

一月是个难熬的干旱月份,我觉得很孤独。也许是想念我的同类,无论是谁。有时候,我想离开,至少回家见见母亲和艾达,但金钱、旅行的可能性和护照——要得到此等必备之物比登天还难,让人连想都不敢想。我的白日梦最多也就延伸到家门口,我在那儿止步,回头望向阿纳托尔,他在说,和你无关,贝埃内。

今晚,他会忧心忡忡、筋疲力尽地回到家。若无资金,要想让中学再办一个学期,绝无可能。做父母的都很担心教育只会将他们的孩子置于更大的险境之中。可怕的是,他们没错。但他不会谈这事。他会蹑手蹑脚地走入灶间,潜行至我身后,搂住我,惹得我惊声尖叫、哈哈大笑。他会用指关节摩挲我的头发,喊道:“老婆,你的脸拉得和鳄鱼一样长啦!”

我会告诉他这张脸也已经和鳄鱼一样丑,皮肤也和鳄鱼差不多粗糙。我这么说只是想让他和我理论一番。一月对我来说很难熬,我很清楚这点,我需要他再三说我是个顶梁柱、好妻子,他当时娶我并非犯傻,我的白皮肤不会让人一见就觉得受了冒犯。让我们沦落到如今这个一月十七日的每一个错误,那些让人背负着那么多罪恶及悲哀的错误,均与我无关。

他曾有一次提醒我,第一条绿曼巴蛇是冲他去的。因为是他鼓励大家对我们这些白人进行讨论,才激起了塔塔·库伏顿度的怨火。他责备自己对村落政治做出了误判。我想我们大家的肚子里都有那条蛇,但阿纳托尔却无法拿走我体内的那一条。如果我无法为在这天离世的无数人哀悼的话,那我就从一个人开始,从那里出发。我所珍爱和信任的童年信仰至今已所剩无多,但我仍然知道何为正义。只要我这辈子还在背负着露丝·梅,只要我的耳中仍能听见她的嗓音,我就仍能和她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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