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过得很愉快。我去了卢森堡公园，花了一小时看了些我喜欢的画。接着我到花园里散步，重温年轻时的回忆。一切都没有变化。仿佛还是当年那些学生，结对走在卵石路上，热切讨论着燃起了他们激情的作家。仿佛还是当年那些孩子，在同样的保姆的警惕目光下滚着铁环。仿佛还是当年那些老人，晒着太阳读着晨报。仿佛还是当年那些身着丧服的中年妇人，坐在空余的长凳上，七嘴八舌地说着食品价格和仆人的罪过。接着我去了奥德翁剧院，坐在长廊看看新书，目睹那些少年人——和我三十年前一样，在穿着罩袍的服务员乖戾的目光下尽可能地多读几页买不起的书。之后我沿着那些亲切而肮脏的街道悠闲地漫步，直至来到蒙帕纳斯的圣心大教堂。拉里正在等我。我们喝了一杯，并一同走到一家可以露天用午餐的饭馆。

他或许比我记得的要更苍白些，这使他乌黑深陷的眼眸更炯炯有神；然而他那在年轻人中很鲜见的淡定却依然如故，笑容也依然那么直率。他点餐时，我注意到他说着流利的法语，口音纯正，我为此向他道贺。

“我是学过不少法语的，你要知道，”他解释道，“路易莎阿姨给伊莎贝尔请过一位法语女家教，她们住在马文时，老师总是让我们和她说法语。”

我问他对巴黎的感受。

“喜欢极了。”

“你住蒙帕纳斯么？”

“是啊。”他在片刻犹豫后说。对此我理解为他并不愿多谈居所的确切位置。

“埃利奥特对于你只给他‘美国运通’的地址而一直耿耿于怀呢。”

拉里笑而不答。

“每天干些什么呢？”

“闲逛。”

“读书么？”

“读的。”

“可曾收到伊莎贝尔的信？”

“有时候能收到。我俩写信都不太勤快。她在芝加哥过得不错。她们明年要来和埃利奥特住。”

“那对你来说可很好啊。”

“我知道伊莎贝尔没来过巴黎，带她四处转转是挺好的。”

他对我在中国的旅行很好奇，听得饶有兴味；但当我企图让他谈自己时却未能如愿。他的守口如瓶迫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请我来午餐，只是乐于有我做伴。我既高兴又困惑。我们刚喝完咖啡他便买单，付过钱后即起了身。

“嗯，我得走了。”他说。

我们道了别。我并没有比先前多了解一些他的情况。这回我也再没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