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卷 1832年6月5日

悲惨世界  作者:维克多·雨果

一 问题的表象

暴动包含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又什么都有。有一点点施放的电、猛然喷出的火焰、飘游的一种力、刮过的一阵风。这阵风遇到思考的头脑、幻想的神智、痛苦的灵魂、燃烧的激情、呼号的苦难,一并席卷而去。

去哪里?

漫无目的。穿越政府,穿越法律,穿越他人的奢华和狂傲。

激怒的信念、挫伤的热忱、激起的义愤、压抑的好斗本能、狂热的青年勇气、侠义的盲目性、好奇心、见异思迁的倾向、期待意外事件的心理,以及爱看新戏报,爱听剧院布景工哨子声的情趣;还有种种无名的恼恨积怨、种种失意、认为命运舛错的虚荣、种种苦恼、想入非非、危机四伏的野心、在崩摧中寻觅出路者;在最底层,还有泥炭,这种能燃烧的污泥,凡此种种,都是暴动的成分。

最伟大的和最渺小的,在一切之外游荡并等待时机的人,居无定所的人,无业游民,街头流浪汉,夜晚睡在人家稀少的地段、只以寒云冷雾为屋顶的人,每天乞讨面包而不肯劳动的人,贫苦无告和身无长物的人,赤臂赤足者,这些都属于暴动。

任何人在心中蠢蠢欲动,要起而反抗国家、生活或命运的某件事,都贴近暴动,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激动得开始发抖,感到自身被旋风卷起来。

暴动是社会大气的一种龙卷风,它是在一定的气温条件下突然形成的,旋转着升腾奔驰,隆隆作响,无论碰到庞大的还是细弱的自然物、坚强的人还是意志薄弱的人、大树干还是小草茎,都要卷起来,一扫而光,摧毁,连根拔起,一齐带走。

它卷走的人,它碰到的人,无不遭殃!它会让他们相互撞击而粉身碎骨。

不知它把什么特殊的威力传给它抓住的人,让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充满力量去造时势。它把什么都变成投掷物,把砾石变成炮弹,把脚夫变成将军。

如果相信阴谋政治家的某些断言,从政权角度来说,发生一点儿暴动倒是好事。其推论是:暴动只要推翻不了政府,就能巩固政权。暴动能考验军队,凝聚资产阶级,拉动警察的肌肉,检视社会构架的坚固程度。这是一种体操锻炼,几乎是一种清洁运动。政权经过暴动,就像人体经过按摩一样,会更加健康。

每件事都有一种自诩“通情达理”的理论:费兰特反对阿尔赛斯特[莫里哀剧作《愤世者》中的两个人物。阿尔赛斯特爱憎分明,费兰特遇事则极力调和。];在真理和谬误之间进行调解;解释,训诫,打折扣还显示点高姿态,因为混杂了谴责和谅解,就自以为十分高明,往往是不折不扣的迂腐之见。标榜自己不偏不倚的任何政治学派,都是从这里派生的。在冷水和热水之间,还有温水党派,这种学派貌似精深,实则浅薄,只剖析后果,不追究起因,站在半科学的高度,一味斥责广场上的骚乱;据这种学派称:“暴动给1830年的事件添乱,削减了几分这一伟大事件的纯洁性。七月革命是民众的一阵好风,刮过之后,天空骤然晴朗。然而,暴动又使天空阴云密布,这场一致拥护的革命本来十分出色,结果在争吵中大为减色了。七月革命同任何急促的进步一样,筋骨多处受了内伤,一经暴动触碰就疼痛难忍了。人们可以说:‘噢!这处断裂了。’七月革命之后,人们只感到解放了;暴动之后,人们则感到灾难。

“每逢暴动,店铺就关门,资金就减少,证券交易就萧条,生意就中止,企业就停顿,结果纷纷破产,现金短缺,私人财产受到威胁,国家信贷动摇了,工业生产紊乱,资本紧缩,工资降低,各地人心惶惶,殃及每一座城市。这样,全国就危机四伏。有人计算过,暴动第一天,法国损耗两千万,第二天四千万,第三天六千万。持续三天的暴动,就损失一亿两千万。也就是说,仅从财政后果来看,就等于一场大灾难,即洪水泛滥,或者吃一次大败仗,一支拥有六十艘战舰的舰队被歼灭。

“当然,从历史角度而言,暴动自有它的美:论场面宏伟和悲壮,石垒战并不逊于丛林战,一种有森林的灵魂,另一种有城市的心灵;一种有约翰·朱安,另一种有贞德。暴动将巴黎性格最突出的特质——慷慨、忠勇、乐观和豪放,映得通红,显得十分壮观,照见表明勇敢是智慧的一部分的大学生、毫不动摇的国民卫队、店铺商贩的野营、流浪儿的堡垒、藐视死亡的行人。学校和宪兵团相冲突。双方的战士之间,归根结底只有年龄的差异;他们是同一种类,全是坚韧不拔的人,二十岁为理想而牺牲,四十岁则为家庭而死。在内战中,军队总是愁眉不展,以谨慎克制对付英勇果敢。暴动既显示了民众的大无畏精神,也训练了中产阶级的勇气。

“这固然不错。可是,这一切就值得流血吗?岂止流血,前途也暗淡了,进步受到损害,最善良的人惴惴不安,正直的自由派失望了,外国专制主义看到革命自我伤害便幸灾乐祸,而1830年的战败者又神气起来,说什么:‘我们早就有言在先!’还有,巴黎也许扩大了,但是法国肯定缩小了。还有,干脆把话说透,自由变得疯狂,维护秩序的力量则变得野蛮凶残,往往大肆屠杀,虽然战胜了自由,却也染上了不光彩的血污。总而言之,暴动总是祸国殃民。”

那些近乎明智的人士这样讲,而中产阶级,那些近乎民众的人,也乐得吃这颗定心丸。

至于我们,我们要摒弃“暴动”一词:这个词意思太宽泛,使用得也太随便。我们要区分一场民众运动和另一场民众运动。且不说一次暴动的耗费是否超过一场战役。首先要问一问:为什么要打仗?这里就提出了战争的问题。战争这种祸患,难道就比暴动这种灾难轻吗?7月14日革命,即使耗费一亿两千万,那又怎么样呢?让菲力浦五世[菲力浦五世(1683—1746),西班牙国王(在位时间1700—1746),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由路易十世扶持继承西班牙王位,从而引发同英国、奥地利、荷兰等国的战争。]在西班牙登基,法国耗资二十亿。即使代价一样,我们也宁愿用在7月14日上,况且,我们也排除这些数字:数字貌似论据,其实只是空话。既然是一次暴动,那么我们就剖析暴动本身。上述这套空论式的异议,也只谈及后果,而我们却要追究起因。

我们阐明如下。

二 问题的实质

有暴动,还有起义,这是两种愤怒:一种不当,另一种正当。唯一建立在公正上的民主政体,有时也会发生一小撮人篡权的情况,于是全体起而攻之,要讨回权利,必要时还拿起武器。凡是属于集体主权的问题,全体对部分的战争是起义,部分对全体的进攻是暴乱;要看土伊勒里宫容纳的是国王还是国民公会,才能决定对它的进攻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同一门瞄准大众的大炮,在8月10日[1792年8月10日,巴黎公社领导的人民武装进攻国王路易十六所在的土伊勒里宫,瑞士雇佣军保卫王宫,向群众开枪。]是错的,在葡月14日[应是共和四年葡月13日,即1795年10月5日,保王党人在巴黎暴动,向国民公会所在地土伊勒里宫进攻,拿破仑指挥革命部队粉碎了保王党人的图谋。]则是对的。表象类似,本质不同;瑞士雇佣军保卫错误的东西,波拿巴则保卫正确的东西。全体在拥有自由和主权的情况下决定的一切,不能由街头暴乱来改变。纯属文明的事物也是如此;民众的本能,昨天清醒,明天又可能混乱。同样的愤怒,反对特雷[特雷,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任期为1769年至1774年。]就是正当的,反对杜尔哥[杜尔哥,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任期为1774年至1776年。雨果的观点很明确:特雷维护特权,杜尔哥力求改革。]就是荒谬的。破坏机器,抢劫仓库,拆毁铁路,捣毁船坞,聚众闹事,不公正地对待进步的人民,学生杀害拉缪[拉缪(1515—1572),人文学者,在圣巴泰勒米惨案,即1572年8月23日至24日夜间被杀害。],有人用石头将卢梭赶出瑞士[1765年,卢梭遭石块袭击,但不是把他赶出瑞士,只是把他赶出斜谷。卢梭从斜谷迁往圣彼得岛。],这些行为就是暴乱。以色列反对摩西,雅典反对福基翁[福基翁(约前402—前318),雅典将军、政治家,因主张和平政策而被处死。],罗马反对西庇阿[西庇阿,有大西庇阿(前235—前183)和西庇阿(前185—前129),二人均任过罗马执政官。],巴黎反对巴士底狱,这些都是起义。士兵反对亚历山大,海员反对哥伦布,都是同样的反抗,大逆不道的反抗。为什么呢?因为亚历山大用剑为亚洲所做的事,正是哥伦布用指南针为美洲所做的事;亚历山大同哥伦布一样,发现了一个世界。将一个世界赠送给人类文明,这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光明,因此任何抗拒都是犯罪。有时,人民就曲解对自我的忠诚。群众背叛人民。例如,私盐贩子不惜流血长期抗争,为正当利益长期反抗。可是到了关键时候,到了得救的日子,即人民胜利的时刻,他们却投靠王室,转变为朱安党,从反抗王室的起义转为拥护王室的暴动,这岂非咄咄怪事!愚昧无知的可悲杰作!私盐贩子逃脱了王朝的绞刑架,脖领上还套着一段绳索,就戴上白徽章。“打倒盐税局”的口号却生出“国王万岁”的口号。圣巴泰勒米节惨案的杀手、九月惨案的凶手、阿维尼翁惨案的刽子手;杀害科利尼的凶手、杀害德·朗巴勒夫人的凶手、杀害勃吕讷的凶手[列举六条,后三条重申前三条,作者分别在这三个惨案中,各举出一个著名的受害者。];米克莱[米克莱,西班牙匪帮,1808年由拿破仑改编成法军米克莱,用以对付西班牙游击队。]、绿徽章[绿徽章,保王党集团,戴绿徽章,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之后和第二次波旁王朝复辟初期,在南方肆虐,实行白色恐怖。]、辫子兵[辫子兵,原为留发辫的榴弹兵和轻骑兵,1794年热月政变后,发辫成为年轻的保王党的时髦。]、热愚帮[热愚帮,热月政变后,在法国南方猖獗活动的反革命团体。]、袖章骑士[袖章骑士,1814年,昂古莱姆公爵进入波尔多城,扈从贵族左臂戴绿袖章。雨果给予他们这一讽刺性称呼。],这些全是暴乱。旺岱是天主教的一次大暴乱。

人权行动的声响可以辨识,并不一定总是发自骚乱群众的颤抖;有疯狂的愤怒,有破裂的铜钟;不见得警钟都能发出青铜之音。狂热和无知的骚动,绝非进步的震荡。“起来”,这没错,但是要为了成长壮大。指给我看看你要走的方向。只有向前才算起义。任何别种“起来”都不好。凡是猛然倒退就是暴乱;倒退,就是反对人类的一种暴行。起义就是真理的震怒。起义掀起的马路石块,迸发出人权的火花。这些路石只给暴乱留下烂泥。丹东反对路易十六是起义;埃贝尔反对丹东则是暴乱。

由此可见,正如拉法耶特所讲的,在一定条件下,如果说起义可能是最神圣的义务,那么暴动就可能是滔天大罪。

热量的程度也有差异——起义往往是火山,暴动往往是草火。

我们说过,反抗有时出现在政权内部。波利尼亚克是暴乱者;卡米尔·穆兰是治理者。

有时,起义即起死回生。

一切问题由全民公决,这完全是现代方式;在此之前四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人权遭践踏、人民受苦难的事实,每个时期都附有可行的抗议。在专制君主统治时期,没有起义,却有尤维纳利斯[尤维纳利斯(约60—约120),拉丁诗人,著有《讽刺诗集》,抨击罗马的腐化风俗。]“愤怒”[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尤维纳利斯的一句诗:“缺少天赋,愤怒也能作诗。”]接替了格拉库斯兄弟[格拉库斯兄弟,罗马著名法官,主张土地改革,于公元前133年和前121年先后被大地主势力杀害。]。

在专制君主统治下,有发往赛伊尼的流放者[据不可靠的传说,尤维纳利斯被放逐到埃及的赛伊尼,即现称的阿斯旺地区。],也有写《编年史》的人物[指塔西陀。参照夏多布里昂《墓外回忆录》中引录的1807年的文章——“尼禄徒然如日中天,塔西陀已经在帝国出生了。”塔西陀(约55—120),拉丁历史学家。]。

且不说帕特莫斯的那个巨大的流放者[指圣约翰。他在希腊的帕特莫斯岛上撰写了《启示录》。],他也同样,以理想世界的名义,强烈抗议现实世界,将幻觉化为一种惊天动地的讽刺,将世界末日的烈焰反光投向罗马-尼尼微、罗马-巴比伦、罗马-塞多姆。[塞多姆,古城(巴勒斯坦境内),位于死海南岸,公元前19世纪毁于灾难,《启示录》叙述其事,说是上帝的惩罚。]

约翰站在岩石上,犹如斯芬克斯蹲在基座上;世人可能不理解他:他是犹太人,用的是希伯来文;然而,撰写《编年史》的是拉丁人,说得准确些,他是罗马人。

尼禄之流的暴君统治一片黑暗,就应当用同样的色调描绘出来。单凭刻刀雕刻出来,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必须为之上色,将凝练犀利的散文倾入刻痕里。

独裁者有助于思想家的思索。受束缚的言论别具一种威力。君主强迫民众缄默的时候,作家就两倍三倍地加强自己的文笔。一种神秘的丰满,从这种缄默中产生出来,在思想中过滤,并凝固成为青铜体。历史上的高压政策,在历史学家身上压制出精确性。某一名作如花岗岩一般坚硬,无非是暴君重压的结果。

在暴政统治下,作家被迫缩小范围,从而也就增聚了力量。西塞罗的和谐复合句,在威勒斯案件上勉强够用[西塞罗(前106—前43),拉丁政治家和演说家,他将拉丁语的雄辩推上高峰。在西西里人控告总督威勒斯敲诈勒索的案件中,他作为原告律师,指控十分有力,使威勒斯受到应得的惩罚。],用在卡利古拉身上就会显得迟钝了。语句紧缩,就增加了打击力度。塔西陀收缩着手臂思考。一颗伟大心灵的正直,在正义和真理上高度凝结,具有雷霆万钧之力。

顺便说一句,要知道在历史上,塔西陀和恺撒并没有同世遇合。天意给塔西陀保留子提比略之类的皇帝。恺撒和塔西陀是相继出世的两位人杰,仿佛避免相遇,这是掌握岁月舞台上下场的主宰的神秘安排。恺撒是伟人,塔西陀也是伟人;上帝不让这两个伟人相互撞击。伸张正义的审判官若是抨击恺撒,就可能做得过火,有失公正。上帝不愿意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伟大战争,消灭奇里乞亚[奇里乞亚地区位于土耳其南部,濒临地中海。]海盗的行动,将文明带给高卢、布列塔尼和日耳曼的功绩,这一系列的光荣遮蔽了鲁比肯河事件[鲁比肯河是意大利和高卢的边界河流。鲁比肯河事件是指,公元前49年1月11日至12日夜间,恺撒未经元老院批准,就率军过河进入罗马这件事。]。这其中显示一种微妙的天公地道,不忍放手让铁面无私的历史学家去评说杰出的侵略者,让塔西陀饶过恺撒,向这位天才提供减轻罪过的情节。

当然,即使由天才的独裁者统治,专制主义依然是专制主义。在杰出的专制者统治下,也有腐化问题;不过,在寡廉鲜耻的专制者统治下,这种精神瘟疫就更加丑恶了。在这些朝代,他们毫不掩饰无耻的行径;而由塔西陀和尤维纳利斯这类创制典型事例的人,鞭挞这种无可辩驳的卑鄙无耻,对人类则更有裨益。

罗马在维特利乌斯[维特利乌斯(15—69),罗马皇帝,69年仅做一年皇帝就被民众杀死。]统治时期,比在苏拉[苏拉(前13—前78),罗马将军、政治家,公元前88年任执政官,至前79年,权力达到顶峰时,突然让位退隐。]统治时期感觉还要糟。在克劳狄[克劳狄一世(公元前10—公元54),罗马皇帝(41—54)。]和多米蒂阿努斯[多米蒂阿努斯(51—96),罗马皇帝(在位时间81—96)。]统治时期,卑鄙下流变成畸形,同暴君的丑恶相得益彰。奴隶的卑劣是专制者一手造成的,这些散发臭气的腐烂心灵,正是主子的写照;政权污浊,心胸狭窄,天良平庸,灵魂恶臭;卡拉卡拉[卡拉卡拉(188—217),罗马皇帝(在位时间211—217)。]朝代如此,康茂德[康茂德(161—192),罗马皇帝(在位时间180—192)。]朝代如此,埃拉加巴卢斯[埃拉加巴卢斯(204—222),罗马皇帝(在位时间118—222)。]朝代也如此;然而在恺撒朝代,罗马元老院中只散发出鹰巢所特有的粪味。

于是,塔西陀和尤维纳利斯这类人出世了,尽管表面看来迟了些;到了昭然若揭的时刻,宣教者才出现。

不过,尤维纳利斯和塔西陀,跟圣经时代的以赛亚和中世纪的但丁一样,都还是个人行为;而暴动和起义,则是群体行为,有时错误,有时正确。

一般情况下,暴动的缘起是一种物质因素,而起义总是一种精神现象。暴动,就是马萨尼埃洛[马萨尼埃洛,1647年那不勒斯起义的首领。],而起义则是斯巴达克思。起义接近头脑,而暴动靠近肠胃。肚子发火了;当然,并不是每次肚子都错了。在饥饿问题上,暴动,例如比藏赛[比藏赛,位于法国中部的安德尔省;1847年,因粮食危机而在这里发生了流血事件。]那次,出发点正确,令人同情也符合正义,但仍旧还是暴动。为什么呢?因为实质有理,而形式错误。虽然有理,但是野蛮凶残;虽然强大,但是胡作非为,如同一头失明的大象横冲直撞,一路留下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尸体,让安分的百姓和无辜的人死于非命,还不知道为什么。为民求食,目的很好,而滥杀无辜,方式极糟。

凡是拿起武器的抗议行动,即使完全正当,即使像8月10日那样,像7月14日那样,起初都难免有些混乱。在正当权利显示出来之前,总是波涛汹涌,泥沙泛起。起义的初期是暴动,正如江河的源头是激流。暴动通常要流入革命这片海洋。然而有时,起义由绝对纯洁的理想白雪构成,俯临精神天际、正义、明智、理性和人权,从高山出发,水如明镜映现蓝天,从岩石倾泻到岩石,流经之地越远越壮阔,汇集百川,形成气势磅礴的壮观景象,不料忽又注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如同莱茵河流入沼泽。

这一切已成过去,未来当是另一番景象。全民公决的高妙之处,就是能从原则上消除暴动,又把投票权给了起义,从而解除了起义的武装。这样,战争就化解了,既没有街垒战,也没有边境战争了,这就是必然的进步。不管今天情况如何,明天就是和平。

而且,起义在什么方面与暴动不同,地道的资产者不大了解这种细微差异。在他们看来,全是叛乱,不折不扣地犯上作乱,是豢养的狗起而反抗,要咬主人,因此必须惩罚,锁起来关进窝里,任其狂吠和号叫,直到有一天,狗的脑袋突然大起来,在昏暗中隐约变成了狮子头。

于是,资产者高呼:“人民万岁!”

明确了这一点,那么,对历史而言,1832年6月运动,究竟是一场暴动呢,还是一场起义呢?

这是一场起义。

从这可怕事件的场面来看,我们很可能说这是暴动,但仅仅为了指明表面现象,而我们始终区分暴动形式和起义实质。

1832年这场运动爆发得迅疾,止息得凄惨,显得极其伟大,就连认为这无非是一场暴动的人,也不能不用尊敬的口气谈论。在他们看来,这相当于1830年的余波,说什么激发起来的想象力,一日工夫不可能平静下来。一场革命不可能陡直切断,总要拖一段波动,直至平复状态,譬如,高山逐渐趋缓而接平原。有阿尔卑斯山脉,则必有汝拉山脉;有比利牛斯山脉,则必有阿斯图里亚斯山。

近代史上这场激动人心的危机,巴黎人称为“暴动时期”留在记忆里,在本世纪历次暴风雨的时日中,这肯定是最有特色的一段。

最后再讲几句,就进入故事情节了。

我们要讲述的事情,属于这种富有戏剧性的活生生的现实,但因时间和空间有限,往往被历史学家所忽略。然而,我们却要着重介绍,这恰恰是生活,是人的悸动和震颤。我们似乎讲过,小事情,可以说是大事件的枝叶,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这类小事,在所谓暴动时期数不胜数。司法进行了调查,但是出于另种原因,而不是为了历史,没有全部披露,也许没有查到底。有些特殊情况公布了,已为人所知,但是还有些事情根本无人知晓,还有些事实,经历者不是遗忘,就是故去了,我们要揭示出来。这些壮丽场面中的角色,大多数已经离世了;而且事后第二天,他们就沉默了;不过,我们要讲述的情况,可以说都是我们亲眼所见。有些名字变了变,因为历史旨在讲述,而非告发,但我们描绘的是真事。囿于本书的条件,我们只能指明1832年6月5日和6日的一个侧面、一段插曲,当然是鲜为人知的。我们掀起黝黯的幕布,力图让读者瞥见这场可怕的社会风波的真相。

三 一次葬礼:再生之机

1832年春季,霍乱肆虐了三个月,人们的思想变得冰冷,躁动的情绪也平静下来,一片说不出来的死气沉沉,尽管如此,巴黎早就孕育着一场大动荡。我们说过,这座大都市好似一门大炮,既已上好炮弹,只需落下一点儿火星,炮弹就会发射出去。1832年6月份,这颗火星,就是拉马克将军之死。

拉马克是个有名望有作为的人物。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他相继表现出两个时期所需要的英勇:战场上的英勇和讲坛上的英勇。他当年在战场上骁勇无敌,后来在讲坛上也才辩无双,让人感到他的谈锋是把利剑。他同前任伏瓦[伏瓦(1775—1825),帝国将军,1819年成为自由派议员;他的葬礼成为民众反对查理十世的抗议示威。]一样,先是高举令旗,后又高举自由的旗帜,因为能抓住未来的契机而受人民爱戴,又因为效忠过皇帝而受民众爱戴。他同杰拉尔和德鲁埃两位伯爵一样,是拿破仑“心中”[原文为意大利文。杰拉尔和德鲁埃·戴尔龙是由路易-菲力浦任命为元帅的。]的元帅。1815年的条约,就仿佛冒犯了他本人,气得他火冒三丈。他同威灵顿不共戴天,这种切齿的仇恨深得民心;而且,十七年来,他几乎不关心发生什么事件,始终威严地保持滑铁卢战役的那副忧伤神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弥留之际,他还紧紧抱着百日军官们赠给他的那把剑。拿破仑临终的话是:“军队。”拉马克临终的话则是:“祖国。”

他的死原在人们意料之中,但是人民怕他死,认为那是一大损失,而政府也怕他死,认为那是一次危机。他的去世令人悲痛。如同一切悲伤的事,这次悲痛就可能转化为反抗。而且果然出现了这种情况。

确定6月5日安葬拉马克,在头天夜里和这天早晨,灵车要经过的圣安托万城郊区就呈现一副凶相。这里纵横交错的街巷人声沸腾。大家有什么拿什么武器过来。有些细木工把刨床的铁夹取下,“好用来砸门”。其中一人弄了一个鞋匠的铁钩,砸掉钩子,磨尖铁柄,做成了一把匕首。另一个人“攻击”心切,一连三天穿着衣服睡觉。一个同行问一个叫龙比埃的木匠:“你去哪儿?”

“真的!我还没有武器呢。”

“那怎么办?”

“我去工地拿我的卡钳。”

“干什么用呢?”

“不知道。”龙比埃答道。

一个叫雅克林的送货员看见工人经过,就招呼一声:“喂,过来一下!”

他花几苏请人家喝酒,又问道:“你有活儿干吗?”

“没有。”

“那你就去菲勒皮埃尔家,在蒙特伊城关和夏龙城关之间。到那儿能找着活儿干。”

在菲勒皮埃尔家能找到子弹和武器。有些知名的头头在“赶驿站”,就是挨家奔走,召集他们的人员。在王位城关附近的巴泰勒米酒吧,在卡佩勒公馆、小帽子馆,喝酒的人相互攀谈,表情都非常严肃。只听他们说道:“你的手枪在哪儿呢?”

“掖在外衣里面。你的呢?”

“掖在衬衣里面。”

在横街,罗兰作坊前面,焚屋的院子里,还有在贝尼埃工具厂前面,一伙伙人在窃窃私议。可以注意到,一个叫马伏的人议论最激烈,他在一个车间干活儿从来不超过一周,准被老板打发走,“因为每天都得跟他争吵”。第二天,马伏在梅尼蒙当街被杀害了。马伏的助手卜雷托,也在斗争中丧命。

有人问:“你的目的是什么?”

他就回答:“起义。”

一群工人聚集在贝尔西街角,等待一个名叫勒马兰的人,即派到圣马尔索城关的革命委员,他们几乎公开对口令。

且说6月5日这天,时而下雨,时而出太阳,拉马克将军的出殡队列穿行巴黎,动用了正规的军队仪仗队,并为预防不测而增加了一点兵力。护送灵柩的有两个营官兵,军鼓都披着黑纱,官兵们枪口朝下背着枪;还有一万名挎着战刀的国民卫队队员,以及国民卫队的炮队。灵车由一队青年拉着行进,残废的军官手持月桂树枝,紧紧跟在后面。随后便是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乱纷纷,闹哄哄,一个个神态怪异,有人民之友社成员、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还有各国的流亡者,打着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波兰等国旗帜,还打着横条三色旗,以及五花八门的旗号,孩子们挥动着青树枝。石匠和木匠这时候也罢了工,有些人头戴纸帽,一看便知是印刷工人,他们三三两两,边走边叫喊,几乎每个人都挥舞着棍棒,有几个人还挥舞着战刀,队伍时而混乱,时而成行,没有秩序,但是却万众一心。一伙伙人自行挑选出头头;一个公然别着两把手枪的男子,仿佛在检阅其他人,而队列在他面前都自动闪避。在大马路的横街,只见树上、阳台上、窗口、屋顶上,人头攒动,有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眼里充满不安的神色。武装起来的群众走过,惊恐不安的群众观望。

政府也密切注视,而且手按着剑柄注视着。人们望得见路易十五广场那边,有四队骑兵,军号手在排头,个个挎着装满的弹盒,长短枪子弹上了膛,跨马立鞍,只待一声令下就进发;拉丁区和植物园那边,还有保安警察,布置在每条街上;酒市场那里有一队龙骑兵,第十二轻骑团半数守在河滩广场,半数守在巴士底广场,第六龙骑兵团布置在切莱斯廷河滨路,卢浮宫院内也驻满炮队。其余部队在军营里待命,这还不算巴黎周围布防的各团队。政府心惊胆战,在市内掌握两万四千军队,城郊掌握三万军队,将这些兵力悬在气势汹汹的群众头上。

送葬队伍中流传各种消息。有人谈论正统派的阴谋诡计;有人谈论赖希施泰特公爵[赖希施泰特公爵(1811—1832),拿破仑的儿子。拿破仑于1815年第二次退位时,他被议会宣布为拿破仑二世,1818年成为赖希施泰特公爵;他患了肺结核,于1832年7月22日去世,离拉马克将军葬礼仅有几周。],正当群众指望他重振帝国大业的时刻,上帝却要夺去他的性命。一个没有暴露身份的人物宣布,到了预定时间,两个被争取过来的工头,要向人民打开一个兵工厂的大门。大多数参加者没有戴帽子的额头上,最突出的表情是略显疲惫的激动。群众激动万分,但又正义凛然;当然也能看到队列里混着几张十足歹徒味的嘴脸,他们口出秽言:“去抢啊!”有时搅动沼泽底,水中就升起云状的浑汤;这种现象,对“干练的”警察来说毫不陌生。

送葬队列从灵堂出发,以缓慢而激动的步伐,沿着大马路一直走到巴士底广场。天上不时落一阵雨,但是群众毫不在意。接连发生好几次意外事件:灵柩围着旺多姆纪念柱绕一周时,有人望见费茨-詹姆斯公爵[费茨-詹姆斯公爵,元老院元老,极端保王党人。]头戴帽子,站在阳台上,便向他投石块;一只高卢雄鸡[高卢雄鸡是七月王朝的徽章。]被人从一面民间旗帜上拔下来,扔到泥坑里;在圣马尔丹门,一名宪兵被人用剑刺伤;第十二轻骑团的一名军官高声说道:“我是共和派”;综合工艺学院学生冲破禁令[有六十余名综合工艺学院的学生冲破禁令,在巴士底附近加入送葬行列。],突然出现,引起一阵阵高呼:“综合工艺学院万岁!共和国万岁!”这些都是送葬途中的插曲。看热闹的人群气势汹汹,拉成长长的队伍,从圣安托万城郊大街下坡,到巴士底广场同送葬队伍会合,一时群情激昂,开始沸腾起来了。

只听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瞧见了吧,那个留红山羊胡子的人,就是他下令什么时候开枪。”后来在另一次暴动,即格尼赛事件[格尼赛是圣安托万城郊大街的锯木板工人,1841年暗杀奥尔良公爵和欧马尔公爵未遂。]中,那个红山羊胡子似乎又执行同样任务。

灵车过了巴士底广场,沿着运河走一段,过了小桥,到达奥斯特利茨桥头空场,便停下来了。此刻若是鸟瞰,这一群众场面真像一颗彗星,头在桥头空场,长长的尾巴沿着布尔东河滨路扩展,覆盖巴士底广场,再由大马路一直拖到圣马尔丹门。灵柩围了一圈人。乱哄哄的场面静下来。拉法耶特致悼词,向拉马克告别。这是感人而庄严的时刻,每个人都脱下帽子,每颗心都怦怦跳动。忽然,人群中出现一个黑衣骑马人,手中举着一面红旗,有人说是长矛挑着一顶红帽子。拉法耶特转过头去,艾克塞尔曼[艾克塞尔曼(1775—1852),法国元帅,帝国骑兵英雄,1832年是巴黎市议会议员。]离开送葬队列。

那面红旗掀起一阵风暴,旋即消失。从布尔东大马路到奥斯特利茨桥,人声鼎沸,犹如汹涌的浪涛。两声喊叫异常洪亮:“拉马克去先贤祠!拉法耶特去市政厅!”在群众的喝彩声中,一伙青年拉起拉马克的灵车,上了奥斯特利茨桥,另一伙青年将拉法耶特扶上一辆公共马车,牵着沿莫尔朗河滨路驶去。

在围住欢呼拉法耶特的人群中,有人发现一个德国人,就指给大家看;那人叫路德维格·斯尼德尔,参加过1776年战争,在华盛顿麾下在特伦顿打过仗,还在拉法耶特麾下在布兰迪万打过仗[特伦顿和布兰迪万都是美国地名。这里指这个德国人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后来一直活到一百岁。

这时,守在河左岸的保安警察马队动起来,堵住桥头通道,右岸的龙骑兵也开出切莱斯廷,沿着莫尔朗河滨路布列。人群牵着拉法耶特乘坐的马车,拐上河滨路时,忽然发现那些骑兵,就连声喊道:“龙骑兵!龙骑兵!”龙骑兵默默地缓步前进,脸色阴沉地等待着,但是手枪还装在皮套里,马刀还插在鞘中,短枪托还由马鞍上的皮套托着。

距小桥有二百步远时,他们勒马停下。拉法耶特乘坐的马车迎头朝他们驶去。龙骑兵队列分开,让过马车又合拢来。这时,龙骑兵和群众遭遇了。妇女们都惊慌逃散。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发生了什么事?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两片乌云相交混的阴暗时刻。有人叙述说,听到武器库那边吹起了冲锋号,还有人叙述说,有个孩子用匕首刺了一名龙骑兵。事实上是有人突然开了三枪:第一枪打死了骑兵上尉绍莱,第二枪打死孔特卡普街上一个正关窗户的聋老太婆,第三枪擦破了一名军官的肩章。有个女人喊了一声:“动手太早啦!”形势陡变,只见莫尔朗河滨路对面,一队留在兵营的龙骑兵冲出来,挥动马刀,横扫巴松石街和布尔东大马路。

至此,风暴骤起,势态已成定局了。投掷的石块如雨点一般,枪声大作,许多人冲到河岸下面,跨过如今已填塞的一条小河,上了卢维埃岛[卢维埃岛,又称爱情岛,于1843年与右岸连成一片,即如今莫尔朗大街(原莫尔朗河滨路)、运河和亨利四世河滨路之间的地段。]的工地。这个现成的巨大堡垒,立即布满了战士,他们有的拔木桩,有的打手枪,霎时间一条街垒就起来了。被赶回的青年拖着灵车,又跑步过了奥斯特利茨桥,向保安警察冲去;骑警赶来,龙骑兵挥舞马刀。人群四处逃散,巴黎四面八方响起战争的喧嚣,人人高喊:“拿起武器!”众人奔突,跌跌撞撞,逃跑的逃跑,抵抗的抵抗。愤怒煽起暴动,如同火借风势。

四 沸腾的场面历历在目

世上的奇事,莫过于一场暴动的初发。四面八方一齐发难。早有预见吗?不错。早有准备吗?从哪儿爆发的?街道。从哪儿降临的?自天而降。在此处,起义具有密谋性质,在另一处又是自发的。随便一个人把握住群众的潮流,就可以随意引导。乍一开始,大家惊恐万状,又异常兴奋。先是喧闹鼓噪,店铺关门,摆摊的商贩纷纷撤离;继而零星几声枪响,有人逃跑,枪托砸大门咚咚山响,宅院里传出女用人的笑声和话语:“这回可有热闹看啦!”

不过一刻钟的工夫,在巴黎多少地点,几乎同时发生这种情况。

布列塔尼会圣十字街,二十来名留胡子蓄长发的青年,走进一家咖啡馆,不大会儿工夫又出来,打了一面横条三色旗,旗上系条黑纱,三个拿着武器的人领头:一个手持马刀,一个端着支步枪,第三个扛着长矛。

在诺南狄埃街,有一个中产阶级模样的人穿戴相当体面,腆着肚子,嗓音洪亮,已经秃了顶,留着黑胡子,髭须硬硬地翘起,他公然向过路人散发子弹。

在圣彼得-蒙马特街,一伙赤臂的汉子扯着一面黑旗行走,旗上写了几个白字:“共和或死亡。”在守斋者街、钟面街、骄山街、芒达街,都出现一伙伙人,挥动旗帜,只见上面写着带数字的“分部”。其中有一面旗帜,红蓝两色之间,夹着一条几乎窄得瞧不出来的白色。

在圣马尔丹大街,一个武器工厂遭抢劫,还有三家武器店被抢:一家在美堡街,第二家在米歇尔伯爵街,第三家在神庙街。群众上千只手,几分钟的工夫,就抢走了二百三十支步枪,几乎全是双响的,还抢走了六十四把马刀、八十三支手枪。他们为了武装更多的人,就一人拿步枪,卸下刺刀给另一个人。

在河滩广场路对面,一些拿短枪的青年到妇女家中去射击,其中一人还有一支转轮短枪。他们拉门铃,进人家里上子弹。经历这种事的一名妇女叙述说:“原先我不知道子弹是什么东西,还是我丈夫告诉我的。”

在圣母升天会老修女街,一帮人冲进一家古玩店,抄走了土耳其弯刀和武器。

一个泥瓦匠被枪打死,尸体就躺在珍珠街头。

既而,右岸、左岸、河滨路、大马路、拉丁区、菜市场街区,一群群人气喘吁吁,有工人、大学生、居民,他们念公告,高喊:“拿起武器!”他们打碎路灯,给拉车的马卸套,翻起铺路的石块,砸开人家的大门,拔下树木,搜索地窖,滚动着推出酒桶,堆起石块、碎石子、家具、木板,造起一道道街垒。

人们强迫有产阶级帮忙。他们闯进住户,要主妇把外出的丈夫的刀枪交出来,并用白垩粉在门扇上写“武器已交出”。有的人拿了刀枪,还在收条上“签了名”,并交代一句:“派人明天去市府领取。”街头单独执勤的岗哨、前往市府的国民卫队队员,全被解除了武装。军官的肩章也被扯掉。在圣尼古拉公墓街,一名国民卫队军官,被一群挥舞棍棒和花剑的人追得走投无路,好不容易才躲进一户人家,直到天黑才换了装溜走。

在圣雅克街区,一群群大学生从公寓出来,沿着圣雅散特街上坡去进步咖啡馆,或者沿马图林街下坡去七球台咖啡馆。有些青年在那里,站在门前的石桩上分发武器。有人赶到特朗斯诺南街的工地,抢走材料去建街垒。只有一处居民抵制,在圣阿乌瓦伊街和西蒙-勒弗朗街的拐角,他们动手拆除了街垒。只有一处起义者退却了,他们在神庙街同国民卫队的一个支队交火后,便丢下刚开始构筑的街垒,沿着制绳场街逃跑了。那个支队在街垒里拾得一面红旗、一盒步枪子弹和三百发手枪子弹。国民卫队将红旗撕成条条,挑在他们的刺刀尖儿上。

我们在这里从容逐个叙述的事件,当年却是在一片喧嚣沸腾声中,在城中各处同时爆发的,犹如一大阵滚雷声中无数道闪电。

不到一小时,仅在菜市场街区,就有二十七道街垒拔地而起。位于中心的那栋五十号楼房,正是雅纳[雅纳,起义工人,当时指挥圣马尔丹和圣梅里两条街拐角的街垒。]和一百零六名战友的堡垒,一侧有圣梅里街街垒,另一侧有摩布埃街街垒,从而控制三条街:阿尔西斯街、圣马尔丹街,以及正对面的欧伯里屠户街。两道折尺形的街垒,一道从骄山街折向大丐帮街,另一道从乔弗鲁瓦-朗日万街折向圣阿乌瓦伊街。这还不算巴黎其他二十个区,沼泽区、圣日内维埃芙山的无数街垒;梅尼蒙当街街垒上,有一扇卸下来的大门:在天主医院小桥附近那道街垒,是由卸了套并掀翻的苏格兰大车等构筑的,离警察总署才三百步。

在乡村乐师街街垒那里,有一个穿戴体面的男子在向工人发钱。在格雷内塔街街垒,来了一个骑马的人,他将一卷东西,好像是一卷钱币,交给街垒头领模样的人,说道:“喏,拿去花吧,买葡萄酒什么的。”一个没有扎领带的金发青年,从一个街垒到另一个街垒传达口令。另一个青年手提马刀,头戴警察蓝帽,正在分派岗哨。街垒里侧的酒馆和门房,全改为警卫室。此外,暴动的举措,完全符合最高明的军事战术。他们选择的街道令人赞叹,又狭窄又不平整,曲里拐弯,斗折蛇行;尤其菜市场周围,街巷如网,比一片森林还要错综复杂。在圣阿乌瓦伊街区领导起义的,据说是人民之友社。一个人在蓬索街遇难,有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巴黎地图。

暴动的真正领导者,是弥漫空间的一种莫名的狂热情绪。这次起义突如其来,一只手筑起街垒,另一只手几乎占领了驻军的全部据点。起义群众就像燃烧的一条火药长蛇,迅速蔓延,不到三小时,在右岸就侵占了武器库、王宫广场区政府、整个沼泽区、波潘库尔兵工厂加利奥特厂水塔、菜市场附近的所有街道;在左岸侵占了老军营、圣佩拉吉、摩贝尔广场、双磨坊火药库和全部城关。到了傍晚五点钟,他们又控制了巴士底、内衣和床上用品商业区、白外衣商业区;他们的侦察员摸到了胜利广场,威胁到法兰西银行、小神甫兵营、驿站旅馆。巴黎三分之一的区域属于暴动。

每一处斗争规模都很大,解除军人武装,搜查住宅,火速夺取武器商店,总之,由投掷石块开始的战斗,必然用刀枪继续下去。

将近傍晚六点钟,鲑鱼巷变为战场。暴动占一端,军队占另一端。双方从一扇铁栅门向另一扇铁栅门射击。一个观察者、梦幻者,即本书的作者,曾靠近火山观看,恰巧落入那条小巷,受到两面火力的夹击,只有间隔店铺的那种鼓起的半圆柱可避子弹,他在那尴尬的境地待了半小时左右。

这期间,国民卫队队员听到集合鼓声,都急忙换上制服,拿起武器,宪兵队从区公所出动,步兵团队也出了兵营。在船锚巷对面,一名军鼓手挨了一匕首,另一名军鼓手在圣拉扎尔谷仓街被干掉。在米歇尔伯爵街,接连倒下三名军官。好几名市府卫队士兵,走到伦巴第街被打伤,又赶紧退回去。

在巴塔夫死巷前,国民卫队的一个小分队发现一面红旗,旗上写着“共和革命第127号”的字样。这果真是一场革命吗?

这次起义将巴黎中心区变成内部错综复杂、迂回曲折的巨大堡垒。

那儿就是核心,那儿显然就是问题的症结。其余地方只不过是小冲突。这表明那里决定全局,而那里还没有开始战斗。

有几团军队士兵情绪不稳,这就给这场危机增添几分令人心惊胆战的晦暗。他们还记得1830年7月,民众多么热烈欢呼五十三团保持中立。两个久经大战考验的英勇无畏的人,德·洛博元帅和比若将军,一主一副,指挥各部军队,由几营兵力组成的巡逻大队,在国民卫队几个连的护卫下,由一名挎着绶带的警官开路,前往起义地带的街道侦察。起义者这方面,也在十字街头的拐角布置了前哨,还大胆地往街垒外面派遣巡逻队。两边营垒相互审视观望。政府方面,手中掌握军队,但还在犹豫。天快黑了,只听圣梅里教堂开始敲警钟了。当时的国防大臣苏尔元帅,曾经参加过奥斯特利茨战役,他阴沉着脸注视这局面。

这些老水兵只习惯正规布军作战,他们的方法和指导只有战术这一打仗的指南针,现在面对所谓众怒的这种万顷浪涛,就完全不知所措了。革命的风向无法掌握。

郊区的国民卫队匆忙赶来,一片混乱。第十二轻骑兵团一个营从圣德尼快马赶到,第十四团队也从弯道赶来;一门门大炮则从万森炮台拉下来。

土伊勒里宫却一片孤寂。路易-菲力浦处之泰然。

五 巴黎的古怪

我们说过,两年以来,巴黎不止一次见识过起义。在一场暴动期间,一般来说,除了起事的街区,巴黎外观总是平静得出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巴黎总能很快适应——无非是一次暴动——巴黎百业繁忙,哪有工夫为这点儿小事分神。唯独这类大都市,才能呈现这种景象。唯独这类巨大的城池,才能同时容下内战和莫名其妙的宁静。每次爆发起义,每当听见军鼓声、集合令和总动员令,店铺老板通常总说一声:“圣马尔丹街好像又闹起来了。”

或者说:“圣安托万城郊那边。”

他还往往漫不经心地补充一句:“反正那一带吧。”

过了一阵,又清晰传来密集的枪声,令人肝胆俱裂的凄厉喧扰,店铺老板则说:“事情严重啦?咦,事情严重啦?”

再过一会儿,如果暴动的势头更大,渐渐迫近了,他就慌忙关闭店门,赶紧套上制服,也就是说,确保货物安全,拿生命去冒险。

在十字街头,在通道上,在死巷里,双方对射,争夺街垒,夺取又丢掉,再夺回来;鲜血流淌,房舍的门脸打得弹痕累累,有人在内室也被流弹打死,尸体堵塞街道。然而,离那儿只有几条街,咖啡馆里还传出打弹子的声响。

在那些战火纷飞的街道两步远的地方,看热闹的人又说又笑;剧院还开门,照样演出闹剧。出租马车还揽客行驶;有人进城去赴宴,有时就去正在打仗的街区,1831年那次,有一处射击停止了一会儿,好让婚礼的队列过去。

1839年5月12日那次起义,一个有残疾的小老头在圣马尔丹街上推一辆小车,车上装着盛满饮料的玻璃瓶,用一块三色破旗布盖着,他从街垒走到军队,又从军队走到街垒,不偏不倚,时而向政府,时而向反政府供应一杯杯椰子汁。

简直怪极了,而这正是巴黎暴动的特色,在其他任何国度也见不到。这必须具备两种条件:巴黎的伟大及其欢快。必须是伏尔泰和拿破仑的城市。

然而1832年6月5日这次,刚一动武,这座大都市就感到有什么比它更强大的东西,于是害怕了。只见各处门窗和窗板在大白天都关着,连最偏僻和最“无关”的街区也不例外。勇敢的人拿起武器,胆小鬼就躲起来。只顾去办事而漠不关心的行人不见了。许多街道都空荡荡的,就好像凌晨四点钟。大家传递着引起人心惶惶的情况,传播着凶多吉少的消息,说什么“他们已经占领了银行”“仅仅在圣梅里修院,就有六百人,以教堂为雉堞固守”“防线并不牢固”“阿尔芒·卡雷尔去见克娄泽尔元帅,元帅说:‘首先设法争取一团人马……’”“拉法耶特病了,但是他对他们说:‘我听你们的吩咐,只要有放一张椅子的地方,追随你们到哪儿都行’”“千万当心,夜晚有人抢劫巴黎偏僻角落的散居人家”(从这里能看出警察的想象力,那个安娜·拉德克利夫[安娜·拉德克利夫(1764—1823),英国女作家,发表过许多描写犯罪的“黑色小说”。]同政府有一腿)、“欧伯里屠户街布置了大炮”“洛博和比若一同商榷,决定午夜,最迟拂晓,组织四路人马同时向暴动的中心进发,第一路从巴士底出发,第二路从圣马尔丹门出发,第三路从河滩广场出发,第四路从菜市场出发;部队也许撤离巴黎市区,退到演兵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可以肯定,这次来势凶猛”“苏尔元帅还游移不决,大家对此深为忧虑”“为什么他不立刻进攻”“可以肯定他深谋远虑。那头老狮子,在昏暗中仿佛嗅到了一个怪物”。

到了晚上,剧院不开门了;巡逻队气势汹汹,在街上走动,盘查行人,逮捕形迹可疑者;刚到九点钟,就抓起来八百多人;警察署监狱爆满,裁判所附属监狱爆满,强力监狱爆满。尤其裁判所附属监狱,在那人称巴黎街道的长长地道里,全铺上了麦秸,躺着一堆堆囚犯,而里昂人拉格朗日[夏尔·拉格朗日(1804—1857),在里昂领导进步社,积极参与组织了1834年的里昂起义,故人称“里昂人”。但雨果在此这样称呼他还为时尚早。]无所畏惧,正向囚犯们演讲。所有人一动弹,打地铺的麦秸哗哗响,就像下一阵暴雨。别处监狱更惨,囚犯相互偎依,就睡在院子里。到处人心惶惶,这种动荡的气氛,在巴黎是少见的。

居民在家里门窗紧闭,做妻子和母亲的都提心吊胆,听到的全是这种话:“噢!上帝啊!他还没回家!”远处难得传来车辆行驶的声响。居民站在门口,倾听外面的喧闹、呼喊、乱哄哄的嘈杂声,低沉而难以分辨,他们听见点什么就说:“那是马队。”或者:“那是弹药车在飞跑。”军号声、鼓声、枪声,而圣梅里教堂的警钟尤为凄厉。人们已有所料,等着打响第一炮。武装人员出现在街头,连声喊道:“全回家去!”旋即就不见了。居民都急忙插好门闩,嘴上直嘀咕:“这要闹到什么地步呀?”夜幕逐渐降临,暴动的火光映红巴黎的夜空,显得越来越凄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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