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站在开着的窗子前面。他看上去很潇洒，因为他夹着领带别针的衬衫荷叶襟和褶裥花边都十分漂亮。他把他的下巴刮得特别光，虽然他把自己微微割破了一点，在那上面贴了一小片报纸。“听着，小家伙！”他叫道。

他对着讲话的男孩不是别人，而是一个贫穷洗衣妇的儿子，他正好在这房子前面走过。他停下来，恭恭敬敬地摘下他的鸭舌帽。鸭舌帽的鸭舌已经从当中断掉，这样他很容易就能把帽子卷起来放到他的衣袋里去。他穿着他那身寒伧但是干净、补得很好的衣服，脚上蹬着木头鞋，站在市长面前，看上去谦恭得好像那是国王他本人。

“你是个有礼貌的好孩子，”市长说。“我想你的母亲正忙着在下面河边洗衣服，你是在把你衣袋里的那个东西给她送去。对你母亲来说这是非常不好的。那里面你弄到了多少？”

“只有半斤，”孩子用害怕的声音吞吞吐吐地说。

“今天早晨她已经喝过这么多了吧？”

“不，那是昨天，”孩子回答说。

“两个半斤就是整整一斤了，”市长说。“她是个废物。这些人，真是可悲。你去对你的母亲说，她应该为她自己感到羞耻。你可不要变成一个酒鬼，但是我想你会的。可怜的孩子，好，现在走吧。”

孩子继续走他的路，手里拿着他的鸭舌帽，风吹拂着他的金发，把它吹得竖了起来。他在街角拐弯，走进通到河边去的小巷。他母亲正站在河水里她的洗衣凳旁边，用一根很重的木杵捶打着被单。磨坊的水闸门已经打开，当水很快地滚滚而来的时候，被单被流水带走，几乎把洗衣凳都掀翻了，因此洗衣妇不得不趴在它上面按住它。“我几乎都要给冲走了，”她说。“你来得正好，我要点东西提提神。在水里真冷，我已经在水里站了六个钟头。你给我拿来什么了吗？”

孩子从衣袋里掏出瓶子，他母亲马上把它放到嘴边喝了一点。

“啊，它多有好处，让我多暖和啊，”她说。“它像顿热饭一样好，又没那么贵。喝一点吧，我的孩子；你看上去十分苍白；衣服单薄，你都在发抖了，真正入秋啦。噢，水多凉啊！但愿我不会生病。不，我绝不可以怕生病。再给我来一点，你也可以抿一些，不过只是抿一抿，你绝不可以喝惯了，我可怜的小宝贝。”她从河里走上她说话时孩子站着的桥上，来到岸边。水从围着她身体的草席，从她的衣服上滴滴答答落下来。“我卖力干活，我两只可怜的手痛得要命，”她说，“但是我心甘情愿这样干，好诚诚实实、忠忠直直地把你养大，我的小宝贝。”

就在这时候，一个岁数比她大些的女人向他们走来。她的样子可怜巴巴，一条腿瘸着，很大的一绺假鬈发盖在一只眼睛上，那只眼睛是瞎的。这绺鬈发就是要遮住这只瞎眼睛，但是它反而使这个缺陷更加明显。她是洗衣妇的朋友，邻居就叫她“一绺鬈发的瘸腿玛莎”。“噢，你这个可怜家伙，站在那儿水里，你干活不要命啦！”她说。“你的确需要点东西让你稍微暖和一点，可是有人怀有恶意，就为了你喝那么几滴就大叫大嚷。”接着玛莎把几分钟前市长对她孩子说的话复述给她听，这些话她都听到了；她觉得非常生气，竟有人会像他那样，对一个孩子讲孩子亲妈妈的坏话，只为了她喝的几滴酒；她觉得更加生气的是，市长当天晚上要开宴会，宴会上有的是酒，烈酒，醇酒，一瓶一瓶地喝。“许多人会喝过量，但是他们不把这叫做喝酒！他们全没错，你却是个十足的废物！”玛莎气愤地叫道。

“他是那样对你说的吗，我的孩子？”洗衣妇说，说话时嘴唇在颤抖。“他说你有个是废物的妈妈。不过他也许是对的，但是他不该把这话说给我的孩子听。那个家对我发生了多少事情啊。”

“可不，”玛莎说。“我记得那个市长的父母还活着的时候，你在他家打工，住在那房子里；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情啦。打那以后不知多少升斗的盐吃了下去，人们大概很渴了，”玛莎微笑起来。“市长今天的盛大晚宴本该延期，但是消息来得太晚了。那仆人告诉我说，菜都已经做好，才接到信说市长的弟弟在哥本哈根死了。”

“死了！”洗衣妇叫起来，面色一下子苍白得像死人。

“是的，没错，”玛莎回答说，“不过你干吗为这事这样伤心啊？我想你许多年前就认识他，还是你在那里打工的时候。”

“他死了吗？”她说。“噢，他是那么一个善良好心的人，像他那样的人还真不多，”她说话时泪水滚下她的脸颊。接着她叫道：“噢，天啊；我觉得很不舒服；什么东西都在我周围打转，我受不了啦。瓶子空了吗？”她说着靠在木板上。

“天啊，你真病了，”那女人说。“来吧，振作起来；也许一会儿就好。不对，我看你真的病了；我最好还是把你送回家去。”

“不过我洗的东西在那里。”

“我会收拾它们的。来吧，把你的手臂给我。孩子可以留在这里看着那些东西，我再回来把它们洗完；不多了。”

洗衣妇的腿在发抖，她说：“我在冷水里站得太久了，从早晨起一整天没吃过东西。噢，仁慈的上帝啊，帮助我回到家吧；我全身烧得滚烫。噢，我可怜的孩子，”她痛哭起来。而他，可怜的孩子，一个人坐在河边，紧靠着湿的衣物，守着它们，也在哭着。

两个女人走得非常慢。洗衣妇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走过小巷，绕过街角，走进市长住着的那条街；当她来到市长那座房子的门口时，她在人行道上晕倒下来了。许多人过来围住她，瘸腿玛莎跑进那座房子求救。市长和他那些客人来到窗前。

“哦，是那个洗衣妇，”他说，“她喝多了。她是个废物。对她那个漂亮的幼小儿子来说真是一件伤心事情。我倒很喜欢那个孩子；不过他的母亲是个废物。”

过了一会儿洗衣妇自己恢复了知觉，大家扶她回到她那可怜的住处，把她放到床上。热心肠的玛莎给她热了一杯啤酒，在里面加上黄油和糖，——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药了——然后赶到河边又是洗又是绞，说实在的，洗得很不地道，但是她已经尽了力。接着她把洗过的衣物拉上岸，就那么湿漉漉的放到篮子里。天黑前她和洗衣妇一起坐在那可怜的小房间里。市长的厨子给她一些烤土豆和很好的一块肥肉带给病人。这些东西玛莎和孩子吃得津津有味，但是病人只是说，她想来闻闻它们的气味也是够有营养的。过了一会儿孩子上床了，就睡在他妈妈躺着的同一张床上；不过他睡在她的脚下，盖一条用蓝色和白色破布拼起来的旧被子。这时候洗衣妇觉得好了些。热啤酒使她有了点力气，好食物的香味也使她愉快起来。

“多谢你，你这好人，”她对玛莎说。“现在孩子睡着了，我来把一切告诉你。他很快就睡着。他闭上眼睛躺在那里，样子多么温柔可爱呀！他不知道他的母亲吃了多大的苦，老天保佑他永远不会知道。我在顾问官，就是市长的父亲那里当仆人，正好碰上他最小的儿子，那位大学生回家来。那时候我是个年轻野姑娘，但是很老实；这一点我可以对天发誓。那大学生快活、勇敢、温和、亲切；他身上的每一滴血都是好的和正直的；天底下没有更好的人了。他是这一家的少爷，而我只是一个仆人，但是他真诚地爱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母亲。对于他来说，他母亲是人世间的天使；她是那么聪明美丽。他要去旅行，行前他把一枚金戒指戴到我的手指上；他一走出房子，我的太太就把我叫去。她温和而庄重地把我拉到她的身边，像一个天使那样对我说话。她清楚地让我知道他和我之间在精神上和实质上的差别。‘他现在喜欢你漂亮的脸，’她说，‘但是美貌是不长久的。你没有像他那样受过教育。你们在智力上和身份上都不相称，不幸就在于此。我是尊重穷人的，’她说下去。‘在上帝面前，他们可能比许多富人具有更高的位置；但是在这儿人世间，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误入歧途，不然我们的打算就会落空，就像一辆马车行驶在一条危险的路上翻车一样。我认识一个很好的人，一个手艺人，他想要娶你。我说的是埃里克，那个做手套的师傅。他死了老婆，没有孩子，境遇很好。你考虑一下好吗？’她说的每一个字像尖刀一样刺痛我的心，但是我知道她是对的，这想法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上。我吻了她的手，流下痛苦的眼泪，回到我的房间我扑倒在床，哭得更伤心了。我熬过了一个可怕的长夜；上帝知道我受了多大的折磨，我是怎样地挣扎。接下来的礼拜天我去教堂祈求上帝指引我。就像是天意，我一走出教堂，埃里克就向我走来；于是我的心中疑虑全消。我们在身份和境遇上都相当。他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个有钱的人。我走到他面前，握住他的手说：‘你对我的心依然没有变吗？’‘是的，永远不会变，’他说。‘那么你愿意和一个尊敬你但不爱你的姑娘结婚吗？不过爱情以后会产生的。’‘是的，爱情以后会产生的，’他说。于是我们谈妥了，我回到太太的家里。我把她儿子给我的金戒指藏在怀里。白天我不能把它戴在我的手指上，只能在晚上，当我上床时，我把戒指吻了又吻，直到嘴唇都要流出血来。然后我把戒指还给太太，告诉她说，我和手套师傅的结婚公告将在下星期发布。于是我的太太拥抱我，吻我。她没有说我是‘废物’，大概我那时比现在更有用一些；但是我当时对这世界上的不幸还一无所知。我们在米迦勒节结了婚，第一年我们一切顺利。我们有一个伙计和一个学徒，你来做我们的仆人。”

“啊，对，你是一位美丽的好太太，”玛莎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和你丈夫对我有多么好。”

“不错，你和我们在一起那几年是快活的日子，虽然我们起先没有孩子。我再也没有和那大学生会过面。但是我见过他一次，不过他没有看见我。他回来参加他母亲的葬礼。我看见他站在他母亲的坟前，看上去脸色苍白得像死人，十分痛苦；因为那是他的母亲。过了一些时候，他的父亲也死了，那时他在国外没有回家。我知道他一直没有结婚，我相信他成了一名律师。他已经把我忘记了，即使我们见面，他也不会认出我来的，因为我已经失去我的美貌，也许这样更好。”接着她谈了她苦难的日子，这时不幸落到了他们夫妇头上。

“我们有了五百块钱，”她说，“街上有一座房子要出售，售价是两百块钱，因此我们想，我们值得把它买下来拆了，在原地造一座新的；于是我们把它买下来了。营造商和木匠估计造新房子要花一千零二十元。埃里克很有信用，因此他在首都借到了钱。但是把钱带回来给他的船长遇到了沉船事故，钱也丢了。就在这时候，如今睡在这里的我那小宝贝出世了，我的丈夫患上了拖延时日的重病。有九个月我不得不给他穿衣服和脱衣服。我们还不出钱，借更多的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卖掉了，接着我的丈夫去世。打那以后，我为了孩子工作，苦干，拼命。我不分粗细衣物又擦又洗，但我没有办法改善生活，这是上帝的旨意。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他会把我带到他那里去的，但是我知道他永远不会遗弃我的孩子。”接着她睡着了。天亮时她觉得精神好得多，认为有足够的力气继续干她的活了。但是她刚踏到冷水里，只感到一阵头晕；她的手在空中乱抓，向前踏了一步，随即倒了下来。她的头跌在干地上，但是两只脚在水里；只用一束干草系在脚上的两只木头鞋被水冲走了，当玛莎来这里给她送点咖啡的时候，看到她正是这个样子。

就在这时候，市长派人到她家，要她务必马上去见他，他有话要跟她说。但是太晚了；一个外科医生被请来给她在手臂上放血，但是这个可怜的女人已经死了。

“她喝酒喝死了，”残酷的市长说。在报告他弟弟死讯的信里写明，他遗嘱中要把六百元赠与曾给他母亲当女仆的手套匠寡妇，这笔遗赠应根据实际需要，以或大或小的数目付给寡妇或者她的孩子。

“我记得我弟弟和她有过点什么事，”市长说。“她死了倒是件好事，因为这孩子现在可以得到全部钱了。我要把他交给好人家领养，使他能成为一个正派的工人。愿上帝赐福这些话。”于是市长把孩子叫来，答应照顾他，但极其残酷无情地加上一句，说他的母亲死了是一件好事，因为“她是个废物”。人们把她抬到教堂墓地，埋葬穷人的教堂墓地。玛莎在坟上撒上黄沙，在上面栽了一棵玫瑰树，孩子站在她身边。

“噢，我可怜的妈妈！”他叫道，同时热泪滚下他的两颊。“他们说她是个废物，这是真的吗？”

“不，这当然不是真的，”老女仆回答说，抬起眼睛朝天上看。“她非常有用；我在许多年前就知道这一点，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夜以后，我比以前更加确信这一点。我说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可敬的人，在天的上帝知道我说的是真话，尽管世上的人到现在还会说她是个废物。”